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幼托体系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摘 要]二战后，美国女性的生活状态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改变，大量女性受战争时期劳动力紧缺的需求，以及战后社会繁荣发展的影响，开始从家庭步入劳动力队伍，参与社会生活。伴随女性劳工的增多，家庭责任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建立完善的幼托体系对于保障女性的持续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美国政府对此一向采取漠视态度，从政府的各项体制和政策制定上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导致女性在就业道路的发展中阻碍重重。本文从美国幼托体系发展的梳理中探析了幼托体系不健全的原因，以及此社会事实对女性就业产生的不良影响，从而窥见美国政府对女性就业一贯无视的态度。

[关键词]二战，美国，女性就业，托管体系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4-0049-07

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美国，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其中女性的大量就业现象比较突显。经历过50年代的家庭回归之后，女性参与就业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趋势。然而，美国社会却在颁布有利于女性就业的保障性立法，尤其是与保障女性生育相关权利的立法方面迟滞不前。其中，具有充足、安全、高质的幼托体系是女性确保持续就业必不可少的先提条件，然而，美国政府在此方面却缺少建树，因此可以说，女性在就业道路上的发展还是面临着重重阻力。

一、建立幼托体系的背景和必要性

女工生育保护包括产假、就业保护、医疗津贴以及对母婴的健康保护等。①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公布了第一个《生育保护公约》，1952年又进行了修订。该公约要求至少有12周的产假，产假期间的津贴不得低于产前工资的2/3，并享受医疗津贴。②许多国家，包括绝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都陆续地制定了相关的带薪产假或是医疗津贴措施，以保障女性劳工合法的生育权利。

美国虽在经济发展方面独领，但在女性劳工生育保障方面却未能同步于社会文明和人权平等的发展。美国是少数几个根本没有制定全国性的关于母亲产假、父亲亲子假或父母双方产假政策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没有制定全国性的在政府部门鼓励弹性工作安排和非全日制工作的政策，更没有制定提供幼儿看护的全国性政策。在当代美国，大多数母亲同丈夫一样，也在外从事非全日制或是全日制的工作，但是美国政府在幼儿托管项目上资金投入却很少，这一政策的缺失不仅给美国双职工家庭或女性单亲家庭带来较多困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未就业女性外出就业的积极性。

照看子女一度被认为是个人的事情，即个体母亲的私事。从传统角度来看，女性被分派给这种角色则基于功能主义学说。由于女性具有生育和抚育子女的生理机能，那么在家庭中，自然就是执行此项工作的合理人选。当然，这种角色分派的结果就是鼓励女性留守家园来照顾子女。因此，许多女性就比同龄男性较迟步入就业队伍。③从女性就业的角度来看，幼托体系的缺乏有损女性在社会就业竞争中所应享有的公平原则。

随着拥有6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不断加入劳动大军，子女的托管就与女性的就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子女托管越有保障，女性就业的比率就会越高；反之，女性受子女的拖累，参与就业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通过就业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在此种意义上，由服务机构而非家庭所提供的子女看护服务，可被视为对女性要求履行政治和经济方面公民身份的回应。一些社会学家界定，公民身份的标志就是有权参与有酬劳动。①就此而言，年幼子女大批入托，实际上是有助于女性实现公民身份的。

另则，美国的人口结构日益发生变化，许多家庭趋向成为核心家庭、双薪家庭或是单亲家庭，但是联邦政府和雇主对于人口的变化却反应迟钝。与此同时，带有学龄前子女的女性大量加入到就业队伍之中，美国几乎有2/3的就业女性带有14岁以下子女，因此，子女看护问题直接影响到女性的就业。如果没有幼儿托管机构，这类女性就只能常常在工作与家庭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所以，从增加社会生产的人力资本的角度而言，美国政府必须制定有关政策，以便建立子女的托管体系。

二、子女托管政策的举步维艰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女性的生育补偿程度极低，因此美国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承受着大于男性的压力。女权主义运动虽然改变了人们对女性就业的看法，改善了女性的就业状况，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就业制度。根据传统看法，女性应是全职的家庭主妇，然而这种状况越来越与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格格不入，消费增长要求大多数成年女性参加工作，传统和现实的要求给家庭带来双重功能。大多数女性梦想成为“超级母亲”，即一方面成为完美的家庭主妇，照顾子女，体贴丈夫；另一方面又成功地完成工作，取得收入。但事实是，女性在生活中往往很难两者兼顾，所以工作和家庭就成为一对矛盾，要想让女性真正全心地投入工作，就必须解决她们的后顾之忧，即解决子女的托管问题。

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联邦政府建立了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首次将联邦资金用于资助幼托机构的建设。费尔南德斯（Fernandez）指出，尽管该项目并不是主要处理子女托管问题，而是为失业人员提供工作岗位，但客观上却首开用公共资金资助幼托体系的先河。

二战时期，广大女性曾经迫切呼吁政府和企业对照顾子女这一家庭和社会双重难题给予足够重视；女权主义者也要求政府和企业建立公共日托机构，然而政府对年轻母亲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缺乏同情心，对建立日托中心的呼吁反应消极。罗斯福政府认为抚养子女是家庭的事情，建立日托中心不是国家福利政策的内容，而且还宣称日托中心的建立应该依赖当地社区服务设施的发展，联邦政府不宜插手，以免各地方政府丧失主动精神等等。财政部还申明用联邦政府资金援助建立日托中心的建议与政府的一贯政策不一致。②

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国内军工生产需要大量劳工，迫于从业人员的紧缺，美国政府不得不动员女性加入劳工队伍，从而就不得不寻求办法解决家庭和生产之间的不协调。1941年，国会通过了拉纳姆（Lanham）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补贴，为二战期间在国防工业中就业的女性建立子女托管机构。到1945年，投入到日托机构的建设和运作上资金多达5000多万美元，有160多万名儿童进入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日托中心和幼托机构。二战期间，共有2500多所由政府资助的幼托中心成立。但是费尔南德斯认为，联邦政府担忧该项目会给就业女性传达错误的信息，因此对此法案的实施未能投入全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府的帮助下，雇主也开始为受雇者家庭提供一定的帮助，私人部门资助建立的日托中心达到2000多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但是战争结束后，男性劳工不再缺乏，就业市场不再需要大量女性劳工，至此，这些项目也就终止了。尽管就业女性提出强烈的抗议，但仍然无法阻止幼托中心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解体的局面。各项资助托幼中心的资金被撤回，95%的幼托机构由于资金缺乏而被迫关闭。

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唯一的关于儿童托管的政府政策就是扣除子女托管费用的减税政策。60年代，联邦政府再次实施了几个项目，主要是出于弥补性质，针对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儿童。最为著名的当属启智方案（Project Head Start），此项目产生于1965年的经济机会法案。作为学前项目，其目的在于为此类儿童的入学做好准备。像以往一样，这些项目被用于救助经济困顿的家庭，并非就业母亲。1962年，作为联邦社会保障法的重要内容，援助有子女母亲的计划得到迅速的发展，因此有人开始担心“福利母亲”会完全依赖联邦和州政府的资助，于是建议接受资助的母亲外出工作，而母亲外出工作则带来年幼子女的看护问题。缺少足够的托管中心，福利母亲就很难参加工作。1967年，国会修改了社会保障法援助日托项目，以满足就业母亲的需要，社会随后产生了对由雇主资助建立幼托中心的兴趣。1964年至1972年期间，大约有18家以公司和70家以医院为基地的幼托中心开业。

20世纪60年代末期，拥护设立子女托管服务的人群开始进行游说，以便敦促联邦政府制定更为广泛的子女托管政策。1970年，白宫召开了子女问题会议，有关人士指出，子女托管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美国家庭并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公众的压力之下，国会出台了1971年的综合发展法案（CDA），此法案为享受福利的人员提供服务（在Head Start项目下为新的项目提供更多的资助），为就业家庭提供更多子女托管费用的税赋减免，并为新增幼托机构在规划和技术方面提供资金援助。尽管该法案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获得了国会两院的通过，但是在保守势力的压力之下，尼克松总统最后还是否决了该项法案。保守势力中譬如“道德多数”运动团体（Moral Majority）（尤指在美国发起的一种主张奉行严格的基督教教义，反对政治变革的运动团体）认为这样的立法不利于家庭生活，鼓励了女性离开家庭去参与就业。该法案被否决以后，建立子女托管政策的努力只是在税收政策领域有所建树。1978年，国会在不计收入和婚姻状况的情况下，用子女托管费用的课税扣除（tax credit）替代了课税减免（proposed tax deduction，指在计算所得税时可从纳税者所得总额中扣除的款项，如子女抚养费等），自从那时起，最大限度的减税额度有所增加。除此之外，国会还给予提供子女托管援助服务的雇主一定的税收优惠（tax benefits），以鼓励雇主的此种行为。但是直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的托管中心数量仍是极少。已存在的托管中心各式各样，有的是赢利性的；有的由教会、福利组织、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团体举办，为非营利性；但是大多数子女仍旧只是能够得到家庭中的看护。1974年和1975年，81%的3至6岁子女在家中得到最基本的照看，13%由他人家庭照管，只有2%进入日托中心。

20世纪80年代，社会普遍认可子女托管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成百上千的议案提议试图来解决此问题。直到1981年，Title XX要求州政府为子女托管体系拨款2亿美元，成为联邦政府支持子女托管资金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在1980年，各州政府花费了Title XX关于子女托管资金的18%，总计达到7.2亿美元。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与其他项目把Title XX整合成社会服务整比拨款（The Social Service Block Grant），整合后的项目总资产被削减了20%，并且州政府被给予了选择权，可以自行决定子女托管所要花费的费用额度，证据表明州政府在执行新的项目下比在Title XX项目所花销的资金更少一些。①1988年所提出的“优质子女托管法案”（The Act for Better Child Care）包括了给予各州联邦补贴的条款，并包括了子女托管联邦标准的确立。布什总统所领导的保守势力建议，税收鼓励——并非是联邦政府的补贴——应当是子女托管政策的主要构成成分。有些女权主义者也支持此种方法，认为税赋减免可以被家庭主妇和就业母亲共同利用，子女托管应当被视为所有女性都要面临的事情，并非只针对就业母亲。但有些团体的观点恰为其反，他们认为给非就业女性提供税收刺激，会强化女性留守家庭、哺育子女的观念。结果，由于两派观点的对立，联邦政府就未能采取任何行动。通过削减联邦政府对州政府拨款项目的资金以减少预算赤字的试图，已经严重阻碍了州政府对增加子女托管投入的努力。与以往一样，经济条件主导了子女托管的政策。②总而言之，80年代的政府政策对幼托体系的支持力度不大。

联邦政府的确为贫困人口的各项社会福利项目（其中包括儿童托管）给州政府提供了补助，但里根执政期间，此项预算遭到削减，致使至少20万名儿童在20世纪80年代失去了联邦政府儿童托管福利待遇。联邦政府直到1990年才对儿童托管问题做出回应，制定了子女和非独立子女赋税优惠（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Tax Credit），此项目许可每户家庭从年税中减少上交税赋的30%，以补贴儿童托管所需费用（最高上限为一个子女2400美元，2个或是多个子女的费用为4800美元）。但是此政策的实施具有片面性，虽然缓解了子女托管的费用，但是对于收入不足以支付起征税的家庭来说，此项优惠政策如同虚设。除此之外，州政府也给予了一定资金来补贴贫困家庭子女托管的费用，托管服务授权资金（Entitlement Funding for Child Care Services）项目使州政府可以给予依靠福利、负担不起子女托管费用的家庭一定的经济补助。也就是说，直到90年代，美国政府才采取了一些帮助家庭托管子女的政策。

三、建立托管体系的阻碍因素

美国日托体系发展的不够完善与忽视子女托管紧密相关。人们认为，社会未曾对子女托管的价值予以适度的关注，因此从事托管服务的人员薪金低廉，女性“托管职员”的薪金水平只不过是其他行业具有同等教育资历女性职员薪金的2/3。①提供托管服务的人员薪金低下，导致此行业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进而使女性无法脱离照看子女的樊笼，限制了女性的就业发展。

另一方面原因是，带有年幼子女（6岁以下）的就业女性在公司和产业之间的分布不匀。比如，在服饰制造业，带有年幼子女的母亲构成了劳动力人口的15%，但是在生产耐用产品的公司中，只占4%，在矿业和建筑行业，所占比例还不足2%。因此，迫使雇主提供儿童托管的福利，无异于向雇主施加税赋负担，此税赋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公司之间会存在较大的税赋率差距。②所以，日托体系的制定面临行业中职业隔离的困境。

再者，美国的日托财政资助只发放给能证明具有财政需求的家庭。联邦政府已经在TANF中给予女性托管子女的资金。然而，若是拥有一小笔存款或是拥有一辆车，就会使许多家庭不合乎获取子女托管资助的法律规范。虽然儿童发展基金同样也会给予低收入家庭儿童托管资金，但是只有少数合乎要求的家庭能够真正得到这笔款项。珍妮特·戈尼克（Janet Gornick）和玛西娅·迈耶斯（Marcia Meyers）报告说，只有16%合乎要求的低收入家庭接受过这笔资助。以下几个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这笔资金会利用不足：首先，日托中心的提供者不愿看管接受补贴的孩子，因为需要签署一些文书才能得到这笔资金，并且资金常常延迟到账。其次，家长们发现补贴的合法标准频繁改变，并且受到家庭任职变化的影响。这样，家长们就无法指望会有一成不变的补贴支持。最后，涉及申请和重新申请补贴的官方程序十分繁琐。

日托中心对于就业父母而言非常关键。父母工作期间想让子女获得照管，就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即日托的费用、可行性和日托的质量。美国联邦政府对此问题的处理一直以来都不太积极努力，在提供、补贴和规范日托中心问题上常常采取不干涉的态度。

四、美国儿童托管机构的形式

通常，在美国有三类儿童托管形式适合于工作的父母：家外（out of home）托管、家庭中（in-home）托管和专业化的日托中心。

第一，家外托管通常是在另一位女性家里，就业父母把子女送到看管子女的女性家中。大约40%就业母亲的学龄前子女接受此种托管方式。尽管大多数就业父母能够负担此类子女托管方式，但是此种方式极不可靠。就业母亲常常发现，提供此项服务的人员往往或是退出此行业不再提供托管服务，或是临时中止此项服务（托管人员去度假或是自己的子女生病）。另外，托管的质量也令人质疑。提供此类服务的女性人员几乎没有接受过儿童看护的培训，如营养学、创造性的玩耍方式和儿童的发展特点。虽说年长女性具有养育子女的经验，但是提供此项服务的女性大多数才刚刚成为母亲。

第二，家庭内看管通常是由子女父母之外的人来从事——通常是亲属、朋友、临时保姆或是国外交流生。对于较为富裕的家庭而言，保姆或是国外交流生通常住在家中给予子女照管。此种托管方式所面临的现实不足是，许多国外交流生是来自欧洲国家的女性，她们中很少有人能工作长达一年的时间，并且她们常常没有必要的法律文书。加之，国外交流生和保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培训，国外交流生和保姆的资质和可依赖性都没有保障，并且对于大多数就业母亲而言，雇用国外交流生或保姆所需的费用通常也令家庭经济难以负担。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他们常常采用亲属照管子女的托管方式。一些研究表明，由亲属照顾子女的托管方式费用低，并且托管人与托管家庭具有同一的文化价值观念，大多数父母乐于接受这种家内托管方式。但是，这种托管方式并不是没有问题。其他研究发现，低收入就业女性对于使用亲属来照管子女并不感到十分满意，她们宁愿选择其他方式的子女托管服务。但是由于她们的工作时间不便，或是托管费用的高昂，或是不可能从居住的社区获得其他的托管服务，她们对别样托管方式的需求无法得以满足。事实上，亲属看管子女的比例从1970年的68%下降到1985年的40%。另外，由于已是祖母的年老女性仍旧参与有酬就业，此种亲属看管子女的托管比例还有待进一步下降。①

第三种子女托管方式，就是专业化的日托中心，这种托管方式是增长最为迅速的一种。日托中心在所提供的类型、质量和所收取的费用方面不一而足。②1984至1985年，就业女性的子女中，大约14%的婴儿（1岁以下）和17%的幼儿（年为1岁至2岁）入托于有组织的幼儿托管中心，托管中心的儿童多为3至4岁。日托中心的质量通常比较低劣，质量较好的日托中心都会有长串的等候入托名单，甚至许多女性还未分娩时，就会先递交子女入托的申请。在日托中心，没有联邦立法标准可以保护儿童的安全和康宁。政府也不打算予以任何刺激促使全国范围内的雇主建立更多的日托中心。自从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否决了关于儿童托管的立法后，就再也没有联邦政府的任何行动来增加日托中心的数量。可现实情况是在1990年，大约有1000万5岁或是以下儿童需要获取家庭之外的看护，大多数女性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雇用私人看护人员，质量较好的托管机构又实在难以获得。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公共儿童托管资源极为有限，大多数儿童托幼机构都是私立的，依据设施不同，所收取费用从每位儿童每年1500美元至1万美元不等，所需费用常使许多家庭望而却步。结果，许多家庭只能依靠亲属、朋友或是未获得许可的家庭中心来照料子女。事实上，这种未获得许可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托管体系（通常是邻居）占到了美国儿童托管服务的94%。

正规的日托中心不仅极为匮乏、昂贵，而且也很难找到非正常工作时间提供此项服务的机构。几乎一半劳工，尤其是工作在非技术类的服务业人员，她们的工作时间经常变化、不规律、有无法预料的轮班工作，1/4左右的人员还要周末上班。“只有10%的托管中心和6%的家庭日托所提供周末看护，家长只能利用多种渠道临时拼凑对子女的看护，常常这种临时拼凑的看护质量不佳。”③大多数低收入女性不得不依赖没有营业执照的非正规托管机构，比如亲属来照看子女。

子女托管方面的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就是企业的参与。最近的数据表明，大约有2000多家企业给员工提供了子女托管援助服务。这些援助形式不一，包括信息和工作分配服务、现金补贴、优惠券和由企业所资助的就地（on-site）子女托管中心。一些企业还形成了联营企业来分担托管中心的费用，并雇佣、培训专门人员来经营管理。④

五、不健全的托管体系所生产的问题及对女性就业的不良影响

幼托体系的健全不仅仅只是解放了女性劳动力，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此问题不能得到完善的解决，必然会引发各类社会问题。一份研究发现，在明尼苏达州，儿童托管中心的缺乏会导致14%等候子女托管补贴的父母辞职，并依靠公共救助。相反，美国总计署（the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发现，若是给贫困母亲提供儿童托管补贴，母亲就业的可能性就会有所加强，可以增加15%。伊利诺伊州的一份研究表明，20%离开公共福利去寻求就业的父母，因为子女托管问题的存在，不得不重新依赖公共福利。没有可靠的儿童托管中心，贫困父母就没有办法去就业。所以，建设幼托体系看似需要大笔资金，联邦政府的财政拨款会有所负荷，但实际情况却是，幼托体系的健全可以减缓政府的福利补贴压力。

令人满意且可负担的子女托管，还能够缓解劳工工作的压力、减少旷工和工作拖沓的现象，并增加劳工的满意度。相反，未能达到父母价值要求的托管机构，只会增加父母的压力、频繁出现旷工和工作拖沓现象，甚至让父母做出减少工作时间或是不工作的决定。1984年联邦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报告说明，37%的18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参与非全日制就业，33%的18岁以下儿童的母亲未参与就业，只有27%的18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参与了全职就业。①普查局的最近一份研究中表明，许多母亲持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子女托管体系适宜的话，她们会选择立即进入就业市场，其中包括26%的未就业母亲。在年收入低于1.5万的家庭中，有此打算的女性比例上涨到36%；对于单身母亲而言，此数值比例则达到45%。另外，21%的非全日制工作的母亲说，如果能够获得子女的托管服务，她们会增加自己的工作时间。②因此，幼托体系的建立可以增加社会生产的效率，最大化地使用人力资源。

美国政府不愿确保女性生育子女后的就业，也不想要求雇主为新生儿母亲提供任何的经济补贴，53%的美国母亲在子女不满1岁时就不得已返回就业岗位。一份对1014名成年美国人的调查表示，大部分（50%以上）美国男性和女性觉得公司应该为雇员的子女提供日托服务，并且政府也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日托中心。57%的被调查者认为，现今美国幼托体系的状况对于子女来说极为不利。凯茜·特罗斯特（Cathy Trost）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中所写的一篇文章，探讨了10个主要企业为雇员提供与子女相关的津贴待遇，并逐步改善父母的工作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雇主一致认为，给雇员提供子女日托服务和产期津贴有利于企业利益的获得，因为这些津贴可以减少职员旷工和员工周转流动的现象。从而我们不难看出，增设幼托机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再者，生育常被认作是女性个人的“选择”——假如“选择”生育，那么照顾婴儿就是女性的责任。当然，丈夫现在应该提供帮助，分担为人父母的责任，可是即使他愿意、渴望提供帮助，那种“选择”、那种责任仍然是女性专属的。这就使那种“选择”显得如此沉重，越来越多年轻女性不想生育子女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能承担我停止工作的后果吗？”由此看来，幼托体系的缺乏还会导致女性生育观的改变。

幼托体系不健全对婴幼儿的成长也会造成影响。一大部分工薪阶层（可能有一半人数）依赖家庭中的亲属照看子女，若是看护子女的人员是家庭的至亲、朋友，那么这种非正规的儿童看护还有可能具有较高质量。然而，如果看护人员与此家庭关系不亲密，那么看护的质量就不可能确保。此行业的薪资较低，就业于此的人员不可能具有高薪行业所需的竞争力，这些人员同其他低薪贫困劳工一样面临着同种压力——住房不足、健康不佳、抑郁、家庭暴力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看护人员就不可能提供高质的托管服务。子女托管涉及子女成长的问题，托管体系的完善关乎整个国家民族素质的提高，低质量的儿童看护必然影响儿童的成长。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孩子3岁之前大脑发育最为重要。长时间的低质看护，不仅会危害儿童的神经和心理发育，还会造成认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的缺陷。处于高质看护下的儿童，则会表现出更佳的学业表现和低犯罪率。③

可以看出，完善的幼托体系的建立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可以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可以优化人口结构和质量、也可以确保民族素质的提高。

六、结语

日托问题可以说是美国女性极为关切的问题，幼托体系的建立是就业女性的迫切需要。身为女性，她们知道幼托对自身就业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她们也知道，社会和政府如何看待、解决日托问题，实际上是衡量女性是否获得真正平等地位及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准。

目前，美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所建立的日托中心不仅规模小、数量少，而且很分散，根本无力解决子女托管这一全国性的社会难题。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只有通过联邦政府的全国性计划，利用国家财政支持，日托中心的问题才能解决。但联邦政府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显然与女性在社会生产中所做出的贡献不相称，这表明美国政府把女性的就业行为只不过看做是劳动力短缺时的临时性措施，而不是为提高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实行的社会变革。如果说美国政府提供日托服务的目的在于发展经济、提高女性地位、动员女性广泛就业，那么政府必然会在制定国家中、长期经济计划时，全面考虑女性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女性就业后面临的实际困难，并会通过相应措施加以解决。但实际上，在政府和一些企业看来，社会的经济发展一旦不再需要女性大量就业，那么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日托问题，将会随着女性回归家庭而自动消失。所以，美国政府和企业不想在此问题上认真思考，合理规划，切实解决。他们的态度反映出美国传统文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性别歧视，即认为照看子女是家庭的事情，不能与政策法律挂钩；既然是家庭中个人的事情，有难题当然只能自己解决。美国幼托体系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妥善解决，实际上是美国女性无法在两性关系中、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中获得平等地位的真实反映。

【作者简介】王春侠，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英语教育等。

孙群郎，男，河北安新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Child Care System

on Women's Employment after World War Ⅱ

Abstract： After the WWII， changes of American women's life from tradition happened， large numbers of women came out of their family to take part in the social life and finally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labor force for the reasons of the requirement of labors in the wartime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rosperity after the War. With the increase of women labors， the conflicts between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production had become quite distinct. The foundation of perfect child care system could guarantee the consistency of women labors. Howeve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ad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and given adequate support to the formulation of various systems and policies， which lead to a lot of setbacks for women in their career. This paper dips into the reasons for the imperfect of child care and its disadvantageous affection on women's employment by elabo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 care system. Thus， we can experience the ignoring attitude of American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women labors.

Key Words： WWII， American Women， Employment of Women， the System of Child 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