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法律制度

摘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法律制度也是构成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基于此，笔者拟从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出发，分析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

关键词: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动物保护;生态安全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野生动物资源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广为人知。在利用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过程中，诸多国家都采用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这一重要手段，试图通过驯养繁殖实现野生动物资源的循环利用与合理保护，并通过立法形式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制度进行专门确定。我国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拥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尤其是通过驯养繁殖方式拯救的濒危、珍贵野生动物日益增多，为世界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进行立法，并初步构建起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体系与基本的法律制度。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变化，这一系列基本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的缺陷也愈来愈明显，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需要。

1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

1．1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立法历程

我国早在1950年就颁布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至此拉开了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立法工作的序幕;1962年，我国出台了《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之后相继出台了《森林与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办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使得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逐步进入到法制化与规范化的发展轨道［1］。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包括宪法、国际条约、刑法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诸多法律在内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1．2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经营管理

我国颁布的《许可证管理办法》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明确要求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出售等行为，必须接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相关管理部门的检查与监督;必须完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统计报表与档案，并要对终止或者变更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经营管理活动予以及时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等;同时我国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也明确要求:引进其他直辖市、自治区、省或者国外的野生动物实行驯养繁殖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用科学合理的措施预防动物逃到野外;对需要放生到野外的野生动物，负责放生的具体单位必须向当地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过省级主管部门指定的野生动物科研机构的严格科学论证之后，获取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私自将引进的外部野生动物投放于野外，或者因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逃生到野外的，则必须由主管部门限期责令涉事单位或个人将其捕回或者采用其他途径予以补救。

1．3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法律制度

伴随着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立法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了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核心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体系。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我国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活动确立了指导方针与基本路线，确立了有关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纵观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体系，主要包括资源产权法律制度、行政管理法律制度、驯养繁殖许可证法律制度、狩猎法律制度、保护管理费用征收法律制度、经营法律制度以及野生动物防疫法律制度等［2］。

2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2．1野生动物的生态安全法律不够完善

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并未对驯养繁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予以明确规定，这种不够健全的法律法规，极容易引发如野生动物基因研究操作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还易导致放生或者引种等诸多活动出现不良后果，比如动物园中的稀有动物在得到有效保护的过程中，也丧失了野生动物应有的野性，特别是近亲繁殖导致动物基因的逐步退化［3］;另外，我国缺乏健全的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所的“硬环境”与“软环境”的法律规定，致使相当一部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场所根本达不到生态安全的标准与要求，甚至部分野生动物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2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不够明确

当前我国针对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还未形成统一认识，我国当前实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并未对野生动物的定义进行明确规定，只是笼统地划分为濒危的、珍贵的以及具有经济与科研价值的野生动物，对于在野外出生还是在野外生存等细节部分并未作出明确定义。通常所指的野生动物涵义主要包括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视角去看，人们认为野生动物主要是指一切无脊椎野生动物和脊椎野生动物;从狭义视角去看，人们认为野生动物是指野生的哺乳动物与野生的鸟类。由于对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不够明确，致使诸多执法活动无法可依，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规范化与有序化发展。

2．3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保护力度不够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是实现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健康发展的必经路径，诸如要想有效保护华南虎，就必须确保其正常活动所需的50～100km2的栖息活动区域处于良性状态，生态安全的食物链与生物链是华南虎健康生存的基础。然而，近年来我国野生动物栖息地受到破坏的程度愈来愈严重，部分专家指出我国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人们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例如对森林、湿地、湖泊等生态资源的肆意破坏，导致野生动物的栖息场所与生存空间日益恶化，使得可供野生动物正常生存与活动的区域逐年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力度不够，会直接造成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4］。

3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

3．1拓展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保护范围

将我国当前的野生动物等级保护制度转变为普遍保护制度，并辅之以特殊野生动物保护制度与不保护野生动物公布制度。其中，普遍保护制度就是在国家所有权的基础上实行的普遍保护制度，即对野生动物实施国家所有制，将野生动物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保护范围内［5］。当前我国对非重点野生动物保护的所有权还不够明确，如《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指出野生动物资源归属国家所有，但此处所指的野生动物只包括濒危、珍贵以及具有一定科研或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种类，并非是指所有的野生动物，这就造成部分野生动物的所有权不清晰，导致其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因此，通过制订所有权保护制度将所有野生动物都纳入到国家的所有权范围内，确保所有野生动物都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特殊保护制度是指在普遍保护制度的基础上，依据野生动物的栖息区域面积、开发利用程度、种群数量等对其濒危状态进行确定，然后将处于濒危状态的物种纳入到刑法的保护范畴;不保护野生动物公布制度，指的则是在实施普遍保护制度的同时，采用科学论证方式确定苍蝇、蟑螂、鼠类等有害野生物种，包括部分繁殖过量、过快或者对生物链构成破坏的物种，并对这些物种名单进行公示，然后通过捕杀或者组织迁徙的方法进行控制，以此保障生物链的可持续健康运转。

3．2严格限制外来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

“相生相克”是生态学的基本规律之一，即外来物种的引进会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我国对外来物种对生态平衡方面的影响早有认知，但当前依然没有确实高效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预防或引导。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的外来物种已达到100余种，甚至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构成了自然种群，比如福寿螺、凤眼莲、豚草等［6］，每年给国家带来的损失高达500多亿元。当前我国涉及外来物种方面的法律规范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与《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其中《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针对外来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作出了相关规定，但这一系列规定只对引进的重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发挥作用，这是由于只有引进来的重点野生动物才能根据国家的法定程序进行驯养繁殖，即只有凭借驯养繁殖许可证才能到国家指定的收购点出售;而对于引进的非重点野生动物，不论是活体还是成熟产品都可在市场上随意出售，增加了外来野生动物逃到野外的可能性。因此，对外来野生动物的引进必须进行严格限制，尤其是要加大力度控制外来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活动，最大程度建立健全针对所有外来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法律规范，从根源上预防外来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的破坏。

3．3加快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生态安全立法

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生态安全立法的起步阶段，尚无经全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相关法律，法律法规效力偏低。然而，由于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过程所牵涉到的生态安全问题较多，加之其本身较强的变动性特征，使得生态安全立法成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具体应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完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过程中的生态安全防范法律体系。以野生动物遗传保护为核心，对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以及销售等过程进行法律规范，构建健全的“野生动物遗传谱系”管理档案，推动野生动物的研究、保护与开发。二是完善部门协调机制，提高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过程通常会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因而明确划分各个部门的职能与责任，完善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强化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动能力至关重要。三是搭建信息公布与预警机制平台。提高对野生动物知识的宣传教育与普及力度，强化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做到及时公布野生动物安全事件，提升应急处理的能力与水平，将各种野生动物驯养繁殖问题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7］。总而言之，建立健全我国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完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体系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更是我国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亟需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实施专项立法，通过法律形式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进行规范，确保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管理者与主体方之间的行为合法有序，推动人们保护与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提高相关部门监督与管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水平。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的构建，奠定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根基，促进了野生动物由野外生存繁殖向人工驯养繁殖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动物资源的丰富化与多样化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法律制度研究是实现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建设的必经途径，更是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工作全面开展的根基与前提。因此，大力推动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法律制度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侯富儒．世界濒危野生动物———虎国际保护的个案分析:纪念中国加入《濒危野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20周年［J］．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6):47－49．

［2］杨锡涛，周学红，张伟．基于熵值法的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J］．生态学报，2012，32(22):7230－7238．

［3］陈文汇，刘俊昌，温亚利．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经营利用产业化的认识与思考［J］．林业经济问题，2006(1):18－21，43．

［4］张侠，尚建平，赵德义，等．基于熵值法的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以石家庄市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9(4):33－35．

［5］崔木花．基于情景分析法的循环经济规划研究:以安徽能源循环经济规划为例［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47－151．

［6］余明江．我国农村反贫困机制的构建:基于“政府—市场”双导向视角的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5):5－10，41．

［7］孟祥健．新农村建设视域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0(3):24－26．

作者：郑利霞 单位：新乡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