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栅栏的邻居们

1

老寡妇门也没敲，就走进了我的房间，她身上飘着一阵“飞马牌”香烟的味道。一顶老旧的棉帽遮住了她蓬乱的花白头发，露在外面的部分则梳向脑后，仿佛为了炫耀耳朵上的那对金耳环。她穿着一件羊毛衫，围巾手套全副武装，颜色与我们这个四合院深朱砂红的木柱子很相配。在我眼中，这位邻居老寡妇是由下面这些颜色组成的：黯淡的灰和白，亮丽的明黄，带有皇城气息的大红。当然还散发着灰烬与岁月的味道。

“小梅！听我说，上课之前你必须吃个饭。”我站在她面前，身穿T恤和四角短裤。老寡妇擦了擦一双筷子的头，递到我手上。“多吃点儿，小梅！”她亲切地喊着我中文名字的简称。而我则用对老年妇女的尊称，叫她“大娘”。

老寡妇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捧到我面前。手里香烟冒出的烟雾沿着萎黄的脸颊蜿蜒上升，熏得她斜斜地眯起了眼睛。今天她包了我最爱吃的香葱猪肉饺子。“知道不，”她说，“做一人份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你必须把这些全吃光。”

我总是很听老寡妇的话。这个四合院有五个房间，一共住了七个人。尽管老寡妇没有产权，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这里的主人，她有使用权。1962年，北京市房屋管理局批准她入住朝南的房间，对着我现在住的地方。在这间六平米的陋室之中，她拉扯大了一双儿女和一个孙女。她和家人的照片高高地挂在墙上，其中一张大幅彩照是年轻时候的她：高高的颧骨，灰色紧身连衣裙，浑身散发着青春的光彩。房间的水泥地面没有任何装饰，一个胡桃木质的五斗橱，两把铁质的折叠椅，一张轻便的牌桌和一张单人床就是全部的家当。房间里的彩色电视机永远停留在11台，北京戏曲频道。每天，从太阳东升到夜幕降临，铿锵的鸣锣和依依呀呀的忧伤都会飘满四合院的每一个角落。

老寡妇又点了一支“飞马”。蓝色的烟盒上画着一匹纵身跃向天际的骏马，蹄下是一排排鳞次栉比的化工厂和大烟囱。这是这里卖得最便宜的香烟，也是胡同里整日飘散着的味道。

“你应该起得早点儿，”她嗔怪道，“我都在天桃市场逛了一大圈儿了。”现在是早上七点。胡同里总是房子挨着店铺，密密麻麻的。所以永远有人在做生意，出门就能买到东西。每天一大清早，人们就会涌向附近的露天集市，从外地农民手里买到新鲜的肉食和蔬菜瓜果。“我把锅放在火上准备下饺子，然后就去了，”老寡妇说，“等买了调料回来，水都开了。”

她看着我喝下那碗咸咸的肉汤。我对她说谢谢。她扬起头，大声问：“你说什么？！”她有点耳背。说再见的时候，她总是简单地哼哼一声：“哈！”接着就走下四合院的木头门坎，往左转离开了。这里原本是一处官员的宅邸，现在被分成四个四合院，每一个都住了好些租户。我们的房间位于后方，挨挤在一起，离四院共享的正门最远。老寡妇蹒跚着走进走廊凹凸不平的地面和石板，双手支撑着灰色砖墙。女厕所在与正门相对的另一头，里面很窄，她放开手紧走几步，进去了。

2

大刘一家来自山西省中部的农村，在这里开了一家小面馆，店里只有四张桌子。孩子的母亲叫得出每一个回头客的名字，也记得他们常点的面，还常常坐下来和食客们攀谈。孩子的父亲则在厨房里忙里忙外，儿子也是做面的一把好手。小刘刚刚从新疆当兵回来，今年22岁。要是妈妈一提山西农村里找人给他做的媒，年轻的小刘就会着急上火。

“刘老兵”总是在工作闲暇时坐下来，大声读出我学生英语课本上Mocky（编者注：小学英语课本上的一只猴子）最新的遭遇。早晨他日出而作，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和父母一起住在面馆对面的大杂院里。“我热爱学习，非常想学英语，”他说，“但我永远没有时间。”

对于鲜鱼口清拆之后一家人的去处，他感到很茫然。“我们会继续待在北京，这是肯定的。”他妹妹回了老家，正在接受培训，立志成为一名数学老师。三个人得负担她的学费，还要有所节蓄。“我们那个村很贫穷落后，在那儿什么也做不了。”

“除了找老婆，”我说。

“没错！”他笑起来，“我不喜欢北京女孩。她们太肤浅了。”他低头看着Mocky踢足球打破窗玻璃的英语课文，说道：“而且她们永远不可能看上一个做刀削面的男人。”

如果面馆被拆，刘家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金。的确，他们将失去生计，他们只是租客而已。只有房东才有“享受”拆迁安置的资格。在全国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北京这些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却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这种情况实在自相矛盾，让人匪夷所思。这片区域所有的个体商户现在都将被迫另谋出路。“我们现在的位置真的很棒，”刘老兵说。“整天人来人往的，这条胡同只有我们这一家面馆。”

刘老兵总是穿过前门大街，在大栅栏的胡同之间进行“侦查”，但数百家店铺的门前都没有贴出“店铺出租”的字样。刘家必须在回老家过2006年春节之前找到个新去处。

圣诞节那天，刘家的面馆关门大吉。“我们要回老家乡下去过年，”刘老兵说，“过完了年怎么办，谁知道呢？”一家三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愤怒。这里是北京，世道本是如此。小刘妈妈给我端上最后一碗肉汤面。“多加点儿黑醋，”她对我说，“咱们村儿里做的，是最好的。”那的确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香醋。我大快朵颐，吃得不亦悦乎的时候，她写了山西乡下的地址给我。肉汤见底，我们也互道再见。

3

我的邻居韩先生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小杂货店，店址就在廊坊一条，离那条全是待拆“老字号”的胡同不过一街之隔。韩太太在窄窄的店面前贩卖香烟、胶卷和电池，而韩先生就在背后一个小桌子上干着手机维修的营生。“在东北的时候，我在一个农场上开卡车，”当我问他怎么学会这门手艺的时候，他开口道。“跑车的路上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有一天我就把手机给拆了，一直很紧张，怕装不回去，花了很多时间变回原样。之后我又把它拆开了。一直这样练啊练，现在什么手机都能修了。”

有时候我顺道去小店看看，韩太太总是拿着一把稻草小笤帚清扫着店门前的台阶。她说保持门口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每天那么多人走过店门前，整洁干净的样子能获得他们的信任。两个人的个人卫生非常到位，头发和脸都干净体面，身上的衣服也从来都很整洁。两人每天一起在店里工作12个小时，然后回到四合院中更狭小的一个房间里 。我们的房间只有薄薄的一墙之隔，但我从未听到过他们吵架，甚至从来没跟对方大声争辩过什么。老寡妇很喜欢他们。

一年前，韩先生和妻子将六岁的儿子托付给父母，然后从中国东北来到北京。他们花光了毕生的积蓄，开了这样一爿位置不错的小店。从早到晚，外来游客、本地居民，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韩家夫妇渐渐又有了积蓄，还定期寄钱回家。

2006年春天，“无形巨手”在店外的墙上画上了“拆”。他们只有两星期的时间来搬家。

韩先生的房东说，过了拆迁期限，他就不能出租店面了，连宽限一两天都不行。韩先生卖掉了玻璃展示柜，关掉了小店。韩太太拿着笤帚回到了家。因为韩先生两夫妇不过是租客，他们的搬迁拿不到一分钱补偿金。

他们双双失业的那天，我回到了四合院，听到的是笑声与歌声。十几个男人挤在韩先生房间的一张桌子周围，身旁摆着一圈空空如也的啤酒瓶。一个已经喝得面颊绯红的男人用牙齿咬开一瓶新啤酒的瓶盖，灌进嘴里。

韩先生说：“我在庆祝，因为至少今天我还能说我有一份工作。”

我们举起酒杯碰了碰杯：“那明天呢？”

“如果你是个穷人，”韩先生说，“那你就没有明天。”

4

小刘住在隔壁一条胡同里，她家的四合院很大，我在书里的照片上见过。这里曾经的主人是个歌剧演员。现在则住着四家人。这个四合院的独特之处在于，中间有一片开阔的空地，屋顶上则是小刘父亲一手搭建起来的鸽棚，他先用管子和木板搭好架子，然后用水泥糊在表面。

小刘和父母住在一个单间，里面摆着一张床，一个化妆台和一张凳子。我第一次去她家时，小刘妈妈正在小睡，她连忙醒转，拿出橘子，冲好茶水。“我和她爸爸从小住到大的那个四合院被拆了，之后我们就搬到这里来了。”她说，“那时小刘只有一岁。”

“你知道这个院子什么时候被拆吗？”她急切地问道：“希望她考初中之前不要拆。”

除了雪儿那时装设计师妈妈之外，小刘父母和我其他学生的家长们的文化程度都没超过高中水平。小刘父母将所有的希望和努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小刘的妈妈下了岗，没工作。“我喜欢她放学一回家就能看到我。”她说。小刘的父亲在寻寻觅觅一年之后，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一家纪念品商店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

“还过得去，”他说：“我上的是晚班，就睡在门边一张简易床上。听到什么动静，就敲敲玻璃，再回去睡。”

我想象着他在可能是世界上监控最严密的区域边上当保安的情景，微微笑了起来。“店里的东西根本不值那么多钱，”小刘的爸爸大笑起来，“你知道中国人的，要是有个保安，那就有面子。显得有权势。”

他矮胖结实，剃着平头，松松垮垮的双颊红彤彤的，框架眼镜的镜片很厚。“小刘的坏眼睛是从我这儿遗传的，”他说，“希望没遗传其他的问题。”

小刘爬到床上，递过她的眼镜。我们交换彼此的眼镜。刘家在我眼前变成模糊的一团。“我什么也看不见！”小刘喊出了我的心声。

屋里的墙上只有一件装饰品，那是一幅挂历，上面有一只鸽子。“这只真漂亮，”小刘爸爸说，好像在欣赏杂志中间的性感女郎插页。他翻到7月的那一页，“这只也很漂亮。”他的老婆在旁边咕哝了一声。

小刘和我跟着小刘爸爸，爬上一架焊接在房子旁的梯子。四下眺望，能将周围斜斜的屋顶尽收眼底。小刘轻快地跳到鸽棚旁。有两只没和其他同伴待在一起，而是单独养在一个小笼子里。

“那是鸽子监狱，”小刘解释说，“它们打架呢。我爸可气疯了。”

“没，我可没生气。”小刘爸爸本能地大笑起来。

他打开一个小鸽棚的锁，把白高粱、红高粱、亚麻籽、玉米和小麦混合起来的鸽食撒在地上。“那种打包卖的鸽食完全没用，”他说，“鸽子不会吃的。我自己买杂粮，自己混起来喂。鸽子就怕拉肚子。”

“我也怕。”小刘咯咯笑起来。

“谁又喜欢拉肚子呢？”他反问道，“鸽子和我们人是一样的，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就拉肚子。”

小刘妈妈没跟上来，声音却从四合院里传了过来，“我讨厌那些鸽子！我洗了衣服不能晾在外面，不然它们就要在上面拉屎！他说这只是个爱好。告诉你，这才不是爱好呢！下象棋才是爱好！收集硬币才是爱好！这个。这个就是恶心！”

他笑了笑，继续说，“传染也是个问题。一只鸽子生了病，很容易就传染给别的鸽子了，连感冒也是。要是一只鸽子感冒了，我就得配药，让它喝下去。告诉你吧，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底下又传来了愤怒的声音：“他要让我们都得禽流感！你的爱好就是这个！”

他露出一副“我能怎么办”的表情，摇了摇头：“我承认我觉得鸽子就是有翅膀的老鼠。鸭子是我最喜欢的禽类，小时候，我家周围的沼泽和湖上全是嘎嘎叫的鸭子。”

“嘎！”他说。“鸭子要烤了最好吃！”

站在鸽棚的高度，我们好像拥有了鸽子的眼睛，能够将这一片俯瞰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视线随着头顶鸽子划出的大圈转。这项爱好的吸引力自然而然地展现了出来。胡同里的生活可谓与世隔绝，鸽子们成为主人眼界的延伸，在天空中宣布着生活空间的扩展。

“如果这片儿拆了，我怎么办？”他重复着我的问题。“我不知道。给小刘找个好学校。租个房子。找一份新工作。”他知道在北京，养鸽子只能是胡同里的爱好，很多新的公寓楼都严禁养鸽。“告诉你，我会把这些鸽子一起带走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5

杨梅竹斜街居委会的办公室里，负责老年人服务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份名为《劳动午报》的党报。我的照片出现在大标题“大栅栏来了洋外教”下面。“眼前这位黄头发，一脸大胡子的‘老外’，就是大栅栏西区社区市民英语班的新老师，一名美国外教。”文章中报道说：“慢慢的，社区的主任们不仅知道了热爱中国文化的麦尔有个中文名字叫‘梅英东’，院里的邻居们还亲切地称他为‘小梅’。”

这则报道大力赞扬了小梅的志愿者精神，还记录了每周在他的免费英语培训班上课的五十个退休老年人对他的称赞。一个学生说：“这个外国小伙子特幽默，跟他学英语一点都不觉得累！”

这群学生实在只能用“热情高涨”来形容。每周两小时，他们认认真真弓着身子坐在英语课本前，重复着我大声读出的英语句子。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这种语言，有些老人在旧时俄语成为一种“政治时尚”时学过俄语，而如今，响应“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的号召，他们开始朗读起下面的句子：“My name is Wang Ping， welcome to our neighborhood！”（我的名字叫王平，欢迎到我们这里来！）

她旁边的妇女说道，“My name is Wang Ping， welcome to our neighborhood！”（我的名字叫王平，欢迎到我们这里来！）

“等等，”我用中文说，“她的名字叫王平。您应该说自己的名字。”

“我不喜欢我的名字，”她皱了皱眉头，“我就用王平这个名字，平的意思是‘平安’，这是个好名字，你不觉得吗，小梅？”

我的教室就是居委会办公室的活动室，那里张贴着一张布告，列出了这片儿每一位老年人和他们的病症。有的有风湿病，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去集市。有的则略有些痴呆，需要别人提醒他们自己是谁。我找到了老寡妇的名字，布告上说她是“孤寡老人”。每周，居委会都会派人去看看她需不需要帮忙修理东西、看医生，或就是想聊聊天什么的。

居委会还会开展“电影之夜”和“午餐聚会”，组织公费体检和孕妇的超声波检查，并且免费发放。的发放地点在居委会办公室门口，那里摆放着一张长桌，坐着三个工作人员和一名警官。桌子上的外包装上有一个白人男子，正亲着一个白人女子的脖子，那女人享受地微笑着。盒子上用中英文写着：。

“拿一点儿，小梅！”一名工作人员催促道，“你平时用几盒就拿几盒。四盒，五盒，都行。”

居委会还发给我一张价值五十元的代金卡，可以在该区的中国红十字捐助站和商店使用。“我们把这些发给大家，是一种形式上的福利，”一个工作人员说，“你也可以用。”

北京靠救济金生活的人可以领取有补贴的廉价商品，包括食用油、厕纸、牙膏、面粉、大米和红星二锅头——这种酒精纯度较高的高粱酒在北京无处不在。“有烟吗？”我问售货员。“没有，”他说，“我们不能卖烟，有害健康。”

6

每当我走向家门的时候，“废品王”总是站在一边向我灿烂地笑着，露出一口牙齿。

他来自河南省的农村，北京人说起“河南”，总是一副恨得牙痒痒的样子，因为从那里来京的外地人最多。废品王的口音很重，轻易就能听出他的老家。

一天晚上十点，废品王开着他一直停着的大卡车，让我上去。蓝色的车后平板松松垮垮地搭在车轴上，上面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堆已经解体的暖气片、一摞摞《北京晚报》、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瓶瓶罐罐。这些东西高高堆起，摇摇欲坠，被废品王用绳子捆了起来。

“我们要去垃圾场。”他说。他的老婆在前面走着，引导卡车开出胡同。废品王轻而易举地就出去了，车身一点儿也没有擦到。“警察不许这样的卡车进城。这是奥运美化活动的一部分。垃圾场本来在二环内的，但自从取得了奥运主办权，政府每年把它往外迁出一点。现在都到六环外去了。”那儿离我们的胡同有40公里左右。

他没走大路，拐弯抹角才开到出城的高速公路上：“我们知道警察的检查站都在哪儿。”

他的老婆长得很结实，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顶着一头凌乱的碎发。一路上，她一刻不停地批评着废品王的驾驶技术。一个很窄的转弯处废品王的车尾离马路牙子太近了，我们身后发出一声“卡塔”的碰撞声。

“你撞到啥啦！”他的老婆吼了起来。

我从车窗探出头去，看见停在那儿的一辆自行车倒在路边。

“他撞到啥了？”她咄咄逼人地追问道。

“没什么，就是马路牙子。”

废品王往椅背上靠了一下，躲在他老婆看不见的地方，朝我咧嘴笑了。卡车继续轰隆轰隆地前进，直到城市的街灯一排排远去……

这个垃圾场并非填埋垃圾的地方，而是一个“垃圾村”，“村里”有十几条街，每条街上都有分类好的回收物品。物品旁边的小小煤渣砖房里，还有人家居住。塑料瓶占了整整两条街，而与“瓶盖街”相邻的是“扇叶街”和“油漆桶街”。“水槽街”旁边是“废旧乐器街”和“纸板街”。还有一条街可以命名为“四合院房屋横梁街”。

废品王正强烈要求对方多付几毛钱买那些八宝粥罐子。

废品王说：“赚钱就得这样。刚才跟我讲价的那个男人，你看到他的房子没？在那儿。皮沙发，大屏幕彩电。他一开始就和我一样，在城里蹬着平板三轮儿收废品。事实上，我一开始连三轮车都没有，都是自个儿背着废品去垃圾场的。然后买了辆三轮车，后来又有了电动的，现在就有了卡车。那个人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了，比我早十年。社会越发展，垃圾就越多了，他赚得也越来越多。他一直存钱，然后就跟我不一样了。他给了别人五千块钱，接管了这个地方，现在他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等着废品从全北京城来找他就好了。他收到的量可比我在胡同里累死累活的多多了。在这儿你一年起码能挣个二十万。那个男的挣的是这个数的两倍。我想在这儿做，兄弟。现在都凌晨两点钟了，我还得开车回去，睡一觉，七点就得到街上去，收更多的废品。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为什么没有多给那些老太太钱，她们骂我真让人受不了。我×！她们根本想不到我的利润有多么可怜！”

他发动了卡车的引擎进行预热。在“枕头街”一番讨价还价后的老婆也回来了。

“这里的所有东西卖到别处去的时候，价格又微微抬高一些，然后就进行加工，再到下一步。”废品王不知道那些废弃的枕头街下来将会去向何方。废纸将会运去保定，报纸去往山西和山东两省，纸板运往河北省的一个村庄，废旧金属运往唐山。瓶子即将装上开往河南的火车。每一个目的地都在几百甚至上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在废品王眼里，沃尔玛这样的大超市真是伟大极了，因为所有的商品都有包装，有包装他就能赚钱。

7

在“无形巨手”将他们（刘老兵一家）鲜鱼口的刀削面馆抹去后的十个月，一家三口终于在我们这片儿找到了一个出租的店面。新的面馆比原来那间大一些，就在本地和外地食客永远络绎不绝的大栅栏西街旁边。刘老兵和父亲把面片削进摆在路上的大锅里，刘妈妈则在店里和食客们攀谈。

她说，拆了过去的老店倒是给她家造福了。新的地方是水泥盖的二层楼，但楼下可以放更多座位，厨房也更大，楼上还有一间大房子，是一家人的居所。增加的客流量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上涨的租金。刘老兵每周都去我的居委会英语培训班上课，尽管他是个外地人，奶奶们还是开心地接纳了他，把他当做大家庭的一员。朱老师和另外一个与我联合教课的女老师说他事实上非常惹人爱：英俊、身材好又彬彬有礼。但刘老兵仍然对北京女孩不感冒。“她们没有我们村里的女孩儿漂亮。而且，家乡的女孩子可不会浪费钱买那么多穿的。”

在老家找的“媒婆”还没能给他物色到一个合适的小村姑娘。刘老兵今年只有23岁，但已经可以预见到自己40岁后的生活了。人生的篇章大抵如此：老婆、生意、孩子。也许这一切展开的背景可以在这里，就在这条街上，这个片区里，这个他和他的家人已经渐渐融入的地方。即使这些大楼都是由脆弱的不耐用材质修建起来的，恒常永久的稳定生活方式也是可以在这周围实现的。但刘老兵早就学聪明了，他是不可能在“无形巨手”的掌控之下，做任何长远打算的。

8

朱老师（编者按：麦尔学校里的同事）站在一座人行天桥上，凝视着自己土生土长的片区。眼前的景象很明显分成了两边，如一张“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对比照片。右手边，狭窄的胡同纵横交织成一张网，四合院密密麻麻地点缀其间。左手边，宽阔的大道，耸立的高楼，一块块大招牌宣告着北京有了第一家布克兄弟，另一家沃尔玛和不知第几家星巴克。胡同两边的墙上贴满了黄色的布告，提醒居民们不要听信谣言，相信党和政府，积极迎接奥运的到来。

“我从小长大的房子要被拆了，好像也没那么值得悲伤，”朱老师和我并肩而行，“不管怎样，我都认不出这片儿了。跟我小时候相比简直是面目全非了。”

当面前的北京人陷入回忆，讲述过去的时候，我都提醒自己，在沉默的间隙也要保持沉默。通常情况下，就像现在，朱老师会说些什么，好像在朝着某一个主题前进，然后停下来，沉默个几分钟，接着又开始说另外一个话题，只有她才会觉得前后两者之间的明显联系。

“我认识这条胡同的每一个人。”她的目光仍然停留在树上，拆除她家老屋的斧锤声就在我们身后阵阵回响着。“每个人也都认识我。我四处跑着玩儿的时候，他们会叫我的名字；而我也知道他们的名字。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对面好像是一个什么工厂。很小，但是经营得不是很景气。我记得对面是一个大铁门，经常关着门。那个房子和我奶奶的房子差不多高，也是一个二层的房子。大铁门经常关着，前面有一片空地，经常会有老人坐在那儿聊天。”

一位老太太从我们身后缓缓走过：“小朱，你回来啦。吃了吗？”

“吃过了，您呢？”

即使是在曾经共同的家园面临消失的命运，在身边被一一拆除的时候，熟人之间也不会拥抱或者握手。两人之间保持着一尺开外的距离，询问和谈论着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老太太并没有叫我“老外”，也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询问朱老师的丈夫去了哪儿。我是风景的一部分，别无其他。“我们下周就必须搬走。”老太太不带感情地说道：“不想搬走，但是必须走啊。你的爷爷奶奶怎么样啊？”工人继续挥舞着手中的鹤嘴锄。老太太向公共厕所走去。

我以胡同里仅剩的完好房屋为背景，给朱老师拍了一些照片。房子的外墙上已经刷上了一个“拆”的符号，大小就和她的身材差不多。“将来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些照片给我的孩子看。”她说。怀孕生子仍是她的头等目标。她的奶奶希望有个曾孙可以带。

（摘编自《再会，老北京》，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