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越瓷探讨三则

一、五代越窑带铸

这是一枚五代越窑带之圭形铊尾，长5．3厘米，前端宽3厘米，尾部宽3．4厘米，厚0．6厘米。青绿色釉，模印带翅腾空飞行狮形瑞兽，口含绣球，周围祥云几朵，围边顶部阔0．5毫米，距周边0．5厘米部分分布有5个小孔(图1)。

铊尾是古人腰带装饰物带铸的一部分。自唐代起，对百官着装作了规定，凡文武百官着礼服时均用革带，带上挎饰有等级区别。我们在唐宋以后的史籍中，常常看到记载有金带、玉带之类的名称。所谓“金带”和“玉带”，是在一种用皮革制成的腰带上附有不同材料做成的牌饰(挎)，牌饰用金，则称“金带”，用玉则称“玉带”，另有“银带”、“犀带”及“角带”等名目，都是根据这些牌饰的不同质料而命名的。

《唐实录》中记载：“文武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三挎，四品金带十一挎，五品十铸，六品以犀带、九挎，七品银带，八品九品瑜石并八镑，庶人六挎、铜铁带。”纯玉带是等级最高的，供帝王一级所用。由于唐时于阗玉极其珍贵，玉带常被外蕃当作重礼献于唐皇朝，例如623年于阗王曾向唐太宗献玉带(《册府元龟》卷142)，吐蕃也曾几次向唐献玉带(《唐会要》卷97)。五代承唐制，五代时期革带制作样式以及使用制度与唐代大致相同，图2是一枚边长4厘米的五代铜鎏金方形带挎。

唐五代时期革带上的装饰物用陶瓷烧造的带铸，除越窑外还未发现其他窑口有烧造的。五代时期，越窑产地吴越国王钱谬深知自己国小力弱，自立国日起即制定并实行谨慎的治国方针，对内施行“保境安民”，对外奉行“事奉中原，不失臣节”的策略。为了向中原五代帝王表达称臣示忠的诚意，钱氏将原先供奉唐皇室宫廷的一类瓷器规定为“只限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从而将“秘色瓷”提升到登峰造极的地位。越瓷制作的带镑很有可能是当时吴越国烧制秘瓷供品的一个品种。

二、北宋越瓷星相图

目前发现的星图实物，有的是绘在纸上，有的是刻在石头上面，有的则以漆画的形式表现，惟独不见有瓷质的面世。

笔者收集到一块北宋时期刻有星宿的越瓷穹形星相图残片(图3)。残片高8厘米、宽8厘米，残留部分可以看见一个完整的星宿图和―颗巨大的星形图象以及部分星宿残留的星及连接线。原件如果复原的话，复原后的上下两层有16个方框形，方框内划有不同星宿，星与星之间用线连接。中国古代星图有两种，一种是对星宿位置的记录比较准确，这类星图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存的这类星图有唐代的敦煌星图、宋代苏颂《新仪象法要》中的星图及苏州石刻《天文图》等。还有一种是示意性的，常常绘制在建筑物或墓穴的内壁上，这类星图绘制得比较粗糙，其象征意义远比精确性来得凸显。内容往往也不够完整，有的只绘出单一的星宿，有的只有部分天区，如洛阳西汉墓壁画中的日、月、星相图，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刻画像北斗星图和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等等。这件瓷质穹形星图的性质应该是属于第二种类型。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观察天象，记录天文，绘制出天文图，指导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只是以后这种对天象的观察活动才逐渐被统治者所垄断。文献记载唐宝应元年，宫廷敕令民间禁藏天文图谶及僧道卜筮，另唐律明文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唐律疏议》卷九)。宋代对民间私习天文的禁术更加严厉，宋太宗即位的头一个月即“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并没收民间所藏天文、相术、六任、遁甲、三命等类书籍。至于由诸道所送精通天文、相术之人，太宗更强制其任职于为官方所管辖下之司天监，其中学术不精者则流配海岛严加控制。在这种严酷的禁律下星相图竟然能够出现在越窑烧制的器物上面，这是因为随着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秘色瓷的烧造和管理也随即被宋朝廷直接掌管的缘故。据南宋周密《志雅堂杂钞》记载：“太平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器赵仁济……”这段话证实，北宋朝廷在太平兴国三年前后已开始直接派官员接管并控制了原属吴越国的秘色瓷器生产，由此可推定这种有星相图的越窑制品就是由朝廷直接控制烧造的北宋秘色瓷器。

三、南宋越窑秘色瓷蟠螭镇纸

南宋时有秘色瓷，明人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说：“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宋赵子直《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绍兴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条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项；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器祭样制烧造”。

古人的这些史料i己载在199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北京大学文博院、慈溪市文管会对寺龙口越窑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后得到证实。据考古发掘报告报道：“在该窑址的南宋层发现为南宋宫廷烧造传统越窑类的明堂祭器和生活用瓷以及一些类似南宋官窑的制品”。(注：这种越窑烧制的类似南宋官窑制品因为首先是在慈溪市彭东乡的低岭头、开刀山一带窑址中被发现，被学者命名为“低岭头官窑型产品”。)

对于窑址所发现的这两类制品，笔者认为前一种传统越窑型的制品是南宋元年奉朝廷之命烧造的，而那些低岭头类官窑的制品则是明人李日华记载的南宋余姚秘色瓷。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越窑制品虽然同处南宋地层，但是它们的始烧时间是有先后的，即传统越窑型的烧造在前，而低岭头类官窑型的出现在后。理由是，宋室南渡，朝廷急需祭祀用器和生活用品，从宋史的这段记载：“高宗绍兴元年，礼部尚书秦桧等言：‘国朝冬祀大礼，神位六百九十，行事官六百七十余员，今卤簿、仪仗、祭器、法物散失殆尽，不可悉行。宗庙行礼，又不可及天地。明堂之礼，可举而行，乞诏有司讨论以闻。’礼部、御史、太常寺言：‘仁宗明堂以大庆殿为之，今乞于常御殿设位行礼。”乃下诏曰：“肇称吉礼，已见于三岁之郊；载考彝章，当间以九筵之祀。因秋成物，辑古上仪，会天地以同裎升祖宗而并配。’乃以九月十八日行事。”更可以看出这时朝廷用瓷的烧造时间相当紧迫。从四月太常寺下越州烧造到九月十八日行明堂大礼前后一共只有五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越窑工匠根本不可能冒险采用一种新的工艺来烧制官窑型的制品，只有在越州选择一些仍在烧制民用瓷器的越窑窑场，使用传统越窑的烧造方法，才是当时最为便捷的手段。

南宋时期越窑烧造的秘色瓷是由宫廷颁样制作的，有些制品的样式在稍后的南宋官窑制品中也有出现。这里有一件传统越窑型的器物标本(图4)，残长6．7厘米，底部宽2．3厘米，青绿色釉，釉层较薄，想象中的复原图全器是由镂空雕刻、头部相对的两只螭虎连接而成(图5)。与此件传统越窑螭虎镇纸同样器型的还有一件低岭头类官窑型的残件标本(图6)和一件南宋官窑器的残件标本(图7)，明人《遵生八笺》书中提到的瓷质螭虎镇纸估计就是这种样式的。图6低岭头类官窑型的标本残长5．5厘米，天青釉略带灰色，釉面有凝脂感，不透明，气泡较多，呈乳浊状，釉面完全有别于图4那种传统越窑釉面的风格。图7残长5厘米，典型南宋官窑风格，灰胎，青黄色釉开细小纹片，乳浊釉。

这三件标本釉色、釉质虽然不同，但是它们的形制、样式基本相同，它们是同属一个时期即南宋时期的产品。由于南宋官窑也依据这样的样式，据此可以推断前两种器物的使用性质属南宋宫廷用器无疑。关于南宋官窑的建立一般认为是由于南宋朝廷在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新的祭器的缘故。随着南宋官窑的建立，南宋初期得以重新烧制的越窑秘色瓷器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这三件螭虎残镇的分析，领略到秘色越瓷在南宋初期如凤凰涅磐般的最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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