唐万新获刑

4月29日，“五一”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一条简短的新华社消息稿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天，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对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的德隆主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就在三个月前，1月20日，此案在武汉中院开庭，历时两天。显然，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公布判决结果，是为了减少市场和社会的关注与震荡。

判决书长达230多页，在详细陈述了公诉方的意见、被告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以及双方出示的各种书证、人证及公安机关的问讯笔录后，做出判决――

“德隆系”最高负责人唐万新所控两项罪名均告成立，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同列本案被告的三家企业和德隆原六位高管也均被判有罪。其中，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3亿元，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罚金各50亿元。三家核心企业合计被罚103亿元。

德隆原高管李强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杨利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王恩奎、董公元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分别获刑二年；洪强、张龙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分别获刑一年九个月。

截至5月9日，也就是十天之内可以对上述判决申请上诉的最后期限，无一被告提请上诉。由此，一审判决即告生效，历时近两年的德隆案全部尘埃落定。

此前，包括德恒证券案、中富证券案、伊斯兰信托案、金新信托案等，均已产生了一审判决结果。案件中的被告均被控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最高者为德恒证券总裁韩新林，五年；最低者为一年。

与其旧部所获刑期相比，唐万新的八年刑期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此前已有法律专家指出，即使两罪并罚，唐万新获刑逾十年的可能性也极小。“从被的罪名看，被判八年是适中的。”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个人执业律师严义明说。

在庭审中，唐万新的辩护律师、上海申达律师事务所陶武平为非法吸储罪做无罪辩护；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做轻罪辩护。“按照我的想法，给唐万新判两年差不多。”陶武平对《财经》记者说。

辩护者称

和德隆系列案前几个案子一样，对主案的辩护，围绕着保底委托理财是否构成非法吸储罪的问题展开。

书称，被告单位上海友联及被告人唐万新、杨利、李强等组织金新信托、德恒证券等六家股权托管公司，以向客户承诺按期还本，并支付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固定收益率的方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02亿元人民币，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为172.18亿余元。

唐万新的辩护律师陶武平的辩护意见称：涉案六家金融机构吸收的可变现类资产、对外借款以及通过银行正常委贷的资金、向德隆关联企业和关联企业职工个人吸收的资金、签署国债投资协议并在客户账户中实际购买国债的资金，以三方监管模式在客户指定的证券公司账户中实际运作、纯粹为客户进行国债和股票买卖的资金，并不能归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此外，三家信托公司从客户手中取得的资金绝大部分交给了三家涉案券商，因此，将六家金融机构委托理财资金简单相加，犯了重复市场计算的错误。

他辩称，尽管保底条款违法违规，但还属于委托理财，不是“吸收公众存款”。公诉机关因委托理财协议有高于银行利息的保底收益条款便认定该委托理财行为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显然犯了对事实的认识错误”。辩护意见进一步表示，将“不正当资产管理业务之违规行为”所引发的重大财产损失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罪依据，“是错误的”。

这些辩护观点没有被法院采纳。但法院采纳了辩护律师提出的“唐万新案发前主动回国投案，应具备自首的法定从轻情节”这一辩护意见。

对于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指控，书称，新疆德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总裁唐万新，公司高管王恩奎、董公元、洪强、张龙，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段，长期操纵股票交易价格，非法获利98.61亿元。

对此，唐万新的辩解是：2001年突然将“老三股”增持到90％以上，一是挤兑危机，二是因为保底条款。如果当时不增持，金新信托就会出现近70亿元的亏损，当时就会破产，“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被迫增持，从而实现对价格的完全影响力。”

唐万新并辩称，“从第一天德隆就没有获取差价的意图，因为所有的利润都分年度分给客户。”2001年危机爆发时，德隆拿出几十亿元来“承担风险”；危机爆发后，又担保了40亿到50亿元，“所以从整个风险的转嫁来看，德隆并没有将风险转嫁给客户，而是转嫁给德隆自己。”

辩护律师陶武平亦在辩护意见中表示，“老三股”价格涨幅是多因一果，公司基本面优良是股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且“老三股”的买卖并未引起股价的异常波动；从集中持有“老三股”产生的后果来看，并未因此坑害别人，客观上对维护三家上市公司利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辩方提出的意见，法院审查认为不能成立。判决书中表示，被告唐万新作为新疆德隆、德隆国际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总负责人，对操作“老三股”的总体运作模式做出决策，直接指挥或组织有关人员买卖“老三股”，使用实际控制的2.4万多个股东账户，累计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累计卖出621.83亿元，最高持仓比例全部高达91.5％，自买自卖占总交易量的最高比例全部在99.83％以上，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

量刑者疑

与此前德隆旗下数家金融机构相比，对唐万新及其核心企业的指控及定罪，增加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但在一些法律专家和众多民众看起来，这与德隆给市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与影响仍不成正比。

“当眼前的大戏落幕、神秘的章节彻底曝光以后，我们突然发现，现有的法律体系对唐万新圈钱运作以及所导致的损害后果所能给予的处罚手段，居然是那么贫乏，甚至找不到一个准确的专业的法律描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曾在《财经》撰文指出。

严义明律师亦表示，“从德隆的情况看，旗下德恒证券将客户保证金挪用一空的情况没有被追究；金新信托根本未将募集资金用于承诺用途，客观上存在集资诈骗的嫌疑，却根本没有立案侦查和。”

李曙光认为，唐万新案涉及多项正在修改、已经修改和新制定的法律。如《破产法》中的债权人集体清偿和保护机制；最近人大常委会讨论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涉及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关于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利益的法律；新修改的《公司法》中，有关违法的关联交易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管人员的忠诚、勤勉义务；新修改的《证券法》中，对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的行为的认定；等等。

从目前结果来，即便这些新的法律出台生效以后，对于唐万新类案件似乎也未有对应的处罚和威慑机制。

德恒案自然人第一被告韩新林的辩护律师陈敢向《财经》记者表示，公诉机关选择非法吸储罪作为打击德隆的突破口，非但没有造成被告者道义上的破产，相反暴露出立法和监管上的诸多问题。

唐万新案前，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如以金融诈骗类罪名，包括非法集资罪、骗贷罪、票据诈骗等――此类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均为无期徒刑――指控唐万新，将形成巨大的威慑和警示作用。

不过，唐万新的命运在去年12月底，即书由检察院移送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时起，就已无太多悬念――根据惯例，被控的两项罪名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期不会高于十年有期徒刑，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刑期不会高于五年有期徒刑。果然，只是考虑到唐万新的主犯身份，判决结果在量刑上略高于“德隆系”其他被告。

法院还判决，三名法人被告合计被罚103亿元人民币。对于德隆是否有能力执行这一处罚，外界普遍表示怀疑。

“大家疑惑这个罚金有没有意思？”唐万新辩护律师陶武平说，从法院来讲，在认定操纵股价罪名成立的情况下，以罚金形式开出这么大的罚单在法律上是成立的。“法院不必考虑德隆是否有能力偿还――罚金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罚金。”

原上海友联的一位公司高管则向《财经》记者表示，这就是“数字游戏，做给老百姓看的”。

2004年4月，德隆危机全面爆发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受托全面接管了德隆，负责资产清算和重组。前友联人士表示，由于要确保庭审时法人被告主体仍存在并具有法人资格，在最终判决公布以前，华融无法真正处置资产。华融重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拒绝透露德隆目前的资产状况，表示“不便讲话”。

判决书最终认定的犯罪金额比书略有减小。在书中，公诉人指控被告单位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02亿元人民币，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为172.18亿余元。而在判决书中，最终被认定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为437.437亿余元，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为167亿余元。

另外，法院对书中武汉市检察院指控杨利挪用资金罪，认为证据不足，未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