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5 07:44:28
摘 要：赋是我国古代重要文体之一，但其起源和发展线索却并不清晰。汉赋与《诗经》关系密切，自班固始就有“古诗之流”的说法，而另一说汉赋体制的起源和发展是对《楚辞》艺术手法的借鉴和创新。从大赋的外部表现特征看，战国纵横辞令对其亦有重要影响。此外，由于汉王朝特有的风骨和精神，汉大赋表现出一种异位和裂变的状态。
关键词：纵横辞令 裂变 西汉精神内核
汉赋的起源和体制演变一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的是，汉赋特别是汉大赋，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都是极复杂、极特殊的，一方面它脱胎于秦汉乃至先秦的文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因汉王朝本身的社会经济因素而形成了“裂变”，这种传承与异位的相悖关系造就了汉大赋特殊的文学体制。
一、汉赋的起源
汉大赋，亦为散体大赋，是汉赋体制中的一种。其源起于汉初“骚体赋”，经枚乘奠基、司马相如发展，形成一种辞采华丽、恢弘大气的特殊文体。然而究其本源，汉赋的形成在历史上一直聚讼不已，未有明确的定义。历史上，对汉赋起源之说法有如下几种：
（一）《诗》之于赋
对汉赋起源的探讨，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的“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1]
班固认为赋和诗同出一流，是因赋与诗一样具有讽喻社会的政治功能，归根到底其目的在于讽喻。基于这种观点，班固批评后期汉赋只是一味华章丽句，却没有讽喻之能，失却了赋本来的存在意义。
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赋”本身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手法上的铺陈，另一则是文体上的“不歌而颂”。而“六义”之中的赋为铺陈手法，与文体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以其为“汉赋”定义难免有失偏颇。
班固之后，晋人挚虞沿袭了“古诗之流”的看法。他在《文章别流论》中说：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仪。情之发，因辞而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2]
挚虞从文体角度，将“六义”中的“赋”提升至文体之“赋”，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解释。然而这与班固的原意已然有所差异，此外其所指“因辞而形之”与汉大赋华丽铺陈手法的使用之间也并没有直接联系，期间缺少一个重要的桥梁。
（二）《楚辞》之于赋
与“古诗之流”相仿，赋源于《楚辞》的说法同样颇具影响力。
汉赋总体上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其中骚体赋直接承袭《离骚》《楚辞》之风，也从一个侧面强有力的证明了赋与楚辞的纵向联系。
汉人评价贾谊、宋玉之赋，多半着眼于怀才不遇之感，这与《离骚》是相契合的。而在这种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过程中，汉赋与楚辞得到了同一，成为一种“浑然一体”的存在，“赋”就是“辞”，“辞”也就是“赋”。这也侧面表明，赋源于楚辞的说法得到了汉人的普遍认可。
（三）先秦散文之于赋
与诗、骚之说相异，学术界有人主张汉大赋实际上是起源于先秦诸子散文和战国纵横之辞。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指出：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3]
章学诚将目光延展到一个横向的历史大背景中，发现并指明了赋的形成并不是单线条和一源的，而是受到诸种思想、体例的影响，在诸多合力之下演化而成。
章太炎在《白话文》中叶提出：“纵横家的话，本来有几分象赋，到天下一统的时候，纵横家用不着，就变作辞赋家。”[5]这说明纵横之辞向汉赋转换的过程，正是游士向辞赋家转换的过程，二者是同步且互相促进的。
二、汉大赋的异位与裂变
汉大赋在从《诗》《骚》之源延伸发展出的线索中处于一个“异位”的状态：以《诗》为源，汉赋继承了其讽喻、颂事之能，不同之处在于诗能歌唱，而“不歌而诵谓之赋”[6]。但在创作上，散体大赋突破了《诗》平易和简约的要求，形成浩瀚挥洒的艺术特色。以《骚》为源，汉赋确有抒发胸臆的思想倾向，但表现手法与《离骚》有显著的不同，后者营造的空灵悠长之韵与大赋煌煌之辞一为“出”一为“入”，更是大相径庭。汉大赋与早期的骚体赋之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裂，也与“诗骚”的发展脉络产生异位。
第二，从创作内容上看，早期游士的纵横辞令多半以劝讽、献计为主，也常常体物叙事。而汉大赋擅长言物说事，歌功颂德，二者也有所相似。
散体大赋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支配，行文的方式更为灵活，结构也更为松散；另一方面，在汉武帝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体物言事、歌功颂德的需求也要求文学扩充词汇、扩大范围；最后，社会风气也深刻影响着文学形式，大赋洋洋洒洒、纵横恣肆的创作方式正是汉王朝精神内核的外现。
但是，大赋并不是对战国散文的完全复归和简单复制，它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战国辞令的不同。首先，《战国策》中的论辩和对话，是建立在思想有重大相悖和矛盾的基础上，是一种尖锐的对抗；而汉大赋中的对话，由于思想的统一和融合，这种矛盾失去了存在的依托，双方的互相辩难实际上只是一种架空的“虚拟对抗”。
其次，战国游士在歌颂君主英明的同时，也极力彰显着自己的谋略与理想，是带有明确目的性的。汉大赋虽然同是兜售主张，表达方式却是极力铺陈，煌煌千言，讽谏之辞只占极小的部分，更多的是颂德与润物，这也就导致了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现象。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推断，汉大赋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方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精神内核上与汉王朝之风休戚相关，在发展脉络上也无法脱离《诗》《骚》的影响，而其铺张扬厉的外部风格，则是对先秦诸子和纵横辞令的继承和更新。
汉大赋这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既处于文学发展的脉络之内，同时又不断地进行着否定和裂变。同时，汉大赋借鉴纵横之辞的表现方式，与儒学精神相契合，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学自觉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文选 两都赋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章学诚.王重民等. 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费振刚.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6]班固.汉书 艺文志[Z].北京：中华书局，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