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刻不容缓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而2010年则将是“极为复杂”的一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要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如何实现复杂形势下的诸多发展目标?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浙江代表团代表结合浙江实际,共商大计,积极建言献策。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2009年初,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出口下降,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频发……

一年过去,中国经济回升势头明显,媒体上甚至弥漫着一股“风景这边独好”的乐观气氛。然而,复杂不稳的形势依然让人忐忑不安,忧心忡忡。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就用了一个极不轻松的形容词――“极为复杂”――来描述已经开始的2010年。“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事实上,“极为复杂”并不比“最困难”更好应对。应对得不好,“复杂”就会转成“困难”。如何实现复杂形势下的诸多发展目标?中国经济究竟会向何处去?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摆在了突出位置,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航标。出席本次人代会的浙江代表团人大代表围绕这些话题,结合浙江实际,发表了真知灼见。

中小企业如何转型?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我曾经说过,金融危机中,企业最重要的是要活着、站着、挺过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一年过去了,时过境迁,我的观点是,如果不转型升级,即便是有青山在,也不一定有柴烧。”2010年3月6日下午,浙江代表团举行的中外记者集体采访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赵林中代表言辞恳切。

“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如果企业自身不转型、不调整,就有可能被市场调整掉。”在驻地宾馆的餐桌上,赵林中和记者谈到,对于大多数的企业而言,不是说转就能转的。“说调就调,这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成了‘空调’。要分阶段有区别地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

显然,对于浙江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而言,转型升级并非易事,需要许多政策、技术和条件的支撑。赵林中建议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不要大起大落,要继续为他们转型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转型升级关键是大企业要先转。如果大企业是高水平的,中小企业就只能是中水平的;大企业是中水平的,中小企业只能是低水平的。如今每家龙头企业身后都有几十家甚至成百上千家中小企业,大企业要积极带动中小企业转型。这就是省里为什么要抓140多家龙头企业的原因。”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代表也参与到讨论中。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郑杰民代表也表示,省里提出打造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非常有远见。要先实现龙头企业的转型升级。龙头转了,龙身、龙尾就会跟着转。

“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中小企业要转变‘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观念,量力而行,不要盲目地拼命转型,最后把自己转死了。”在小组审议中,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代表建议,银行对企业贷款也要转变观念。现在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一旦出现坏账,银行就要查。越是中小企业,越需要呵护。

企业要转型,修好内功至关重要。“中小企业自身也要少一些浮躁、多一些脚踏实地。”浙江省电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建代表认为,从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许多IT类中小企业孵化出来后,风投资金一进入,能实现快速发展。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这类企业更容易实现升级。然而,IT产业是虚拟经济,资本一番热炒后撤出,就会带来很多问题。目前,许多做软件的人都比较浮躁,真正踏实来开发软件的并不多。

“企业要转型,政府要支持。”这是身为宁波市长的毛光烈代表一年多来的深刻体会。2009年初,宁波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确实十分明显。面对困境,政府重拳出击。“宁波2008年暂停了150项行政事业收费,2009年决定继续停止,现在决定永远取消。通过系列举措,为企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面对境内外记者,毛光烈郑重承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还在于干部政绩观的转变。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已经正式发函,同意将浙江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试验区)作为国家发改委改革的联系点,而且很可能是全国唯一的试点省份。据悉,目前,浙江省相关的考核评价体系正在调研制定中。

内需不能“内虚”

扩大内需或刺激内需,是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揽子“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计划当中的一项措施。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占80%左右。而在中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还不到40%。有统计显示,2009年,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量中,政府和企业的贡献占到66%;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只能支撑剩下34%的贡献。

由此可见,调整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增强内需,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2009年,国家出台了家电补贴、汽车补贴、放宽房贷等方面的刺激政策,其“领域之宽、力度之大、受惠面之广前所未有”。然而仅有这些,内需增长的“底盘”依然不稳。不少代表对此心存忧虑。

“汽车和家电毕竟都是耐用消费品,短时期就会饱和。房价目前又是居高不下,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市表面上是虚假繁荣,而实质并没有真正实现消费。”宗庆后代表认为,拉动内需还需要从调整国民收入结构入手。“‘内虚’又怎能拉‘内需’”?

不少代表表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地提高老百姓收入,但由于物价上涨,再加上个调税起征点较低,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抵消,实际上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太大的提高。

“为什么一些群众总觉得干得多挣得少呢?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偏低。”全国人大代表、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调查发现,1996年至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蛋糕不断变大,但分给居民收入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是多数人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时,会导致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消费能力弱。因此,傅企平建议,国家要设法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让收入增长幅度与GDP增幅相匹配。宗庆后则建议,将个调税的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广大工薪阶层能拿到5000元收入而不征税,才算是拿到手的真正收入。”

2009年底,人民论坛“未来十年十大挑战”问卷调查显示,第一是“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第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到底是谁动了我的奶酪?”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的程惠芳代表表示,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除了工资收入差异,更是因为垄断产业掌握稀缺资源带来的高收益,以及投机性炒房、炒地和通过内幕信息炒股形成的高收益。

“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还在继续深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应该加强对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政策调控力度。尤其是炒房,国家应出台政策严厉打击。”程惠芳呼吁。

此外,程惠芳还建议,对通过内幕信息炒股加强监管,控制投机性的收入;加强对垄断性产业职工和干部的高收入水平的监管,制定垄断性产业的收入调节政策,控制垄断性收入差距的幅度;加强对稀缺资源的配置监管政策,控制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收入差距。

“袋里有钱也不敢花”,无疑是当下中国老百姓最真切的感受。出于对子女教育、住房、养老方面的担心及压力,一般老百姓哪敢轻易进行消费?有数据显示,从银行存款来看,少数有钱人占有80%的金额,而绝大多数百姓存的仅仅是保命钱,又怎敢放手消费?

令人欣喜的是,对于民众呼声强烈的“房价、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政府工作报告》都有了积极的回应。无论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还是“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论述,让人们看到了国家推进社会公平的坚定决心。

小城镇,路在何方?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业机械化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我国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乡镇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根本无法消化这些剩余劳动力,再加上剧增的高校毕业生,由此造成了大量的人群向大城市集聚的“进城潮”,许多城市已到了“无法承受之重”的境地。宗庆后代表表示,单一实施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会违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律。从世界范围考察,大城市的盲目发展已经形成供应紧张、交通困难、住房紧张、劳动就业压力提升、污染严重、犯罪增多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和诸多社会问题。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小城镇是连接城乡的桥梁和纽带,是城乡物资流通、信息交换的“中枢”。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大港村党总支书记朱新康代表认为,在城乡发展结构中,小城镇承上启下,既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农业产业化的服务依托,还是城市化的基础支撑。在中小城镇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够就地吸收农村劳动人口,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小城镇建设是个好经,但不能念歪了。”有代表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所走的“小城镇化”为主的城市化道路,试图通过农村地区的“就地城市化”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然而事实并不尽如人意。在相当多的地方,“城”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城市发展的整体水平却不高。来自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的杨晓霞代表用“破离破碎”(宁波方言)来形容小城镇成长中的“痛”。

在采访中,有许多代表向记者反映,小城镇建设过程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合理规划,资源利用不合理”。据悉,一些地方往往把小城镇建设等同于盖房、修路、建市场,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一些地方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方式“规划”小城镇产业和市场,造成一些小城镇规划无特色、建设无风格、产业无优势、城镇无形象。此外,社会保障体系仍显落后,外来人口难以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滞后,小城镇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也受到了代表们的广泛关注。

“中小城镇的发展,关键要出政策,迫使大城市里的产业向小城镇集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小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宗庆后也认为,提高城镇化比例不能依靠行政手段强行迁移,而是要用政策来“逼迫企业下乡”。他建议国家采取减少、甚至不给大城市工业用地指标的做法,迫使企业必须建在地、县市和乡镇,让企业逐步下乡。同时,迁出多少企业,国家就降低多少迁出地的税收任务,这样才能鼓励大城市的地方政府放企业下乡,促进企业自主下乡。要将大城市逐步发展成为政治、文化、科研开发、金融和商业中心,将制造业逐步从大城市迁移到中小城市与乡镇。

除了“产业集聚”外,“人口的集聚”也是小城镇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那么,如何才能让小城镇更具吸引力?

原本城市户籍及其附带的相应福利曾是“农村人”梦寐以求的,被称为“跳龙门”,而如今,在浙江,中小城镇的户口对农民已失去吸引力。不少城里人向往着农村政策,纷纷开始“跳农门”。

“由于农民仍可享受农村所有生产资料和国家的扶农优惠政策,许多在县城小区居住的农村人口,都不愿落到城镇户口,仍过着‘离乡又有土’的‘两栖’农民生活。”民盟浙江省副主委卢亦愚代表建议政府要好好研究这一新问题。

“只要农民在中小城镇有固定工作或收入,户籍在当地行政区域内,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将农村户口转入城镇的,政府都应当让他们享有同城待遇,纳入城镇住房保障等体系。”卢亦愚建议。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历化蛹成蝶的阵痛之后,中国的经济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