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栅栏“露营”的三年

Q = 《旅伴》

A = 迈克尔·麦尔

Q：书中你提到试图写篇文章，关于北京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之后萌生搬进胡同的想法。它总让我想起中国的作家协会等机构类似于“深入群众”、“体验生活”这类的说法。你如何定义自己在胡同里的生活状态？是写作者需要搜集素材？是一次体验？是生活需要？

A：我想写一本书，关于胡同为什么会消失，不仅仅是一篇文章或者模糊的结论，而是想通过那些真正还生活在胡同里的人，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解答这个问题。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人，他在阜成门附近的房子被拆迁了，他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好题材，于是我开始着手研究。2004到2005年，我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一直想着能在胡同里租间房子住下，终于在2005年8月，我搬进了大栅栏地区的杨梅竹斜街，还有了一群可爱可亲的邻居。我认真思考过自己在胡同里的生活状态，我将它定义为“城市露营”，胡同生活的不便之处对我而言都是暂时的，我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离开它，可对我的邻居们而言，他们没有选择。当我厌恶了没有隐私的胡同院落、夏热冬冷的房间、必须走进胡同里才能方便的公共厕所，我提醒自己，我可以离开，他们不能，于是我觉得自己的书是要向更多人传递，那才是他们的生活。因为胡同生活并不像游客眼中或者明信片上那么浪漫，所以胡同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宁愿搬到郊区的公寓去。

Q：为什么是大栅栏地区？虽然拆了不少，但北京城里的胡同社区还是有好几片？我挺想了解你搬进杨梅竹斜街的具体过程。

A：在搬进胡同之前，我住在上地和东四十条的高层公寓，教过一年英文，到清华大学学习，同时从事自由写作。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京公寓居民的生活：我不知道我的邻居是谁，我在饭馆里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我的自行车也被偷了好几次。当时我已经知道大栅栏以东的鲜鱼口开始了拆迁，我想搬进去。我在新浪网找到了一个院子，并且已经决定租下来，但还没动身，那个院子已经划进拆迁范围。于是房东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她在杨梅竹斜街上正好有房子出租。我很高兴能找到这里，它靠近一所小学，胡同里有很多孩子往来，还有很多好邻居，比如我的房东大娘，很快我就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人了。

Q：在一次访问中你提到，选择上海而不是北京的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也是在寻找一种距离感，你怕北京的编辑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修改。这是否说明你的很多北京朋友其实对胡同生活的认识也存在片面性？在你看来，生活在胡同里的人和不生活在胡同里的人对“老北京”这个话题的认识是否有明显的分歧？

A：旁观者的视角一定是片面的。其实我的大多数邻居们也不知道鲜鱼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也不会意识到煤市街的重建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们没有看到，或者不去看，他们从不想象，或者不愿意去想象。如同我们都知道全球正在变暖，但有多少人在从个人生活方面作出改变呢？有趣的是，很多中国记者读过这本书后认为一定被删掉不少，因为内容太平和了。其实整本书被删掉的内容不到半页，我写的就是我所了解到的事实。正如你所说，很可能游客所理解的“老北京”文化实际上是由移民而来的外地人创建，我的邻居韩先生一家，祖上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山东的商人家庭。

Q：在书中，你接触的大栅栏居民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原住民”，还有废品王、刘老兵这样的“移民”，当然，大栅栏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更似飘萍，很难有归宿感。你认为人口的频繁流动，乃至受相关政策的影响（比如旧城改造、清理低端服务业等），正在怎样改变大栅栏的人情关系？

A：这本书就是想告诉读者，在21世纪初的北京，胡同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大栅栏的确居住着很多外来的“飘萍”，胡同以其经济实惠（虽然不够理想，但是很实用）的方式容纳下这些新市民。我听到我的邻居们不再说他们的方言而改说北京话，他们的孩子开始在北京上学，他们自豪地为这座城市缴税。我觉得北京市政府需要胡同做些什么的话，就是正如这些胡同几百年来一直在做的，欢迎移民，让他们成为北京人。

Q：如果从此刻开始，你能为大栅栏勾画蓝图，能为我们描绘下大栅栏的未来是什么模样吗？

A：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胡同正在不断地变化着，我希望接下来几年大栅栏地区的胡同道路得到整修，四合院得到现代化的改造，正如菊儿胡同和鼓楼地区一样。我也希望，居民们自己的声音能决定这片胡同的模样，当然这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大栅栏110条胡同里生活着5万7000人，他们很多只是租客，而不是房主，尽管他们让这片街区充满人情味，也为这里带来了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