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人才”生长于怎样一种文化

钱学森辞世，那个由他发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了一个被人广泛关注的“钱学森之问”。我认为在这个“钱学森之问”的前面似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先行“直面”解决，这就是何谓“杰出人才”？

钱学森提出这个问题，他对这问题当然是清楚的。他对自己的学生谈到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时曾说：“整个学校的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冷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这些话载于2009年11月5日的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据说这是钱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表达了他对国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忧虑”。

在这里，钱老反反复复说到的就是“创新”。“创新”不是别的，就是想别人之没有想、不敢想，说别人之没有说、不敢说（顺便说一句，这种“敢想”、“敢说”，当然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异想天开和胡说八道，而是在科学上的特立独行，勇往直前），也就是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思想和人格。可以说，“杰出人才”就出于这种“创新”人格，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样一种“创新”人格本身就是“杰出人才”――“创新”的成就有大小，“杰出人才”自然也有等级的区分。

当问题落到这一点时，另一些问题就出来了：首先，长期以来这种“创新”人格不要说作为“杰出人才”，哪怕是正面的、肯定性的评价在我们这里获得过吗？我们都承认钱学森是科学界的“杰出人才”，这种承认是与他早就取得的杰出成就联系在一起的，是因其“成就”而肯定了他作为“杰出人才”的存在，可是他在取得“杰出成就”之前的“创新”精神被我们作为“杰出人才”的标志肯定过吗？进一步说，更大量的还没有取得出“成就”的“杰出人才”，也就是那些与钱学森具有同样“创新”精神的人才，我们承认过吗？再进一步说，是不是取得“杰出成就”的“杰出人才”都如钱学森那样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爱护呢？不要忘记，物理学界的著名“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除了钱学森，其他两个人可都被打成了“”；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就是“钦点”的“”；中国早期物理学的奠基人叶企孙、饶毓泰更在“”中被迫害致死；“”时也有无数著名的学者、教授、科学家被“拔了白旗”；同样是取得“杰出成就”的“杰出人才”如陈寅恪、老舍、傅雷、周信芳……的遭遇更是尽人皆知；至于年纪轻轻就写出了不同凡响的《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作为“反革命”长期被关在监牢里，出来时已经成了一个木讷、痴呆的废人，著名作家沈从文一“解放”就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才华洋溢的遇罗克因独异的《出身论》而死于非命，更有不计其数年轻有为、思想敏锐的莘莘学子在“反右运动”中成为“阶级敌人”，其闪光的青春和洋溢的才华活活葬送在暗无天日的“改造”生涯中……就更不消说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首要的和更关键的问题是，在我们这里，“杰出人才”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它真实的意义；我们_直在沿用“革命”年代的“人才标准”，依据“兴无灭资”的政治功利性要求裁决。“人才”和塑造“人才”，所以，问题的实质首先不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就不要钱学森意义的“杰出人才”。或者说，正因为他们是能见人之未见、决不“人云亦云”的“杰出人才”才遭遇到毁灭的命运。

历30年之久，再经历几次大型政治运动的淘洗，我们事实上是在千方百计地建构一种培养“革命人才”的“革命文化”，这就是“唯上（最高领袖）”、“唯书（的书和‘最高指示’）、“不唯实（科学的求实精神）”。某种情况一旦成为“文化”，就不再是个别、孤立的现象了，而是形成了一套机制，“革命文化”也是如此，而且极为深透：从幼儿的家庭教育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的学校教育，再到工作岗位的社会教育，开眼所见，充耳所闻，包括决定一个人安危祸福命运的有形无形绳范，都在构筑着“无所逃于天地间”的“革命文化”。于是一代“革命人才”涌现了，相当有力地造就了“”的“人才”基础，而钱学森意义的“杰出人才”则完全不见了。

一个充塞着“革命人才”的社会，革命意识形态当然不会受到挑战，“革命路线”的“稳定”也不消说。上一世纪70年代末“凡是派’提出“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批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其实就是这种“革命文化”思想的精确表述，体现了高度固步自封的特点。不用说，在这种“革命文化”下，什么科学和学术的建树、创新都无从说起，就是民族向前迈动一小步，都要面，临巨大的威胁。这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真正危机所在。

近30年诚然不同于前30年，有“杰出成就”的“杰出人才”不大会有前30年那样的遭遇了

（例如，前不久去世的季羡林老人在“”时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到新世纪则成了“国宝”）。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30年的时间里既拒绝“杰出人才”，更不“培养杰出人才”，“杰出人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杰出人才”又何来“杰出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如“革命文化”那样千方百计地自觉构建钱老意义的“杰出人才”观和相应的人才文化，而“革命文化”观还在深层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我们一般来说是不大喜欢有独立精神、自主人格和独异之见的人的，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压制，因为这样的人决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不会见风使舵、蝇营狗苟。他们热爱科学，执着于真理，也不会在学术之外花费更多心思去专注于“关系学”。他们也不一定是“多面手”，数学精湛，还能吹打弹拉、说学逗唱――有这些固然好，然而“杰出人才”的“综合素质”可不是这样浅薄的意义。他们可能只是他那学科领域中的佼佼者，可能还有些陈景润式的“呆气”，但是在他热爱的学术世界里却可能是一个最具丰富智慧、最有情感和灵气、最具“综合素质”的人才。这样的人可能很难给学校争来什么“门面”，其耿介忠直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可能时时招来怨谤，伤了老师或领导的面子和利益。要是他们的判断超出社会一般判断水平，他们的独异思想再触犯禁忌，说了一些似乎不该说的话，那就更是视之如异类，必要压制他们，不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仔细分析，我们爱好的和培养的其实是“庸才”。无论社会还是学校，都在用自己的规范、习惯、舆论、选贤任能的标准、全部机制和体制，鼓励、培养、引导、造就庸才，抑制和压迫“杰出人才”的出现和成长。当然，今天我们对“杰出成就”真可以说是“求之若渴”（这一点从每年“诺贝尔奖”没有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焦燥就可以看出），可是竟天真地以为“杰出成就”可以出于“庸才”之手，这就实在是南辕北辙了。

造就“杰出人才”完全是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用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简单概括，内含着自由、人权、多元、平等、宽容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价值。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们的“普世”意义，反正违反这些价值就是出不了“杰出人才”，这在任何民族、任何历史都不例外。就说“宽容”吧，如果不能容忍属于个人独异的思想和见解，必要把一切独特“统一”起来，还怎么能有钱老所说的“创新”？

就实质而言，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一般教育，并不是以培养创造“杰出成就”的“杰出人才”为目的，而是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多方面志趣、有创造性思维的公民。然而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一种文化滋养和熏陶下，又必然大量涌现“杰出人才”。从取得“杰出成就”的不少西方“华裔”人士来看，中华民族实在不缺少聪明才智，问题在于得让这种聪明才智充分开发，这就是文化土壤的问题了。“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问题想回避也不行。学校教育集中地体现着民族的文化意识。面对钱老提出的“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考虑的应该是贯彻在“我们的学校”的到底是怎样一种文化。人性是脆弱的，哪怕是再有特殊才智的佼佼者也不例外。当他们的“独特”不断遭到“规范”，当他们的“创新”不断受到压抑，当前面的“庸才”一个接一个成为“成功人士”，而各种不幸又那么无可置疑地摆在自己面前时，一种泯灭“独特”、回避“创新”、从众、趋同的心理就会油然而生。于是一些“杰出人才”不见了，一些新的“庸才”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常常要比有关“创新”的所有动人言词有力得多。这“文化的力量”当然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在“人才”上，正视钱老提出的“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文化上着眼，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价值理念。否则，即使再加大投入，再办各种“人才班”，再强调“综合素质”，再把培养“杰出人才”、“大家”、“大师”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培养”的也不过是碌碌庸才而已，可能连合格的公民也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