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名誉权案的“冷缩”效应

从范曾诉郭庆祥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害名誉权案的判决可以看出，中国司法判决的逻辑是十分混乱的，连事实和价值、报道和评论的基本区分都不清不楚。

自由的价值判断

我们知道，制定“诽谤法”的目的是防止错误陈述对人的名誉造成侵害。基本前提是“错误”，而要说某个判断是“错误”的，前提必然是有“正确”的判断；换言之，一定要有区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客观标准。

但哲学上的一个常识是，只有事实才有正确和错误的判断标准，人的观点则是个人的、主观的、见仁见智的。我喜欢萝卜，你喜欢白菜；我喜欢徽菜，你喜欢川菜，各有所好，不能强求。因此，事实真相是唯一的，人们基于真相所做出的评论、产生的立场却是多元的。

既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评论或意见对还是错，法院又怎么能把某一个特定立场以“法律”的名义强加到全体人身上呢?这个立场的正确依据又何在?

既然观点和评论是不可能客观的，讨论诽谤问题的前提是首先要分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价值或观点，因为处理这两类不同陈述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在一个崇尚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国家，观点是几乎可以任意发表的，你不能因为我不喜欢你或说了你的不好就把我告上法院；事实则必须言之有据，不能无中生有。

当然，人类话语是复杂的，有些夹叙夹议的话语似是而非，这两者有时不是太好区分。我记得德国曾经有一个宪法案件，社会把基督教民盟的候选人称为“欧洲纳粹党”，结果被了，说他在诽谤，因为基督教民盟显然不是“欧洲纳粹党”。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欧洲纳粹党”，也许在德国有纳粹党，但是欧洲没有这个名字的党。

社会在攻击对方的时候，显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而只是给他贴上了一个道德标签，因为我们都知道纳粹是“坏”的。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

德国联邦按照事实和价值判断的区分，判决基督教民盟败诉，因为价值判断是自由的；如果不能自由评价，那么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是自由国家，而只能是专制国家，少数官员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在全体人民头上。

名誉侵权和言论自由的边界

在本案，我看了郭庆祥讲的一些话，有些也许能够构成事实判断，比如，说他画的人物画不过是连环画的放大，他画的这些人造型大同小异，而且是用“流水线”作业。

这些话是不是事实，可以探讨。也许画家自己可以站出来讲，他的画千姿百态，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也不是“流水线”制作的。如果被告的话不属实，那么确实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澄清真相、以正视听也完全是有法理依据的。但是如果这些都是实话，大家只不过是在事实基础上对画家的作品甚至人品做出负面评价，那么画家又有什么权利强迫别人说好话?

即使事实是错的，被告是否承担法律责任还取决于另一个因素――受害人是不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之所以在法律上有所克减，不仅是因为他们更需要受到社会的有效监督，更因为公众人物本身言论就很有影响，因而完全可以通过自由辩论澄清错误，而用不着动用司法公器。

我们看到韩寒博客上的“粉丝”数量不得了。他说一句话，听到的人比报纸读者还要多得多；即便别人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他完全有能力自我反击。因此，即使有一些不实的报道，也完全可以通过自由辩论加以澄清。公众人物尤其有能力为自己辩护，法律也就没有必要去干涉公民之间的自由交流。

我认为范曾诉文化报、郭庆祥侵害名誉权案的判决取决于好几个因素。

我们保护的是名誉权，首先要考虑画家名誉有没有受到侵犯，他的作品销量会不会因为不客观的报道而下降。为此，首先考虑当事人说的话究竟是客观事实还是自己的价值判断。另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画家本人的社会知名度和自己的话语权。

在审查案件的时候，法官必须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才能做出公正判决。这里涉及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一方面要保证每个人的名誉权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更要保障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后者更为重要。

如果本案的法院判决导致了美国法院在1964年“纽约时报案”里说的“冷缩”效应，那对中国社会的言论自由有百害而无一利。

虽然本案一审判决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我们还是更在乎判案的标准和推理，而不是个案的判决结果。最关键的是，法院判决要有章法。希望从这个案件开始，法院能把名誉侵权和言论自由的分界理清楚。

在此基础上，最高法院应出台一个司法解释，让各地法院在判决过程中有法可依。

“公正评论”水土不服

要妥善处理名誉侵权案件，必须弄清几个界定。一是关于事实和价值、报道和评论之间的界定。如果他讲的都是事实，那么即便是讲坏话又有什么问题?如果他说的是实话，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实际恶意”都不相关，即便有恶意也没有任何责任。二是当事人是平民百姓还是公众人物的界定。如果受害人是公众人物，那就需要他证明谣言散布者具有“实际恶意”，才能赢得名誉权官司。据我所知，这不仅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而且也是中国新闻法学界形成的一个共识。法院应该接受这一共识，区别对待公众人物的名誉权。

另外，法院对自己的社会作用的界定，弄清楚什么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

现在我们法院产生了一个误解，似乎自己的作用就是不让别人说坏话，但这显然不是法院的作用；法院既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权力，其实也无力行使这种权力。

司法的任务不是不让人们相互之间说坏话，甚至不是不让人说无中生有的坏话。假设我认为你就是一个“混蛋”，你问依据在哪里?我说没有什么依据，可能就是看你不顺眼罢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恐怕不能把我告上法庭。法院所能禁止的，只是那些不实的、虚假的并造成实际伤害的――在针对名人的时候，还要加上“实际恶意”――坏话。

国内关于“公正评论”规则的讨论比较多，但我对这个规则是有保留意见的。尤其要注意这个规则是从英国来的，而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因而对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什么特别保护。

我认为这项规则对言论自由保护不足，尤其是“公正”这样的概念本身就见仁见智，很容易造成任意的判决。难道法院认定的“公正评论”就是“公正”的吗?为什么法官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比一般人更高明呢?是不是用温和理性的方式表达就是“公正评论”，用夸张和偏激的语言就不是呢?是不是郭庆祥说范曾的作品“水平平平”就可以，说它们是“一堆垃圾”就不可以呢?这个分界是很任意的。我们都知道现在法院是什么样子，你把这么大的自由裁量交给它们，你能放心吗?我是有怀疑的。

在我看来，法院的任务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确认事实问题，在此基础上让社会自由评价去；在事实正确的前提下，社会多数人形成的评论就是“公正评论”。

在这个意义上，法院不仅要把属于事实的还给事实、属于价值的还给价值，还要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