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峰同志与辽西

为适应新的形势，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9年4月21日命令，重新规划东北行政区，决定撤销辽北、辽西省建制，重新组建新的辽西省。新辽西省委于5月15日在锦州正式办公，郭峰任书记。当时，东北及全国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后，全党工作面临一个大转变。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举行，的报告和全会决议都提出：在全面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党必须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实行工作重点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当然这也是新组建的辽西省委的头等大事。在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工作重点转移方针的过程中，郭峰领导辽西省委经过独立思考，提出了“以农村为重点，城乡兼顾”的方针，有效地推进了辽西当时的工作，也为今天留下了积极的借鉴。

独立思考 提出方针

由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发表，辽西省委刚组建时的主要工作是围绕贯彻决议进行的。1949年5月，全省除个别县外，有20个市、县均作了传达讨论，在市、县一级主要干部中初步明确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的思想，加强了整体观念。5月下旬，辽西省委召开会议，研究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会议对锦州、山海关、四平等市公、私营工业生产进行安排，对一些县里的建筑、造纸、纺织、陶瓷等各行业的整顿、经营也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新的生产计划。在组织上抽调了一批干部充实到工业部门，以加强对工业的领导。

在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过程中，作为辽西省委书记，郭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辽西省委怎样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他当时思考了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党中央、主席提出全党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符合中国革命规律，没有这种转变中国就不可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实现伟大的经济建设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工作重点转变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辽西和全国、东北地区其他省份一样，必须尽快赶上整个国家和东北地区的建设速度。其次，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里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在南方各地，人民是先占领城市，后占领乡村，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人和农民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决议中指出的不同地区党的任务有所区别的问题给郭峰很大启示。第三，联系辽西实际情况看，辽西是东北地区解放较晚的省份，新区占全省一半以上，尚未结束。特别是1949年夏季辽河、大小凌河洪水泛滥，造成特大灾害，秋季粮食大减产已成定局。

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思考中，郭峰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想法。他在1949年8月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辽西省委工作重点的看法。他指出：通过对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学习、贯彻和执行，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全党实行工作重点转变的重大战略意义，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这种转变。但辽西省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全省有一半以上的地区是在辽沈战役中解放的，而且由于1949年夏季遭受水灾，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压力很大，农村各种基础相当薄弱。鉴于这种实际情况，我们辽西在1949年下半年和1950年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不单是指农业生产，也包括城乡贸易，包括城市工作。郭峰提出这个主张后，辽西省委副书记喻屏、省长杨易辰、省委秘书长傅雨田等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表示赞成，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由于辽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大多数都同意郭峰的意见，于是省委决定提出1949年下半年和1950年，辽西省委在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以农村工作为重点的工作方针，并将此方针报告给东北局。

此后，辽西省委即按此方针进行工作，并在1950年4月召开的辽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再次重申了这个工作方针。辽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于1950年4月1日至6日在锦州召开。在会上，郭峰作了《关于1950年辽西省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辽西地区因是新区，灾情又重，在经济建设上，则应在二中全会城市领导乡村、城乡兼顾的精神下，以恢复与发展农业经济为重点，也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城乡兼顾，农村为主”的方针。但绝不应理解为“不问形势如何变化，照旧搞农村”的老套观点与做法。必须明确认识加强城市工作，搞好整个经济建设的意义，明确认识为适应城市领导乡村的新环境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切实克服过去那种农村工作作风。

结合实际 贯彻方针

1950年7月，辽西省委在贯彻执行以农村为重点，实行城乡兼顾的工作方针中，下发了省委关于小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小城市是全县工商业集中地，又是联系大中城市与广大农村的供销据点，工农产品交换站；由于大量农具在目前还不是由大中城市供给，因此，小城市又是这些产品的供应站、补充站；小城市还集中了文化教育机关与学校，是文化辐射地，推动与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指挥所。

辽西省委在指示中同时指出：过去不少县份在城市工作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今后更要加强，认真贯彻省委指示的“以农村为重点，实行城乡兼顾”的方针。个别县忽视城市工作，必须改变过来，认真检查不重视城市工作的原因，研究今后如何加强，保证城市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指示还提出，要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全面周密地了解城市和农村主要的、大量的产品需要推销的种类与数量，调查城乡购买力；实行国营、合作社与私人工商业之间的分工等发展城市经济的措施。指示最后要求各地每月应拿出一定时间专门研究城市工作，至少不能低于每季两次。

从这个指示可以看出，辽西省委在贯彻“以农村为重点，实行城乡兼顾”方针的过程中，虽然突出了农村和农业生产工作，但同时也抓了城市及城乡经济工作。这个方针，既符合辽西省的实际，也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工作重点转变的精神。

提出疑问 坚持方针

辽西省委关于小城市工作的指示信上报东北局以后，东北局于1950年7月18日作了批复，批转辽西省委及东北局所属各省委。东北局在批复中，指出辽西省委唤起全省各县同志注意做好“联系大中城市与广大农村的供销据点”与“工农产品交换站”的小城市工作，是必要的，但又明确指出，辽西省委提出的“以农村为重点，实行城乡兼顾”的方针是不妥的。当还未完成，或农村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还落后于老区时，为了集中力量先把农村工作搞好，以便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意义上是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这样方针的。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也不应放松城市工作。东北局的批复最后指出：省委提出“各县每月应拿出一定时间专门研究城市工作，至少不能低于每季两次”也是不妥的。

辽西省委收到东北局的批复后，觉得有些疑问，决定再次向东北局请示。此时，辽西省委副书记喻屏已于1950年初调离辽西，由原省委秘书长傅雨田任省委副书记。郭峰遂与傅雨田于1950年8月19日给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写了一封信，反映辽西省委的意见。信里说：7月18日，东北局批示辽西省委关于小城市工作的报告中指出，辽西省委“以农村为重点，实行城乡兼顾”的方针不妥，引起我们很大注意，省委内曾交换过两次意见，尚未正式讨论。有些疑问需再请示东北局给予明确指示。我们的疑问集中起来有以下几点：（1）“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自农村转向城市后，东北整个工作方针无疑是在城市领导乡村，城乡兼顾的方针下，以城市、以工业为重点，就全局意义来说，辽西亦不应例外。但就具体工作指导上说，我们考虑到辽西未结束时，自然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就是在刚刚结束后的辽西，1950年的工作，我们考虑也应以农村为重点。理由是：1949年辽西水灾淹地60余万垧，灾民80余万。加上刚刚结束，农村问题很多，如基层组织混乱，干部尚未成长起来，地富反坏，敌特匪活动较多。这就是农村工作问题”。但从工业上说，“辽西省较大工业均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按国家与地方分工上考虑，我们认为辽西省1950年工作仍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方面。我们说在农村方面，不仅仅说放在农业方面，而是包括城乡贸易。事实上，大半年来的工作我们也是这样做的。1950年第一季度工作重点放在结束与搞副业生产及城乡贸易，组织救灾、备耕。第二季度则全力搞春耕、修堤与组织救灾，这三大任务在春耕、夏锄季节是十分繁重的。现在是第三季度，全力搞防汛与夏防及整党。总之，过去的三个季度工作重点均放在了农村。第四季度我们已考虑将重点转到城市工作与工业工作上来。当然也不是放弃农村，而仍要兼顾，不过重点转移了”。郭峰、傅雨田在信中提出：“我们这样做，过去不曾怀疑过，东北局批复信中说‘不妥’，是否我们过去做错了？现在有些疑问。”（2）辽西省政府于1950年初曾将“城乡兼顾，以农村工作为重点”这一方针向东北人民政府请示，东北人民政府批示“同意你们提出的‘城乡兼顾，以农村为主’的方针”，并在《东北政务报》第2卷第3期公布了东北人民政府3月28日的复信。辽西省委党代会的报告中也正式把这一方针写进去，并请示了东北局。在党代会的报告中的提法是，“以城市领导乡村的精神，城乡兼顾，以农村为重点”。省党代会的报告于4月19日得到东北局办公厅的批示，并未指出不妥的地方。此外，在党代会之后，郭峰到东北局开会时，与高岗同志谈话中，也曾口头请示过这一问题，高岗同志指示工作重点应放在农村。以上这些指示都是在辽西结束以后。因此，此次指示就使我们怀疑起来了，是否过去错了，或是在小城市工作报告中措辞有毛病，引起上级误会？（3）东北局批示小城市工作报告中又指出：“你省除工业城市全力搞好工业以及与之相连的贸易工作外，在一切工业不发展的大、小县城镇及其周围的广大农村，应该集中力量，一方面搞好农业生产与适合农村需要的工业，特别是手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就是做好供销工作，两者不应有所偏废。”这段说的内容是否除了锦州、阜新、锦西外，全省工作似乎也仍是以农村为重点，此种理解是否对，请进一步指示。”

在给东北局的信中，郭峰还说明，辽西省委确定城乡兼顾，以农村为重点的方针，是经过多次酝酿并在党代会前经省委正式讨论，绝大多数省委负责同志均同意后提出的。此次关于小城市工作报告，仍沿用过去旧例故未再请示东北局，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望予指示。

郭峰、傅雨田向东北局反映意见的信送到东北局之后，8月23日，东北局书记高岗给郭峰及辽西省委回信。信中说：8月19日来信收悉。你们在省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在城市领导乡村的精神之下，城乡兼顾，以农村为重点”的方针是正确的，在这方针下，你们过去和现在集中力量去搞农村工作也是正确的。后来，在1950年10月东北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郭峰见到高岗时再次阐述了辽西的情况。高岗说：辽西省委关于工作重点的提法，当时我是同意的。后来东北局办公厅发的那份通报，认为辽西省委的提法不妥，转到我手里，也没仔细看内容就签发了。收到你们8月19日的来信，我已经给你们写信表明了我的态度，仍认为辽西省委的提法是正确的。我看这也可以了，不好再发一个更正文件了。郭峰听了高岗的解释，同意高岗的意见。回到辽西省委后，郭峰又把高岗与他谈话的内容在省委会议上作了传达。

经东北局复信和高岗的解释，郭峰没有就此问题再提过什么意见，但心里始终有些疑虑。果然，在后来的“”期间，有人将这个问题翻出来，说“郭峰在主持辽西省委工作时，主张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不放在城市，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是与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从而对郭峰大加批判。

历史沉淀 经受考验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伟大决策预示着中国民主革命即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开始，它符合中国革命历史规律，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为此，全党必须贯彻执行。但是，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也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完全“一刀切”，应允许有一个过渡阶段和交叉。例如在刚刚解放的中南地区就提出暂以农村工作为主，中央同意并批转了中南地区的文件。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已有先例，因为符合实际情况，不能说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

从时间上说，辽西省委提出以农村工作为主，也只限于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这一段主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战胜农村各种灾荒。当时在辽西省任县委书记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刚刚解放的辽西省战争后遗留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农村遗留的问题。由于战争的进行，水利系统几乎都受到了破坏，1949年夏天发大水，大凌河和一些小河流泛滥成灾，沈山线铁路桥被冲出20多米，水灾淹死很多人。由于水灾，当年粮食大减产，到冬天农村就没粮吃。1950年春抢修河堤，种早熟作物大麦、土豆。种地没粮吃，打开日伪仓库拿出大豆，发给农村群众喝豆面粥，拉肚子干不了活。当时撂荒地很多，牲畜大量减少，农村各项工作压力极大。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上不去，城市工作和其他方面工作都要受影响。为此，辽西省委确定暂以农村为主的方针，不仅不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而且又有助于工作重点的转变。历史沉淀了几十年之后，这位老县委书记以其亲身经历和感受，对辽西省委关于工作转变的认识是客观、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