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寡妇再嫁”思考

摘 要：元杂剧是元朝一种新兴的戏曲文化，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寡妇形象。再嫁的寡妇每一个类型都包含了当时社会文化内涵，并且各自都只有自己的独特型。

关键词：寡妇再嫁 类型 原因

元杂剧在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的同时，也描写了一些再嫁的寡妇形象。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定伦理道德的约束和限制，那么这些寡妇为什么要与传统背道而驰放弃守志选择再嫁？根据寡妇再嫁的原因和自身的特点，将寡妇再嫁分为以下几类：

一、积极追求再嫁

在《望江亭》中再嫁的寡妇谭记儿为了维护自身的爱情和婚姻幸福，面对着仗势欺人的官僚杨衙内，毫无惧色，与之周旋，终而战胜并赢得了美满的幸福。剧中高度赞扬了谭记儿的智慧和勇气，更加肯定了她积极追求幸福，努力经营维护再嫁婚姻的可爱女子形象。

谭记儿本是李希颜的夫人，丈夫早亡，由于寡居无事经常到清安观与白姑姑攀谈。在谭记儿第一次亮像自述身世中就感叹道：没了丈夫好可怜。“我则为锦帐春阑，绣衾香散，深闺晚，粉谢脂残，到的这日暮愁无限！”[1]表现出谭记儿久处深闺的寂寞和惆怅，一句“日暮愁无限”表达出了她内心对这种无人疼惜无人陪伴的愁苦。

虽然已经守寡了三年，但她任然羡慕花季少女，羡慕她们不肯“凤只鸾单”的情怀！这种羡慕之情让谭记儿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忍受的住深似海的愁苦，也不可能守得住“三贞九烈”。从中窥探到她内心想要被呵护，被疼爱的强烈愿望和追求。正是因为她内心对再嫁的渴望和追求，白姑姑对她的劝说才那么容易就实现，也正是她内心的萌动，她才在只见了白士中一面的情况下就答应了婚事。

二、软弱的屈从再嫁型

蔡婆婆是《窦娥冤》再嫁的寡妇之一。蔡婆婆守寡多年，独自带着一个儿子和童养媳窦娥生活。

蔡婆婆早年便亡了丈夫，多年在混乱的年代里为了生计打拼使得她懦弱胆小又世故圆滑。蔡婆婆一上场便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2]可见蔡婆婆是一个看重“安乐”的市井妇人。在张驴儿父子扬言要勒死她时，看重安乐的她表现出了犹豫之状，她说到：“哥哥，待我慢慢地寻思咱。”懦弱的的蔡婆婆为了自保答应了张父做自己的“接脚”更是允诺将窦娥嫁给张驴儿。

蔡婆婆是一个六十开外的寡妇，守寡多年，却在张驴儿父子的威胁下屈从就范，这与她软弱世故的心态是分不开的。懦弱的蔡婆婆只是一味的顺从，坚持将父子二人留在家中，不仅和张父做起夫妻来，还自愿当起了张驴儿的说客。她劝说窦娥干脆招了张驴儿。在窦娥坚决不肯的情况下，她才劝说张驴儿父子先不着急。她的这种态度足以说明蔡婆婆的再嫁也有很大的自愿成分。并且，张驴儿的父亲也是个温和的老头，例如在剧中蔡婆婆生病了，老头主动要求张驴儿一起去可见，蔡婆婆的再嫁固然是张驴儿父子的威胁逼迫后的屈从，也是自己内心想要再嫁的想法驱动后的顺从。

三、寻机复仇型[3]

在《朱砂担滴水浮沤记》中写到了再嫁的寡妇，王妻。王妻原本和王文用以及王父一家三口过着安适的生活，只因王文用外出经商被白正杀害，后白正又到家中杀害了王父。王妻在逼迫下再嫁给了白正。

原本王妻和王文用夫妻是很恩爱的，在王文离家时更是舍不得他王妻唱到：“王文用，今日分别，好生凄凉也。”表现出无限的依依不舍之情。的离开也表现出无限的依依不舍之情。

当王妻在知道公公和丈夫被杀、白正欲霸占自己时是做过激烈的反抗，甚至最初想到的是“至死也不随顺你”，但是在她短暂的思考后，想到：“若杀了我呵，俺父亲与丈夫的冤仇，谁人来报？”一想到自己被杀之后王家的巨大冤屈将无人知晓，为了替丈夫和公公报仇，她提出了必须在丈夫百日后，才可满足白正的要求。她的再嫁是忍辱性的暂时屈从，她以屈从的形式换取生命以便找到时机为王家报仇雪恨。后来剧情的发展也证明了王妻的屈从是为夫报仇。等到陈虎长大后，王妻将事实告诉了儿子陈虎，让他替王家报了仇，也正是她的再嫁换的了后来一家团圆的美满结局。

元杂剧中塑造的这些再嫁的寡妇每一个都栩栩如生，她们的再嫁也各自有各自的原因。我们在考察，评价他们的时候不仅要将她们放在原有的剧情中去，还应该联系当时元朝广阔的社会背景。

首先，草原文化入主中原，对当时的中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

在与汉家儒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必然会使儒家的伦理道德有一定的松动，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空前的自由。这也使得元代妇女社会观念有所转变，贞节观也逐渐淡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大发感慨：“顾世之名巨族，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可见当时就连上层社会的妇女改嫁也十分普遍，推而广之，下层普通老百姓的改嫁也不属于什么稀奇之事。

其次，元代蒙古族对于妇女再婚和娶寡妇， 并没有耻辱的观念。成吉思汉就是以灭敌国、夺其所有， 纳其妻女为乐事的。如乃蛮部首领太阳汗所宠爱的一个妻子古儿别速， 在太阳汗被杀后， 被成吉思汗所娶。成吉思汗有时也将自己的妃子赐人。如曾将亦必合别吉赐给怯台那颜，这些都说明处在十三世纪的蒙古民族并不要求妇女守节， 男人死了可以改嫁，活着也可以嫁人。元代的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 “妇人夫亡， 服阙守志并欲归宗者，听， 其舅姑不得一面改嫁。”不仅不限制，甚至也有所鼓励。

再次，丈夫死去意味着经济来源上便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没有了经济来源就无法生存，只得再嫁另选依靠。虽然元朝当时的妇女的地位比起以前有所提升，但是在“女主内男主外”的封建社会中，女子始终必须依附于男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三纲五常也是女子必须依从的女训。对于大多数妇女而言， 失去了丈夫就失去了依附的主体， 从而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寡妇的再嫁也是“妇女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 又无完整的人格权利， 始终无法摆脱事人服人， 依附于男子的状况”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元朝妇女的再嫁非常普遍，“再嫁寡妇”这样敏感群体也是被当时人认可。每一个寡妇的再嫁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和特点，这些鲜明独特的寡妇形象，是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撞击又相互融合的艺术结晶，她们是元杂剧中不同于其他文学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2]吴国钦・校注・关汉卿全集[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佛冈县印刷厂印刷，1988年10月第一版

[3]徐征等主编・全元曲[M]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1日第一版

[4]田同旭著・元杂剧通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张勤，女，西南大学文学院2011级研究生，古代文学专业，名族：汉；四川绵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