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的难关

在党务上，日本新首相野田需要安抚此次选举中失利的“小鸠派”成员，达成党内和解；在行政上，他需要与在野党合作，摆脱“扭曲国会”的拖累；在经济上，他需要解决经济增长和重建财政的双重难题；在外交上，他需要平衡其一贯的强硬态度

时隔近两年，日本政坛再次出现自民党政权末期时的情形――实现了政权更迭的执政党也难逃“短命政权”的厄运，继鸠山由纪夫、菅直人之后，8月30日，第三位新首相诞生。

此前一天，54岁的财相野田佳彦在代表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反败为胜，击败经济产业相海江田万里、前外相前原诚司、农相鹿野道彦、前国土交通相马渊澄夫当选新一任党代表。

随后，新党代表野田佳彦30日下午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的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第95任、第62位首相，任期至2012年9月下一次代表选举（日本首相原则上由执政党党代表担任，党代表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编者注）。

日本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副教授上久保诚人对《财经》记者分析，野田上任后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有通过灾后重建的第三次补充预算案、重新修正纲领、推进税制与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改革，等等。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野田上任后的首要课题是弥合党内不和、实现党内和解。只有在保持党内团结的前提下，才能寻找与在野党建立合作关系的良策，争取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扭曲国会”对执政的制约。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小林庆一郎对《财经》记者表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深入，“日本也好、欧美也好，都不能维持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债务，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要实行削减社会保障和增税的改革，但推进这一改革必然会遭到国民的反对，这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则称，“3・11”地震后的日本进入了一个政治转型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大众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并向更高阶段发展。重要的是，日本需要一个既迎合时代潮流，又有政治主张、能制定出适应时代的政策的政党。“正是由于政党政治不清晰，导致了日本‘五年六相’的尴尬政局。”刘军红表示。

党内和解关

8月30日，日本菅直人内阁在内阁会议上集体辞职。

菅直人于去年6月8日正式就任首相，在任449天。在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三重灾难性危机面前，以菅直人为首的日本政府的表现颇遭诟病，多数舆论认为“政府应对危机不力、处置迟缓、国民早已对政府和政治失去了信任等等”。

今年6月，党内要求菅直人下台的呼声日渐高涨，菅内阁财相野田佳彦曾被视为接替时日无多的菅直人的热门人选。

然而，野田争得首相宝座实属“意外”。

此次参选代表有五名候选人，党内派系林立，各派推举各自的候选人。此次选举混战在“亲小泽”与“反小泽”间展开。

8月27日，日本共同社对地方支部的问卷调查显示，前外相前原诚司的支持率最高。代表任期为两年，由党内国会众参两院议员、籍各地议会议员、党员与党友（即注册支持者――编者注）定期通过投票产生。而此次代表选举是因菅直人中途辞职而提前举行，因此参与投票的只有国会议员。目前有398名国会议员有资格投票，获得过半数的200张选票者即可胜出。

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内最大派系“小泽派”支持和自己所属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阵营支持的“非主流派”候选人海江田万里领先，但未获过半数选票。在第二轮投票中，野田获215票，超过海江田的177票，当选为新代表。

就野田当选的“意外”，小林对记者表示，选前一周还是前原和海江田的呼声较高。野田当选的理由可以分析为，其政策设想比较稳定，而且坚持重建财政的路线。看上去海江田的政策有摇摆，而前原则输在外国人献金的丑闻上。“野田胜出对日本是一件好事”。

野田当选代表后，表示希望构筑全党团结的机制和推行“有执行力的政治”，他列举了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及严峻的经济形势等课题，表示“将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可谓国难的课题”。

8月30日，野田着手安排党内领导层职务。

他一改菅直人时代“去小泽化”路线，决定起用参议院议员会长舆石东（75岁）出任干事长、前外相前原诚司（49岁）出任政调会长。前官房长官平野博文（62岁）出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前国会对策委员长樽床伸二（52岁）出任干事长。舆石与平野分别同前党代表与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关系密切，可见野田重视构筑全党团结的态势。

31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野田顾虑“小鸠”，并起用“小泽派”人物担任党内要职――干事长，会给今后政权埋下火种。在野党如何应对将增加不稳定成分，对政策、政权的运营也会带来不透明感。

对此疑虑，小林分析认为，对舆石东任有所起用的话，会起到党内稳定、政策遂行的作用。这就存在党与内阁的分工问题，政策的决定和执行归内阁统领，大选的选举对策由党领导层掌管。相反的，如果舆石东和小泽派要求做出政策调整，再回以前的“小泽路线”的话，就会产生野田与小泽派的对立和混乱。

日本《朝日新闻》编委星浩对记者指出，野田任命舆石东为干事长是“正确”的，这样舆石不可能只因小泽的意向而行事。

据报道，9月2日，野田将组阁。截至记者发稿，尚没有组阁的进一步信息。小林对记者分析，野田组阁后，应尽早执行重建财政的政策，这样会提高舆论的支持率，也可尽早形成野田内阁执行政策、党领导层应对选举的分工协作。

政权运营关

执政党在众议院占多数议席，而参议院被在野党控制的“扭曲国会”已成为五年来日本“短命政权”不可逾越的障碍。

是付出了以菅直人辞去首相职务的巨大代价，才得以在国会通过公债发行等三个法案。可见，在“扭曲国会”的状况下，如果在野党处处为难而不予合作，那么政府和执政党则很难在国会通过提交的法案，结果可能致使政权运行陷入困境。

野田早在参选代表前就对与自民党、公明党组建大联合政权问题表明了积极态度。他直言，在“扭曲国会”的情况下，无论谁执掌政权，都必须考虑朝野政党合作问题。

然而，在野党自民党对组建联合政权持否定态度。

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说，自民党与的外交政策和政治手法不同，自民党可以在灾后重建方面与进行合作，但组建联合政权很困难。此外，内部反对意见强烈，大多数日本民众也表示反对。因此，组建大联合政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刘军红对《财经》记者表示，日本传统的议会已对政治造成牵制，也使政党的影响力被削弱。但扭曲国会并不是日本政治生态中最关键的问题，也好，自民党也好，都提不出未来的发展方向。“野田亟须在党建和执政体系的建设上下功夫”。

刘军红认为，日本政治存在其特殊性，其一，多党林立，两党制还在构建过程中；其二，两大政党体制不健全，政治方向迷失；其三，选举制度混乱。他说：“‘3・11’地震后，更加剧了日本模式的衰退，如今日本已步入战略转型的关键期。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实施战略转型，关系到的执政基础和野田政权的稳固程度。野田可为的事很多，但先要指出未来日本的、更符合时代特点的发展方向。”

2013年将举行众议院大选和参议院选举，是事关能否继续执政的两大选举。

小林认为，如果野田内阁执行政策有力的话，两年后，将继续执政。反之，则落马。星浩认为，明年的代表选举时，也有可能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

财赤、升值关

美国避免了债务违约后，8月5日，美国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国债评级，引发全球股市急剧下滑，世界经济濒临新的危机边缘。

同样，身负巨额财政赤字的日本也没“逃过此劫”。

8月24日，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把日本的债务评级从Aa2下调至Aa3，使日本的级别与中国相同。下调的主要理由是该国债务负担沉重以及首相更迭过于频繁。

这是穆迪自2002年5月以来首次给日债降级，也是日本“3・11”地震后，各权威评级公司首次给日债降级。尽管时任首相菅直人表示“遗憾”，但时任财相野田佳彦称“不会动摇日债信用”。不过，市场追逐日债的“热情”或趋冷静，由此或将改变世界资金流向，调节世界经济天气。

目前看，日本政府债务规模持续膨胀，GDP占比接近200%，在发达国家中最高。另一方面，日本泡沫崩溃后，经济低迷、通缩形势严峻，以实际价格计算、直接反映税收状况的名义GDP持续负增长，日本税收难增。同时，日本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开支每年以1万亿日元的速度递增，政府不得不发新债偿旧债。

2009年上台后，国债发行规模由小泉时代的30万亿日元以内，扩张到44万亿日元，超过年度税收总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均对日本提出了警告。

摆在“经济通”野田面前的不仅是严峻的财政赤字问题，还有经济增长和重建财政并举的双重难题。

从2009年9月组阁至今，野田始终从事财务相关工作。去年6月，菅直人出任首相，野田出任财相一职，这是他首次担任内阁成员。由没有出任大臣职务经验的议员担任财相如此重要职位，在日本政界尚属罕见。

在野田出任财相后的2010年8月，日元兑美元汇率触及15年的高点，逐渐损害到出口型企业的竞争力。对此，野田作出了强硬的表态：“必要时，政府将采取适当的财务措施。”同年9月15日上午，野田实现了日本六年来首次对汇市的单方干预，成功遏制了日元的升值趋势。

今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的第六天，日元汇率再度攀升至“战后”高点，野田在迅速获得七国集团赞同后进行了协调干预。

此外，作为增税积极派、财政重建派的野田在出任财相的第一天，就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为加强社会保障的稳定性，财政的明确支持不可迟疑。”他也赞成将消费税和法人税进行调整，推进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改革。

刘军红对野田任财相的政绩表示赞许，认为“财务省的政策好，与央行的合作好”。

小林也对野田当选首相表示“看好”，日本为确保社会保障和财政的持续性，“必须有一个强执行力的政治体制”。小林进一步阐述说，日本老龄化社会在加速，现在需要重建财政。如果增税，势必会减少个人支出，日本依赖内需的话很难使经济复苏。

“我想增税能够得到国民的理解。”小林分析说，小泉时代有人认为，减少公共投资而降低经济增长会遭到国民的反对。但当时减少公共投资后，日元贬值促进了出口反而带动了经济。“重建财政可以减小国民年老时的不安，使他们能够安心消费，这样会带来‘非凯恩斯效应’。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的话，会带来日元贬值。”

日本政策观察家村田泰夫对《财经》记者预测，野田新政府实施的政策会是“正统派”（Orthodox）――利用增税来确保财源。“如果野田能在出台挖掘日本经济增长潜力政策的同时，为确保财源不顾国民反对而实施增税的话，野田会成为‘千载流芳’的宰相。”

日元升值对日本也带来了有利的一面，8月29日，菅直人政府提出了应对日元升值的基本思路，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鼓励企业赴海外投资。

小林表示，日元升值的话，日本政府可以更加推进购买外国国债的政策。同时，日本经济也应与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共同增长，与新兴经济体进行更深化的分工合作。

刘军红认为，虽然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还不够大，但中国应关注21世纪以来，日本产业的对外“控制”，特别是制度控制――即在产业扩张中推广日本的生产标准和质量标准以扩大影响力――的力度。

“最佳人选”？

内多数意见认为，从“反小泽”、党内和解、与在野党展开合作等方面来看，野田都是“最佳人选”。

野田的政治活动始于1986年10月，当时他手持麦克风和一面手写小旗，大清早在街头进行演说。他在车站前向上班的人们派送传单，这种埋头宣传政策的“清晨行动”坚持了足有24年，直至去年6月就任财相的前一天。

今年54岁的野田佳彦生于千叶县的日本自卫队家庭，不是世袭的政治家。妻子野田仁实生于东京，家中经营一家工厂，亦非豪门。1980年，野田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野田成为松下政经塾的首批学员，并第一个成为日本首相。

自喻为泥鳅的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彦希望像泥鳅一样踏实勤恳地推进政治。小林对《财经》记者表示，野田由于诚实、稳重，能够得到更多人的信赖，这是他的优势所在。

然而，在外交方面，与多数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一样，野田被普遍视为强硬派人物。

一是在中国与日本存在争议的岛屿问题上，他一贯表现出强硬态势；二是他在提交给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质疑书里表示，被称为甲级战犯的人们不是战争罪人；三是他在自己的著作里主张日本可以行使“集团性自卫权”。

8月30日，即将出任日本新首相的代表野田佳彦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与亚洲建立双赢关系。”

小林则担心，野田属保守派人物，“是否能协调与中国、韩国的关系，任命谁担任外相是关键”。

8月3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在野田当选首相后对他表示了祝贺，但新华社此前发表的评论称，“日方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未能充分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及发展的合法需求。日本新政府应意识到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中日关系交恶及互不信任将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此外，日本应充分尊重中国国家和领土完整，尤其是涉及问题时。”

不过，也有人士认为，野田会持平衡构想，不会一直贯彻强硬的做法。当年继任小泉纯一郎的安倍晋三在就任首相后，就一改此前对华强硬的做派，不但把中国作为首访国，也没有在任内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