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中国模式”

从委内瑞拉到越南，对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吸引力随处可见。伊朗、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邀请中国专家给高级官员和学者授课。在劳尔-卡斯特罗的一次访问之后，前总理朱基派了一位助手去古巴，给数百位古巴领导人讲授社会和经济改革。

然而，是否过去30年中的战略决策和非决策累加起来便形成了成熟的发展模式?这值得怀疑。“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

有限的成功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30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在这些领域，伴随着经济改革是形势的恶化，这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并危及未来经济增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不及博茨瓦纳或安哥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健康保险。中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是其成功的真正考验。

难以复制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此外，中国的幅员和历史独一无二，有助于解释其经济崛起。中国在过去曾多次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近在182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30％。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回复到从前的趋势：中国也许仅仅是在超级大国联盟中重新获得应有的位置。中国之大本身也是一个诱因：大量的潜在廉价劳动力和十多亿消费者的市场前景，使得中国本来就具备国际资本吸引力。

在实践中学习

“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掩盖了中国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中国不是沿着预设的路线发展经济的，而是走一步看一步，在实践中学习，对于非预期结果和无法预见的事件灵活应对并注重实效，符合邓小平所推崇的“摸着石头过河”。

变革得到了自下而上的推动。在中国农村地区，几乎所有的发展都是地方创新的结果。安徽省凤阳县打破党的正统思想，解散，允许个体农民在市场上出售剩余的农产品，继而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多米诺效应。到1983年，98％的农民家庭实行了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就在早几年还没有先例。

同样，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本人。到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是由实用主义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步推进并调整的，而非执著于某种固有的理性并受意识形态限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者的智慧是“让路”，为试验和地方自主性留出空间，抓住总会到来的运气成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如果真有一条经验，那就是对改革持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