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省而治: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的新疆治理方案

摘要：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新疆关系若即若离，如何解决新疆问题，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难题。此时，知识界纷纷建议按照区域主义原则，实行新疆“分省而治”，加快新疆省制化步伐；当然，也有论者主张按照族群主义原则，实行新疆 “特别自治”。当年知识界所思考的许多问题，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存在，因此，对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有关新疆“分省而治”方案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学术与现实价值。

关键词：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新疆； “分省而治”；区域主义；族群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7-0133-06

清末改变“因俗而治”治新政策，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从而启动了新疆省制化进程。有关新疆建省问题，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①但对于国民政府有关新疆“分省而治”问题，目前学界还缺乏系统研究，对于知识界的“分省而治”思想，研究甚微。因此，本文试图对此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以便深化对近代新疆省制化问题的认识。

一、新疆“分省而治”论提出的社会条件及思想基础

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提出“分省而治”论，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及思想基础。新疆问题严重，中央与新疆关系若即若离，是新疆“分省而治”论提出的社会条件。近代以来的“重划省制”思想及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观念。是新疆“分省而治”论的思想基础。

其一，新疆问题严重。早在北洋时期，主政新疆的杨增新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中央基本上丧失了对新疆的统治权。1928年，杨增新在“七七事变”中被刺，金树仁夺取了新疆政权，照样不服从国民政府的统治，新疆政府在苏联设立领事，完全超越地方政府的权限，对国家构成了极大的威胁。1931―1934年，新疆爆发长期动乱，英、日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大土耳其主义和回汉族群矛盾，试图将“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马仲英分别作为他们的人，鼓动其在新疆发动暴动，建立傀儡政权。盛世才夺取政权之后，极力迎合苏联，使苏联的势力全面进入新疆，排斥国民政府对新疆的统治，把新疆变成一个依附于苏联的“独立王国”。1944年，在“伊宁解放组织”的策划下于新疆发动了三区运动，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号，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新疆地方政权长期受苏联控制，新疆问题日益凸显，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治理，为知识界新疆“分省而治”论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

其二，近代以来的“重划省制”论。早在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开始提出重划省制的建议。民国建立后，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之分划》，建议利用民国肇始的有利时机，着手实施重划省制计划。1916年，孙伊洪向国会提出建议，重划省制，将旧有省区缩小，在全国设置50个省。国民政府建立后，重划省制论高涨。1928年，宋渊源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缩小省区建议，一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31年，在三届四中全会上，伍朝枢从维护国家统一、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提出了《缩小省区案》。同时，陈立夫、陈铭枢等人提出了《改定省行政区划原则案》，主张以旧有道区标准重划省区，缩小省级行政单位的权限。1933年，熊川泽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了《缩小省区计划意见书》，主张根据自然条件来重划省制，缩小省区面积。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成立省制设计委员会，设计重划省制问题。1944年，中央设计局成立区域计划组，聘请黄国璋等人，再次设计重划省制计划。抗战胜利后，洪绂在《东方杂志》发表《重划省区方案刍议》，认为原有省区为军界区域，不适应民主自治，主张全国划为57个省和1个地方。194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司长傅角今，在《重划中国省区论》中，建议将中国分为56个省、2个地方、12个直辖市。知识精英人士就省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促进国家统一、提高行政效率、发展地方经济、加强上下联络等方面论证了重划省制的必要性。这些理论主张，为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有关新疆省区重划论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三，现代国家一体化观念的发展。自清末以来，随着民族主义兴起，国人开始以国家一体化理论来解决边疆问题，主张实行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模式，在边地推行与内地同一的省制。国民政府时期，国家一体化观念更加明确，对于边疆地方的认识，由传统王朝国家的藩属观念，不断向现代国家的边疆理论发展，明确要求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打破族群主义边疆治理模式的理论界限，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把边疆问题的解决与现代国家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国家一体化观念的发展，为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新疆“分省而治”论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来源。

二、新疆“分省而治”论

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新疆关系若即若离，新疆问题十分严重。为此，谭云山、夏益赞、郑宝善、刘熙、易仁等人纷纷发文，从国家政权统一与国防安全、新疆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边民国家观念的养成、新疆地方事业的发展等方面，论证了新疆实行“分省而治”的必要性，主张采取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模式来解决新疆问题。

其一，新疆分省而治，有利于国家政权统一与国防安全。1933年，谭云山在《申报月刊》发表《新疆问题管见》指出，新疆面积过于辽阔，在这样广阔的地域上只设一个省级单位，中央对其治理非常有限，于国家行政管理上极为不利，只有实行“分省而治”，才能确保国家政权的统一和国防的安全。1934年，夏益赞在《新疆建省的总检视》中指出，新疆“分省而治”，不仅有利于把新疆少数族群纳入到整个中国政治区域范围之内，实现国家政权的统一，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国国防建设，使新疆“成为中国边疆的重要屏藩，负着外部势力缓冲地的使命”。③1934年，中央通讯社记者冯有真在《新疆视察记》一书中指出，新疆幅员辽阔，以一个省政府来统治全疆，事实上是很难办的事情，新疆分省刻不容缓。1943年，许同莘在《东方杂志》发表《省区域之研讨》指出，新疆地方疆域广大，“控制不便，为经久计，当依山河形势，分区而治，……天山南路别为昆仑省”。杜久在《中国边疆问题》一书中指出，新疆地方土地辽阔，有天山山脉横亘千里，把全省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自然区域，而省府居于北疆，难以兼顾南疆情势，省政府对于全省政务存在着鞭长莫及的弊端，南疆社会动荡便是一个铁证，因此，从国家政权统一上来说，将新疆分设数省，有利于强化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

其二，新疆分省而治，有利于进行政治改革，促进新疆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1933年，郑宝善、刘熙从改变新疆各自为政、促进新疆政制近代化、新疆地方民主政治发展的目的出发，赞成分省。他们认为，虽然新疆在清末时期已经设置行省，但从来没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新疆地方仍处于王公贵族的统治之下，在政治上各自为政，“徒有建省之名，未收其效”，只有分省而治，进一步加快新疆省制化进程，才能彻底改变新疆各自为政的旧习，强化中央对新疆的有效治理，促进新疆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其三，新疆分省而治，有利于培养边民的国家观念。1935年，易仁在《前途杂志》发表《新疆问题》指出，新疆设置行省已经有半个世纪，但一切政治组织都没有与内地达到同一，新疆地方军阀势力膨胀，中央权威丧失，边民与国家很难发生任何直接关系，严重阻碍了边民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的养成。他建议“以后应把中央政治权力提高起来，省府要健全组织”，提升边民的国家认同观点。

其四，新疆分省而治，有利于推动新疆地方各项事业的进步。1947年，有署名“耕石”的论者指出，新疆的面积为全国各省之首，且境内有14种不同的族群，以如此复杂的族群散居于广大的区域之内，一个省政府的力量维持现状已不容易，更不用谈谋求地方发展。因此，他建议缩小新疆省区，“使指挥敏捷，督导易周，而各种建设力量始可集中展布”，促进新疆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反对新疆“缩省”的论者认为，新疆人口过少，赋税难以增加，“缩省”将造成行政费用不敷支出，况且新疆虽疆域辽阔，但政务实甚简单，不宜缩小省区以至过多增加行政人员。徐益棠对此一一进行了反驳，认为为了更好地促进新疆地方事业的发展，他建议新疆至少分为两个省。

在系统论述新疆“分省而治”之必要性的同时，知识精英人士就如何分省问题进行探讨，并先后提出了“两省说”、“三省说”、“四省说”、“六省说”等多种分省方案。

其一，“两省说”。张雨峰、郑宝善、刘熙、冯有真、许崇灏等人，建议将新疆分为两个省。1931年，张雨峰发文指出，新疆为我国最大的省区，富源尚未开辟，天山山脉将其分为南北两路，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新疆至少宜分为南北二省，天山北路为准噶尔盆地，可划为准噶尔省，省会定于迪化，天山南路为塔里木盆地，可划为塔里木省，省会定于疏勒。1934年，冯有真在考察新疆之后，认为新疆必须分省，但新疆幅员多半未经开发，而人口稀少，倘若分省数量过多，在财力物力、人民心理、外交关系上都有许多不便，因此初步办法应以划分两个省为宜。有论者以北疆贫瘠，分省后难以自给为由，反对新疆分省。冯有真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北疆资源丰富，若分省后能锐意开发，不患财源不济。40年代，前国民政府委员许崇灏在《边政公论》发文建议，新疆分为两个省，天山北路设山北省或金山省，以迪化为省治，南路设山南省或昆仑省，省治设阿克苏，山北省着重国防，山南省着重族群团结。

总的来说，建议将新疆分为南疆、北疆两省论者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地理上的理由。新疆因天山山脉，自西向东横贯于其中，历来有天山南北两路的区分，而此两段的地理环境大不相同，天山北路大多为草原地带。与塞外内蒙古草原极为相类，天山南路为沙漠中的水草田地带，与内地田野相似，居民经济受地理环境的支配，故在历史上北路为行国，以畜牧经济为主，南路则为居国，以农业经济为主，此种经济状况一直没有发生多少改变，而为政贵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天山南北两路的地理环境及经济情况截然不同，则在政治设施理应不能一律，新疆应划为南北两省为宜。

（2）历史上的理由。自汉朝以来，天山南北两路长期处于分立之势，分属于不同的政权，即使如唐、元两代曾有短暂的统一，然而，最终还是由统一而走向分立，导致南北两路的风俗习惯截然不同，新疆应划为南北两省。

（3）族群上的理由。新疆虽为回族蕃衍区域，然天山南路则属于缠头回，其他族群较少，而天山北路则族群极为复杂，除回族之外，还有汉、满、蒙等诸多族群，故白族群上观察，对于天山南路治理，应比对于天山北路的治理较为容易，况且治理单一族群地方与治理多族群地方，绝对不能采取相同的政策，新疆应划为南北两省为宜。

（4）政治上的理由。新疆东西、南北跨度非常之大，虽然省会迪化处于新疆的中心地带，然因新疆地方有广大沙漠地带，自省会以达省之西南、东南以及南部地区距离极远、交通不便，省的政策、命令难以在新疆全境贯彻执行，况且南北两路因族群、地理、语言等方面的不同，经济状况存在着很大悬殊，则凡民政、财政、教育、实业之行政，自必大有差异，新疆应划为南北两个省为宜。

（5）国防上的理由。自古以来，我国西北边患较东南沿海严重，在新疆地方内而族群矛盾突出、外而强邻逼处的危险时期，更应注重加强西北国防建设。两省论者认为，新疆在国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要巩固新疆，则非充实其兵力不可，但新疆地广人稀，物力有限，常备之兵不能过多，惟有采取屯田兵制与民兵制，且新疆地方辽远，南北两路相距甚远，一旦有警，彼此不易互相策援，而欲充实国防，非将新疆划为南北两省不可。

其二，“三省说”。1933年，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向国民政府提出新疆“分省而治”的建议，认为新疆分省是不容拖延的事情，主张依照甘肃分省的前例，拟将新疆分为三个省，划哈什、和田两区范围为新南省，划迪化、焉耆、阿克苏三区范围为新北省，划伊犁、塔城、阿山三区范围为新西省。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了分新疆为三个省的方案，除山南山北两省外，以甘肃酒泉等县合新疆吐鲁番等县划为安西省。

其三，“四省说”。1945年8月，吴忠信向国民政府提出《关于重划新疆省区建议》，拟将新疆分为四个省，天山以北为山北省，省会设于迪化，天山以南为山南省，省会设于哈什，靠近昆仑山脉各区县为昆仑省，省会设于和田，划甘肃酒泉以西至哈密附近各区县为安西省，省会设于哈密，安西省的主席由汉族人士担任，其他三个省的主席从各边疆人士中遴选拥护中央政府的人士担任。并在军事方面将甘、宁、青、新四省划为一个军区，合并指挥。中央常委会讨论了吴忠信的新疆分省建议，对此建议非常重视，并拟派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去新疆，实施新疆划为四省的计划，张治中到新疆后，认为新疆经济条件太差，建议以暂时分为两个省为宜。

其四，“六省说”。伊宁事件爆发之后，1945年10月，唐纵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处理新疆问题的意见，建议新疆缩省。他认为，新疆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给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造成诸多不便，为了谋求内政和外御，宜把新疆省划为六个省份，分别设官治理。同时，他建议在新设的六个省份之上，设置一个统一的行政长官，驻于迪化办事。该意见得到了的重视，并正式进行了签阅。

虽然知识精英人士对于新疆“分省而治”的动机、标准、数量、方法各有不同，甚至有些具体方法不符合新疆社会的实际。但是，在新疆问题十分严重之际，他们提出的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主张，是对如何强化国家政权统一、推动新疆地方建设事业的进步、加速边民国家观念的养成等方面的有益思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新疆“分省而治”论的社会回应

在大批知识精英人士赞成新疆“分省而治”的同时，佘贻泽、胡焕庸、王赣愚、蒋君章等人则认为，新疆不具备“分省而治”的人口、经济等条件，新疆治理不必诉诸于分省，分省增多省级行政区划将导致中央指挥失灵，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代替“分省而治”更能满足新疆社会发展的要求，因而反对新疆“分省而治”。

其一，新疆不具备“分省而治”的人口、经济等条件。1934年，佘贻泽在《新亚细亚》发表《新疆问题之症结》指出，新疆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贫乏，若再“分省而治”，中央财政又没有任何补贴，难以支付分省后的地方政费，况且新疆的富源多半在回疆，如果分省，则天山北路将更加无法维持。伊宁事件发生之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建议以分省来解决新疆问题，胡焕庸则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缩小省区草案》一书中，认为新疆不具备分省的人口条件，建议暂时维持现状。

其二，新疆治理不必诉诸于“分省而治”。1938年，王赣愚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央与地方》指出，加强中央对新疆的治理重要的途径是，加速发展国内的交通，而不必求之于“分省而治”。他认为，随着现代铁路、航空、电报、电话等新式工具的发展，无论从空间或时间上来说，用以传递中央政令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重划新疆省区“所应顾虑的事甚多，倘不周全，反要使中央法令有扦格难行之虞”。他认为，地方事业的发展需要以一定的人力物力为基础，许多大规模的地方事业并不是蕞尔小省所能举办的，以往专门由新疆省从事规模较大的边疆建设已感力量不足，若实行“分省而治”，无异于分散地方力量，妨碍地方事业发展。

其三，“分省而治”增多省级行政区划将导致中央指挥失灵。王赣愚认为，把新疆分为数省，其他省份也如此，则省级行政区划成倍增多，将造成中央指挥失灵。他认为，中央监督地方推行内政，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为了有效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监督单位必须有一定的数量范围，并不是愈多愈便利，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20多个省府，已有顾此失彼的缺陷，如果再使其直接治理更多的省级行政单位，将导致中央对地方鞭长莫及。“分省而治”论者认为，新疆“分省而治”有利于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政权的统一，王赣愚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省区面积的大小不是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原因，新疆“分省而治”对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并没有直接有力的帮助，不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有效方法。

其四，以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代替“分省而治”，更能满足新疆社会发展的要求。1939年，蒋君章在《新疆经营论》中指出，新疆暂时不具备分省的条件，建议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来满足新疆社会发展的要求。他说：“新省地面辽阔，……故新疆将来应以天山为界，分为两省，以便治理。目下人口稀少，事业幼稚，尚可不必，但应依内地制度，在冲要大邑，酌设行政督察专员，以为省厅之副佐，使就近监督县政，实为必要。”

除了上述论者以分省条件不足，来反对新疆“分省而治”之外，谢云翼、佘贻泽、“佚君”、凌纯声等人，提出了新疆“特别自治”论，主张采取族群主义的边疆治理模式来解决新疆问题。

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无疑对新疆政制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谢云翼、余贻泽等人建议仿效内蒙古在新疆实行“特别自治”。1934年，谢云翼在《人言周刊》发表《新疆问题及其解决》中指出，苏联实行族群权利平等，在其境内的所有族群都有自决权，我国应仿效苏联，用族群权利平等来解决边疆问题。就如何解决新疆问题而言，他建议，新疆各族群应享有族群自，在族群平等的基础上，组建族群自治政府，将新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特别自治区联合政府，政府人选除由中央政府简派之外，由新疆各族群政团选举产生，使各族群享有平等的权利。同年，余贻泽在《新亚细亚》发表《新疆问题之症结》建议，对新疆实行“特殊自治”，在蒙藏委员会下增设“回部”来治理新疆。他认为，民国成立之后虽号称五族共和，然因内乱不息，导致国民仍然没有取得完全平等的参政之机会，外蒙独立后在内蒙成立了政务委员会，实行单一自治，事实上也实行高度自治，而新疆自治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因此，他建议，从族群权利平等的原则出发，在蒙藏委员会下增一回族部，使“回族之贤者智者，多得厕身于中国及回部治理之事，通力合作”，合理解决新疆问题。

伊宁事件平息之后，在新疆社会治理问题上再次出现“分省而治”与“特别自治”的争论。大部分知识分子主张采取区域主义的新疆治理方案，加强新疆省制化进程，而“佚君”、凌纯声等人则赞成新疆“特别自治”。1946年，有署名“佚君”论者在《开明少年》发表《新疆哈萨克民族自治问题》指出，回疆族群和政府之间所起的纷争，是政府长期实行族群歧视和高压政策所造成的，如果不给回疆族群以平等的族群权利，实行“特别自治”，则新疆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他认为，新疆“特别自治”问题，虽然是国内的内政问题，但不妨可以依照族群自决的原则来处理。总之，论者建议在新疆实行“特别自治”，实行与内地不同的政制，化解新疆危机。次年，凌纯声在《边政公论》发表《中国边政改革刍议》指出，因新疆地方族群复杂等多种因素，新疆省制化不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有效办法。他建议，对于新疆同一族群聚居之地如南疆成立一个族群自治省，实行“特殊自治”，对于较小地区为杂处已久之地，如使各族群分疆而治，事实上已不可能，即应设立族群自治区，直隶于国民政府的边政部，由中央监督各族群自治的发展。

除知识界人士之外。还有政界人士赞成新疆“特别自治”，张治中就是一个典型代表。1946年3月，他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发言，建议中央政府应给予新疆以“特别自治”权利，促进新疆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同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为了使制宪过程中能充分反映边疆族群的民主、自治要求，张治中向国民政府去电，对新疆自治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建议国民政府从原则上接受“族群自治”主张，给予边疆族群尺度较宽的自治权利，就新疆而言，维、哈两族占大多数，自然在新疆各民意机关代表和各级行政人员中，维、哈两族人必然占多数，所以名为地方自治，实际上就是族群自治。二是边省内族群自治，还应该包括若干地区的其他边疆族群的自治区域，才符合族群自治的意义，新疆是一个有多种边疆族群的区域，应根据各边疆族群人口的分布，划定省内的各个族群自治地区。三是关于边疆族群自治的范围与程度，应采取列举的方式在宪法内加以规定，特别是有关国防、外交、经济、交通、司法、教育等具有全国性质的，必须明文规定在中央政府职权之内。

国民政府对新疆“分省而治”问题高度重视。金树仁主政新疆，极力阻止国民政府对新疆事务的干预，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新疆分省议案，以便削弱金树仁等地方实力派地位，加强中央对新疆的统治。在政治会议给国民政府的密函中采纳了两省论者的意见，认为新疆疆域辽阔、族群复杂，拟将以天山为自然省界划为两个行省，天山以北划为北新省，省会定于迪化，天山以南为南新省，省会定于和田或阿克苏。@国民政府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新疆分省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因此决定暂时搁置新疆分省议案。盛世才主政新疆时期，新疆问题愈加严重。1934年2月，行政院第148次会议院议筹备组织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以褚民谊为主任委员，议定新疆建设计划大纲，讨论新疆分省问题，但仍然认为新疆暂时没有完全具备分省的条件。伊宁事件爆发之后，考虑到一旦迪化成为一座围城，新疆政治中心势必向南疆转移，因而打算在南疆设置行署，当迪化政治中枢陷于瘫痪时，南疆行署自然过渡为新疆政治中心。时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向国民政府提出《关于重划新疆省区建议》，国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派张治中进入新疆实施分省计划。后因新疆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苏联调整对华政策，新疆分省计划不得不搁置，就连曾极力赞成新疆分省的论者，也认为新疆分省牵涉到外交、军事等方面，分省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反而劝国民政府推迟实施新疆“分省而治”计划。

国民政府时期，新疆虽名义上实行行省制，但实际上是一个自治体，与蒙藏边疆地方基本相同，新疆政府拥有高度自治权，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政治势力非常薄弱，仅握有外交权而已。新疆问题的长期存在，严重削弱了新疆行政与防务体制的统一性，是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和谐音符。为了实现国家政权的同一，确保边防安全，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精英人士提出了“分省而治”主张。从现代国家一体化的角度上来说，新疆省区面积过大，很容易助长自成体系的政治经济模式，从而相对减弱了中央政府的统合能力，因而，采取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模式，缩小新疆省区，是理顺中央与新疆关系，增强中央对新疆政治整合能力的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疆分省论大体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当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新疆“分省而治”也确实存在诸多困难，除了政局不稳定之外，还有人口数量太少等因素，分省的各种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新疆分省最后不了了之。

少数知识精英人士提出了新疆“特别自治”的建议，这种族群主义的边疆治理方案，与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存在着较大差异，自然遭到政府内多数人的反对。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新疆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对于新疆问题的解决，比较理想的方案应该是，采取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模式，实行与内地同一的政制，逐步提升新疆地方各族群的国家认同，使新疆与内地融为一个有机整体。很显然，将新疆自清末以来设置的行省建制改为“特别自治”制，有违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将导致棘手的新疆问题更加复杂。当然，知识界有关新疆“特别自治”问题的探讨，目的是恢复中央与新疆的正常关系，而并非希望新疆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其善良的愿望是不可否定的。

注释：

①有关新疆建省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陈理：《左宗棠与新疆建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陈慧生：《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前后的伊斯兰教政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梁绍杰：《龚自珍新疆建省计划析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4期、吴福环：《我国边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举措一论新疆建省》，《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王淑梅：《刘锦棠与新疆建省》，《西域研究》1994年第3期、苗普生：《废除伯克制度与新疆建省》，《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陈晓钊：《因俗而治新视野下的新疆建省》，《学理论》2011年第3期、蔡锦松：《吴忠信主新始末》，《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王聪延：《新疆建省诸方案比较研究》，新疆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兰书燕：《新疆建省与清廷治新政策的转型》，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辛亚超： 《近代新疆行政区划建制变革研究》，新疆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钟兴麒： 《新疆建省述评》，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谭云山：《新疆问题管见》，《申报月刊》第2卷第9期，1933年9月15日。

③夏益赞：《新疆建省的总检视》，《边铎月刊》第2卷第1期，1934年7月1日。

④许同莘：《省区域之研讨》，《东方杂志》第39卷第14期，1943年9月30日。

⑤杜久：《中国边疆问题》，中央航空学校编印，出版年不详，第47--48页。

⑥郑宝善、刘熙：《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新亚细亚》第5卷第5期，1933年5月1日。

⑦易仁：《新疆问题》，《前途杂志》第3卷第9期，1935年9月16日。

⑧耕石：《重划新疆省区之我见》，《边政公论》第6卷第3期，1947年9月。

⑨转引自边疆论文编纂委员会：《边疆论文集》，联合出版中心1964年版，第726页。

⑩张雨峰：《缩小省区问题》，《地学杂志》第19卷第2期，1931年。

⑩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80页。

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5），凤凰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250页。

⑩⑩佘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 《新亚细亚》第7卷第5期，1934年5月1日。

⑩胡焕庸：《缩小省区草案》，京华印书馆1945年版，第37页。 ⑥王赣愚：《中央与地方（续）》，《东方杂志》第35卷第23期，1938年12月1日。 ⑩蒋君章：《新疆经营论》，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135页。 ⑥谢云翼：《新疆问题及其解决》， 《人言周刊》第1卷第l期，1934年。 ⑩佚君：《新疆哈萨克民族自治问题》，《开明少年》第9期，1946年3月16日。 ③凌纯声：《中国边政改革刍议》，《边政公论》第6卷第1期，1947年3月。 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年版，第2707--2708页。

作者简介：肖高华，男，1971年生，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25；陈美慧，女，1972年生，山东莱阳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山东烟台，264001。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