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斑马线急转弯,经受洗礼生命再飞扬

白描，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在一次体检中，他被查出“一个面目可疑的对手”潜伏在身体里，曾经能吃能喝、能熬能睡的人，旋即陷入崩溃，生命中经历过的无数事，还有不甘心，一齐涌来。当不再怀疑那个结论，他为自己列出了时间表，开始理智、超然地面对。不承想，幸运与厄运同样猝不及防，生命斑马线的两边留下了他独特的人生感悟。

2010年3月17日下午3时，中日友好医院一楼楼道里是乌泱乌泱的人，我去取增强CT检查报告。窗口里的护士递出登记簿，我签了名，护士看过，抬眼扫来：“你是患者本人?”那一刻，我分明看见护士眼里滑过一丝异样的神情，有一种不妙的感觉。我以很快的速度浏览了报告一遍，感觉得到了证实：“……可见肝内右叶后段低密度灶，考虑为肿瘤性病变……”

我有点儿发蒙，再看一遍，没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径直走出大楼，来到医院的小花坛里。阳光很好。报告单还在手里，我重新审读，一字一字地推敲，想从中找出破绽。“可能性大，建议进一步检查”，看来不是最后结论，但任何一位医生都不会把话说得绝对。

我把报告单和CT增强片子送交主治医生。

医生看过单子看片子，看过片子又看单子，末了告诉我，要和消化科大夫会诊。我回病房等。医生办公室就在我病房隔壁，我听见医生打电话约请消化科大夫，大概对方有事一时脱不开身，这边急了，高声告诉对方：“患者刚检查出是肝癌，你们还是快些过来!”“肝癌”两个字很刺激，尽管我知道，说“肿瘤”、“占位”大体都是这个意思，但直白地说“癌”，感觉上还是不一样，我像是掉进冰窟，周身发冷。

对于自己的身体，我一直很自信，年年体检都没问题。很多人为“三高”忧心忡忡，而我每项指标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能吃能喝，能熬能睡，2009年11月率领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爬泰山，很多学员和老师选择坐缆车，我却一路自己爬了上去，再徒步下来。

我的好身体首先要得益于母亲的恩赐――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母奶吃到7岁。记得已经上学读书了，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撩起母亲的衣襟，把头拱进那让我无限迷恋和陶醉的怀里。后来遭到小伙伴耻笑，才与母亲干瘪的作别。另外还归结于从小喜欢运动，中学期间作为十项全能运动员，在县运动会上拿过冠军；我还作为县排球队的副攻，参加过咸阳地区运动会的排球比赛。

这种自信在这个春天的下午崩溃了，就像外边房檐上的冰挂在突然蹿升的温度下骤然垮落一般……

消化科大夫和我的主治医生仔细比对拍于上海瑞金医院和本院的片子，发现了一个问题：两张片子上那个肿物，形态几乎一样，差不多9个月过去，竟然没有什么变化，怎么解释?为慎重起见，他们拟请另一位老专家再看看。联系后，老专家下午没上班，只能第二天再说。考虑到外科大夫常年做手术，积累了丰富的直观经验，他们把片子送去外科。

外科的结论与CT报告一致。

枯坐。我一个人枯坐在病房里，50多岁生命经历中的无数事情涌向眼前，还有那些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难道这一切都将随着数月后那一缕白烟而去?还有一线希望，就是那位老专家，希望明天他给我一个好消息，希望他金口玉言，给我一个不同于今天的结论。

窗外麻雀唧唧喳喳，是归巢的时候了，天际残留的一抹余晖映现在玻璃窗上，像血。我早已错过了病房开饭时间。不吃饭可以，但总坐着瞎想终归不是个事。理智告诉我，必须岔开自己的心思，于是我下楼……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又转到大街上。不想回医院，见街边一家叫做眉州小馆的饭馆还算安静，想想饭还是要吃的，病尚未打倒你，自个儿把自个儿先打倒了，未免太可笑，遂走了进去。

叫了两份小菜，一碗担担面。突然想喝酒。酒在住院后就戒了，医生和妻女都下了禁令，也就遵从，但现在很想端起杯子来。我对酒的体会，得自于遗传。父亲好酒量，每天早起先是升炉煮茶，茶后就是酒了，无须佐酒吃物，白嘴干喝，之后才开始一天的劳作。我从未见父亲因酒失态。父亲的这种基因遗传给了儿子，平日晚饭我总喜欢喝几盅，自斟自饮。

叫来服务员，却又犹豫：现在还喝酒，尽着找死呀?另一个声音却说：喝了几十年，生生死死，关此一饮?再说，不到微醺，这一夜肯定会胡思乱想折腾通宵。

但唤服务员：“来个‘小二!”

一瓶“小二”下肚，没有感觉。再要了一瓶，只喝了一口，自己问自己：你在和谁过不去?陡生决心，把第二瓶酒丢进服务员手中的盘盏筐里……

没想到，这一夜居然睡得还算安稳。

第二天上午9点不到，医生来了，带来的是坏消息。经老专家仔细读片，CT大夫的结论没错。最后的希望落空，金口玉言的寄托变做铁嘴钢牙的裁决。给妻子打了电话，只让她来医院，没说病情。

妻子很快来了。不想给她突然刺激，我斟酌词语，尽量缓和地把医院检查结果告诉她。妻子还算冷静，主张很坚定：没什么可十白的，积极治疗，好在是早期，医疗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不信没办法。我说出不想告知单位的想法，被妻子否定了。

主治大夫将手术列为第一治疗方案。急着赶来的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成曾樾表示马上联系肿瘤医院，我对他唯一的要求是：只限他一人知道。

这时，鲁院教学部副主任郭艳打来电话，关于高研班明天授课问题，因拟请的几个人都临时有事，不能上，最后她建议由我来讲。这一方案遭到曾樾和我妻子反对，医院这边正闹心，明天怎么可能去讲课?郭艳他们只知道我住院是做体检，并不知道其他事情。这种情况如同救场，我答应了。

第二天按时上课。

我头夭晚上洗了头，早起仔细刮了脸，换上正装，尽量涤荡病号的倦容和留在身上的医院气息，显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我告诫自己，这堂课一定要讲好，不能走神。我以路遥、实、贾平凹三位作家为剖析对象，结合他们的创作历程讲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讲到路遥病中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情景，我悲从中来。路遥是患肝癌而走的，击倒路遥的病魔如今潜伏在我体内，哪一天会把我带走呢?但我认为对自己的情绪掌控还比较好，不露一丝破绽。只是讲课结束时，年轻作家对我的讲授报以掌声，我则在想：这是不是我在鲁院讲坛上的绝唱?

4月，作协全委会在重庆召开。

我飞往重庆当天，肿瘤医院系列检查结果出来，是曾樾陪我妻子去医院取的。那个好的“万一”没有出现，妻子和曾樾在电话里如实告知我结果。两人还见了我的主刀医生吴健雄博士。

必须承认，我又一次经受了沉重一击。从中日友好医院到肿瘤医院，细算各种检查程序和手段，差不多经历了10道关口。我是编辑出身，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稿，规定三道校对程序，三校过后基本就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而两个医院对检查结果进行了差

不多10道“校对程序”，还有什么道理再怀疑这个结论?

心中那个隐约的希望最终被掐灭，会议一结束我就飞往陕西……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一踏上厚厚的黄土地，我心里陡然涌出一阵滚烫的感觉。这是我的故乡，我生命的脐带是在这片土地上剪断的，今天我回来了，赶在清明节前回来，了却久埋于怀的一桩心愿。

我先回到西安，二姐一家在城里，想一块吃顿家宴，如果时机适宜，就把外甥单独约出来，把病情告知他。处事缜密严谨，我得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便于以后迫不得已时用适当的方式告诉他母亲，免得届时情急慌乱。但这次家宴气氛太好了，姐姐见到我很高兴，知道我戒了酒，满心欢喜，连连说“这就好”。如此一番情景，让我改变了主意，患病的事，连也不告诉了――何必让他也早早陷入担惊受怕之中?

下午，我回到老家泾阳白家村。

家里的老宅在我出来工作后，就给了大姐。晚上我想出去走走，外甥光辉要陪，被我谢绝。我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踱到村巷里，由村巷再到村外，沿着一条水渠一路走下去。

夜色像水，我的思绪也像水，从光屁股记事时候开始，漫流过50多年的岁月，渗透进往事的角落。就在前边那片蔬菜大棚的地方，我在早年茂密的玉米地里剜过野小蒜，顺便在兜里装一支钻了眼儿的竹管逮蛐蛐。一次有了意外发现――地里长着一株甜瓜，甜瓜已有核桃般大小，我好高兴，决定谁也不告诉。此后每天都悄悄去看，眼见着它一天天长大、变样，便想着应该给它施肥了。我扒下裤子，对着瓜秧根尿了一泡，又拉了一泡，再折来苘麻叶，盖住甜瓜，免得被人发现。谁知有一天，我再去看时，甜瓜没了，被人摘了，灌溉不久的地上留有一个大人脚印，那人摘瓜时野蛮粗暴，连瓜蔓都扯断了。我伤心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捡一根硬枝咬牙切齿地在脚印上写了三个字：狗狗狗……

第二天立碑扫墓。亲戚来了不少，碑早已立起，红绸裹着――说是清明立碑，其实是在这个祭奠的节日揭开红绸，让碑石敞亮于世。

乐人欢快地吹吹打打，引领着亲属队伍来到墓地，炮仗噼噼啪啪地燃放起来。先是揭去碑上的红绸，依照辈序逐一揭开。在这个墓地里，父母排序最末，揭到父母的碑石，突然传来惊恐的喊声，原来发现了一条蛇，那条蛇盘卧在父母碑石的基座上。

侄辈中有人持树枝挑起它，是一条足有二尺多长的草色花蛇。有人喊“打死打死”，有人便到处找石块砖头，人群里立即有声音喝止：“不能打!蛇是小龙，小龙现身，吉瑞之兆，快放了它!”这一说把众人说愣了，待反应过来，立即响起一片叫好之声，蛇被放进旁边的麦地里。有人直向我表示祝贺：小青龙发现于父母的碑座，预示后世要出人物，幸莫大焉，喜莫大焉!

面对喜庆和祝贺的声音，我却在发呆。我是属龙的，不错，蛇是小龙，在父母面前，我永远是他们的小儿子，是一条小小的龙，小龙依偎在他们的墓碑上，意味着什么?真如众人所言是吉兆便好，可是我的思想拐了个弯――是不是父母在召唤我，让我回家，回到他们身旁?落叶归根，是不是我这片叶子真要落了?

回到北京，又上了几天班，肿瘤医院才有床位。

4月14日下午1点30分，身穿绿色大褂的手术室护士推来专用床，我躺了上去。作协党组书记李冰送的蝴蝶兰就在眼前，花儿开得正艳，像彩蝶飞舞。这花儿是美好愿望的象征，但愿好运与我相伴。妻子、女儿女婿、学院里一大帮同事送我到手术室门口。他们向我挥手，我用目光向他们道别，心里在说：放心吧，别牵挂，我一定还会站立在你们面前……

难熬的不是在重症监护室，是第三天出来之后。

这时我已经非常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处境了，浑身插满管子，头上悬吊着各种大袋小袋的液体。麻药的效力彻底退去，伤口疼起来，一跳一跳，是那种持续缓慢有力的跳痛，伴随着五脏六腑的抽搐。

一个晚上，我会无数次问妻子几点了，妻子把时间报给我。感觉上过了很久很久，又问，妻子又回答，一算，仅仅过了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平日总感到时间是那么匆促，现在才知道，它是一条魔鞭，说长可以变得很长……

女儿的公婆、我的亲家吴立功夫妇，在我手术前，他们专程从抚顺赶来，手术时一直陪伴我妻子守候在外边。术后，女婿在医院陪护我，他们在家照料怀孕中的女儿，打理家中一应事务，隔三岔五，送来特意煲煮的汤或其他营养食物，细心周到地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

我还知道，家中的爱犬可汗自我住院后就没精打采。它喜欢我每天带它出去遛，有时不留意开了花园门，它会一阵风似的溜出去，撒开脚丫子奔跑。女儿说：现在可汗整天趴在家里，屋门、花园门大开，它懒得一动，赶都赶不出去。万物有灵，可汗真的感知到我身处险境?

还有一件悬在心里的事情：如何向姐姐们交代?

姐姐打我手机总是不通，给妻子打，妻子说我去外地出差，可能没有开机。过几天又打，还是关机，再问妻子，妻子回答说我走时忘了带充电器，可能手机没电了。如此反复几次，姐姐起了疑心，电话来得更勤，追问更紧迫。妻子咬紧牙关没松口，与女儿女婿也统一了口径，就说我去出差，手术住院的事只字不透露。

那几天，姐姐们特别是二姐快急疯了，她预感到我们有事瞒着她，半夜会突然把电话打给妻子，说她睡不着，说如果有什么事一定要照实告诉她。二姐六十多岁人了，心脏不好，妻子的决定是对的，绝对不能让她担惊受怕。但此举终归不是长法，必须要给姐姐们一个既说得过去又不至于太刺激的说法。

终于有一天，妻子讲了我手术的事，只说是血管瘤，手术不大，怕她们担心，才推说我出差在外，现在一切都好了。二姐一听马上要与我通话，妻子只好把电话给我，我努力振作，让声音不至于显出底气不足，向二姐重复了一遍妻子的说辞。二姐半信半疑，当天就要来北京，我反复相劝，才止住了她即刻动身的念头……

来探望我的人都说我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我感觉也是慢慢在恢复，却见妻子一天天憔悴。

为了让她得以喘息，我执意让医院安排一位护工，但仅过了一个晚上，护工就被妻子打发走了，说护工不管用，夜里睡得比我还死。在妻子得空倚靠在椅子上打盹时，我细细打量她的脸，这是一张我再熟悉不过的面孔……油盐酱醋柴一类事情，我从来不管，全由她来操持。她也是知识分子，正高专业职称，可冬季里每天上班前，都要使劲擦抹护手霜，担心被水浸泡的手显得粗糙让人见笑。她没有太多愿望，偶尔让我陪她转转商场，而我恰恰不耐烦这类事情，去了，她在里边转，我在外边抽烟。

上世纪80年代，我去上海出差，为她选购了一支唇膏，她没用，她习惯于素面朝天，把那支唇膏给了正读小学的女儿―学校演节目，让孩子们抹红脸蛋去了。在那以后，我很少为她买东西，她没有怨言，衣食行居，从无奢求。现在我老了，她也老了。

我端详着她，心里暗暗想：假使上天能让我康复，我一定会陪她去转商场，陪她去旅游，去很远很美的地方度假，去体验只属于两人的安逸和宁静……

一我开始考虑出院的事情，决定转去306医院慢慢恢复，到时再回来拆线、接受放疗。

就在我要离开肿瘤医院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电话来了，说她准备动身来看我。这边告诉她正要转院的消息，她说她会赶往306医院。到了306医院，刚进病房，所带用具还没归置，铁凝就来了。她的关心和牵挂真挚而深切。她带来一盆“红掌”，素洁的斗形白陶花盆，隐起浮雕吉祥图案，衬托着红花绿叶，显得生气勃勃……

术后第10天，回肿瘤医院拆了线，放疗已经提到议事日程。

奇迹是在准备放疗的那天早上发生的。一大早，学院安排了车，要从306医院接我去肿瘤医院，妻子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突然来了电话，是吴健雄的助手徐泉大夫的电话。

徐泉大夫在电话上给妻子讲着什么，突然，我听见妻子问：“真的?真的吗?”她神色激动，声音有些发抖，“您再说一遍!徐大夫，您再说一遍!”电话那边又重复着什么，妻子听着电话就像在水下憋气，那边讲完了，这边才像从水下终于冒出头来，缓上气息，她颤声对着电话讲：“谢谢!谢谢!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个好消息!”

“转机?出现了什么转机?”我心里一激灵。

妻子结束了通话，转身看着我，神采飞扬：“良性!徐大夫说是良性!病理结果出来了，叫做不典型性腺瘤，很少见的一种病，但属于良性!”

我没有说话，全身有点松软，就像马拉松运动员最后>中过终点线那一霎，身上突然没了力气，感觉在那一刻变得有点麻木。我往床上一躺，直直地盯着天花板，心里涌出酸甜苦辣难以辨别的万种滋味……

妻子立即给成曾樾打电话，告知学院的车不用来了，是良性，医生说不用做放疗了。曾樾很惊喜，连连道：“太好了!太好了!”声音很大，我从妻子的话筒里都听到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送来的“红掌”就放在窗台上，花儿开得正好，那一朵朵宛如孩童掌心一样的红花交错举起，像是为我的幸运鼓掌。

术后第33天，我站在了鲁迅文学院的课堂上。

有人对我说：“你这是属于误诊啊，受了那么大的罪，医院就没个说法?”不，我不认为是误诊，这样说对医生不公，也不敬。他们尽职尽责，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会永远感念他们。只是我的情况太过特殊，那个东西太为少见，一个面目可疑的对手潜伏在那里，不痛下快刀，不斩草除根，不安的便是我了。

一场病，让我经受了一场洗礼，或者说回了一次炉，获得新生的不光是我的身体，还有我的精神。这样的磨难经受过了，我还会再贪恋、害怕什么?我会充满乐观、充满信心地迎接每一个破晓和黄昏。一位叫做“暗雅幽薇”的陌生朋友在我博客留言栏里敲出下面的文字：“和苦难打个招呼，和悲伤打个招呼，和快乐打个招呼……别忘了，我们只是路过……”这是对我讲的，也是对众多读者讲的，更是对普天下的人讲的。我只想在这话的后边补充一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