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迦陵频伽纹金帽顶小考

此元代迦陵频伽纹金帽顶，高4厘米，底径4.5厘米，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出土，现藏于为蒙古博物院。器物由金片锤揲、焊接而成，制作精美，工艺精湛。帽顶中空，表面分三层装饰。上层錾刻4个相同的迦陵频伽和菩萨图案，中部为金刚造型，底圈为一周莲瓣纹，整体图案呈镂空浮雕（图1）。

迦陵频伽，佛教神鸟（图2）。楚语为kalavinka，巴利文作Karavika，藏语名Kala-vin-ka。音译名颇多，意译名则有好声鸟、妙音鸟等。此神鸟的传说源于印度。其色黑似雀，羽毛甚美，喙部呈赤色，在卵壳中即能鸣，音声清婉，和雅微妙，为一切鸟声所不及。佛教经典中常以其声比喻佛、菩萨说法之音。《慧苑音义》云：“迦陵频伽此云妙音鸟。此鸟本出雪山，在壳中即能鸣，其音和雅，听者无厌。”《正法念经》中说：“山谷旷野，其中多有迦陵频伽，出妙音声。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所及音，唯除如来言声。”《妙法莲华经》卷六：“山川岩谷中，迦陵频伽声，命命等诸鸟，悉闻其音声。”而其于卵中能鸣之特性，则被喻为菩提之功德与智慧。

在我国，迦陵频伽的形象最早可追溯至北魏时期，有考古发现的北魏石刻为证。其造型多见于唐代壁画（图3）、铜镜中。建筑构件中亦有表现，如巴林左旗辽上京南塔的浮雕迦陵频伽像，头梳发髻，脸形丰腴，额点朱痣，上身露，作飞翔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福建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的柱梁上装置了24尊真人一般大小的木雕迦陵频伽，都为美人头、人身，下半身鸟体、鸟爪，真人般大小的木雕迦陵频伽。她们袒胸露臂，羽毛绚丽，头戴如意宝冠，背上两翼舒张，项挂璎珞，臂束钏镯，手持各色供品和乐器，在五方佛前奏乐歌舞。将迦陵频伽造型用于建筑之中在古籍中早有记载。北宋李诫（1035～1110年）所著中国古建筑名著《营造法式》中，有迦陵频伽持花送宝展翅飞翔的图像。

佛教地位随时代的演进不断攀升，迦陵频伽鸟的地位也逐步上升。美音等级从姚秦时之“胜余鸟”，东魏时之“胜一切音声，唯除佛音”，隋代时之“可譬佛声”，到唐代升至“美音说法之鸟”。而其图像象征意义则从东魏之鸟神王，晋升至明代之“不异弥陀法身”，臻于法界最高品位。其影响所及，唐朝后其图像流传至西夏并远播日本等国，大为风行。宋代之后逐渐式微。

宗教是一个民族的信仰，也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吉思汗之前，蒙古地区占支配地位的是萨满教，萨满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于一身，在社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辽代，景教（亦称也里可温，即基督教）传人乃蛮、克烈、蔑儿乞诸部。蒙古统一后，蒙古地区又传入佛教、道教与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但萨满教在蒙古民间和贵族中仍居重要之地位。至忽必烈统治时期，对各种宗教虽继续奉行先朝的政策，但重心偏向佛教。

元朝中后期，佛教逐渐凌驾于各种宗教之上，佛教僧侣地位日渐崇高。自1260年八思巴被尊为帝师后，相继被奉为帝师者十余人。在忽必烈之后的元朝诸帝，笃信佛事，有些甚至到了痴迷的境地。这导致了僧倡地位过崇，每年用于佛事的开支也日益加重。到顺帝时，僧侣出入宫禁，专横跋扈，致使怨声载道。黄金家族对佛教的过度痴迷，直接导致元朝后期经济衰退、政治腐败，最终成为一统天下的蒙古帝国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佛教在元朝也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对于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它是梵藏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医学传人蒙古的重要媒介，也曾是蒙古统治者的重要心理支柱和统治各族人民的精神武器。迦陵频伽形象在元代的流行，也从侧面印证了佛教在元代的盛行以及佛教艺术对元代的影响。

此件迦陵频伽纹金帽顶的发现，对研究元代佛教的发展、舆服制度、等级制度，以及迦陵频伽形象在中国佛教历史中的地位和流传，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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