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二战题材电影典型风格及其成因

［摘 要］ 波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灾难深重的国家，在战后涌现出了许多以此为题材的优秀影片。笔者凭借长期以来对波兰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二战时期的，通过对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进行鉴赏，揭示波兰二战题材电影的典型风格并分析其成因。

［关键词］ 波兰二战题材电影； 天主教信仰； 波兰精神； 历史文化

在波兰影史上，有关二战题材的影片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对于波兰人特别是波兰电影人来说，二战是个不容回避的苦涩话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在这场席卷全世界的战争中所占据的悲剧性位置成为这个国家的独特标签。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成为战争开始的标志，一夜之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这个国家如同一场风暴里第一个被卷走的岌岌可危的房子，风暴过后虽仍然存在，但已不复原先的样子。

波兰电影人在大半个世纪的电影创作中，关注战争中的人性，关注战争给每一个普通人带来的变化；同时，他们也关注这个民族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特质。可以说，波兰的二战题材电影，如同这个民族引以为傲的肖邦音乐一样，充满着忧郁、冷峻的气质，这种气质仿佛是与生俱来，却又是经历过战争洗礼和痛苦挣扎之后的一种涅，有一种强大的悲剧力量。

一、天主教信仰对波兰二战题材电影的影响

（一）基督教义的牺牲精神影响下的波兰电影

很多对波兰历史不了解的人，会认为这个前苏维埃阵营的国家的宗教意识早已淡薄。但事实却是，十几个世纪以来，宗教对波兰人的影响从未减少过。波兰在公元966年正式接受了拉丁礼仪。从那时起罗马天主教就在这个国家的宗教、文化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天主教徒的隐忍、宽恕以及在残酷形势下的无奈牺牲精神，成为波兰二战题材电影中一直贯穿存在时隐时现的一条精神主线。这条精神主线有些时候甚至还略显消极。

很多波兰电影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基督教义除了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同样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思路。波兰电影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克日什托夫•扎努西拍摄的战争题材影片《仁慈之心》就是一部完整体现波兰电影人的宗教情怀的优秀电影。故事发生在1941年，一名年轻的西里西亚人杨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逃出，这导致纳粹警察决定挑十个集中营中的人活活饿死他们，以示惩戒，被随机挑中的人中，有一个青少年由于害怕这种酷刑而瘫软，于是一样被关在集中营中的圣方济修士科尔伯，便决定代替那个青少年接受处罚。

和人们惯常思维不同的是，扎努西并没有强力渲染集中营中的恐怖气氛，影片的画面干净简洁流畅，甚至呈现出一种温暖的色调。扎努西的这部影片始终在解释，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另一个人―― 一个陌生人的生的原因。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仿佛是个哲学命题，无法判断对错。但是在基督教义下，这样的牺牲以及牺牲前的种种隐忍，都是可以理解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战争中，波兰人已经习惯于接受残酷的现实，那些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人为自己的生命做出悲壮且英雄式的选择。这是波兰式的英雄，用中国人的理解来说，那就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苍凉英雄气。

（二） 宗教成为战斗者的心灵归宿

即便隐忍，即便牺牲，宗教带给波兰人和波兰电影更多的是抗争和“还我波兰”的勇气和决心。18世纪开始，波兰三次被邻国瓜分，这个国家一度在世界地图上被抹去。但是在外国占领时期，天主教会仍然是许多波兰人为独立和民族生存而战的文化堡垒。几个世纪以来，波兰人都在为复国而流血牺牲，宗教已经成为战斗者的心灵支柱与最终归宿。17世纪，琴斯托霍瓦的波兰修道院成功地抵抗了瑞典的围攻，成为抵抗占领的象征。

瓦伊达的战争三部曲中的《下水道》，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华沙起义中。这场起义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吊诡与背叛的悲剧，波兰人是这场悲剧中处在夹缝间的主角，也是这场悲剧的惟一失败者，他们用一种宗教式的难以置信的天真，来相信可以帮助他们走出战争和灾难的人，最后却惨遭屠戮。

在《下水道》中，战争其实只是背景，深深的绝望来自人的内心。在所有前进的道路都被堵死，下水道暗无天日，无从逃离的时候，波兰人的抗争精神只是一片漆黑中的微小曙光。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波兰二战题材电影都有着宿命式的故事情节，白描式的叙事结构以及凄凉的大团圆结尾。

因为，他们在黑暗中前行的时间太长。《新约》里有这样的句子，“信徒得赎，乃靠着无玷污羔羊的血”。波兰人相信，战争中他们所流的血，是让世人得赎的方式。波兰人和波兰电影人用几乎惨烈的方式，贡献给了世界电影史一部触动心灵又具观赏性的现实主义悲剧。

二、波兰民族性格与波兰精神在电影中的集中体现

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是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尊重教会，但反对政教合一；没有“信仰真空”，但不会扼杀世俗理性。波兰电影的气质，并不单纯地受宗教影响，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个民族的性格有关系。波兰二战题材的电影，大多是这个民族性格的绝佳体现。

在二战中，若按参战国中人口比例来计算，600万波兰士兵和平民死亡，使波兰成为死伤最惨重的国家。（1938年，波兰总人口为3 500万，死亡人数占22%。）在二战的沦陷区中，波兰民族的反抗是最为激烈和最团结的，以致波兰一直都是由纳粹德国控制，而没有出现过伪政府，更没有伪军，甚至纳粹德国设在华沙的总督府都不敢雇佣波兰籍的雇员。正是由于波兰民族的激烈反抗，才导致了纳粹德国疯狂的镇压，波兰境内95%的波兰犹太人被杀害，总计达数百万。

波兰人刚烈的民族性格可见一斑。“波兰精神”如同勃兰兑斯所说的那样，“那是手脚被捆绑、脖子上有人骑着的自由的象征，那些缺乏希望而又不顾一切地怀着决不可能实现的希望的人的象征”。无所畏惧地追寻自由，却又摆脱不了与生俱来的悲剧命运。

《钢琴师》就是承载了浓厚的波兰人精神与特质的影片。从严格意义上讲，这部电影并不能被称为波兰电影，因为制作方和演员并没有波兰背景，但之所以放在这里讨论，是因为这是一部带着导演强烈个人意识的影片，波兰斯基用他自己前半生甚或大半生的经历以及回忆搭建起了这段纯属于波兰和波兰人的历史。波兰斯基生于法国巴黎,3岁时由于反犹浪潮，与父母迁回波兰。二战中，全家被送往纳粹集中营。年幼的他侥幸逃脱，在战争和屠杀的夹缝里流浪生存。战争如同梦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影响了他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一直希望用电影记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战争记忆的阴影又使他错失了机会去拍摄一部属于他自己的二战影片。当背负这份重压几十年后，波兰钢琴家施皮尔曼的经历终于让他找到情感表达的切入点。

《钢琴师》的主人公施皮尔曼最终活了下来，他的抗争几乎都是被动的，但却倔强不可动摇。在战争机器面前，他是卑微的，但他的卑微却让他在夹缝中挺到了最后。或许这也可以这样解释，三四百年来，在大国环伺的波兰平原和西里西亚高原上，波兰版图四次被抹去，却四次顽强地复国，最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波兰人不懈抗争的民族性格拯救了这个民族，这种精神已经流淌在波兰电影人的血液中。

三、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对波兰电影的影响

波兰近现代史犹如一团纠结的乱麻，起因就是这个国家与邻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波兰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共同入侵并瓜分。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纳粹德国占领了波兰全境。而到了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苏联占领了波兰全境。波兰人民就在驱赶这两个入侵者中死伤惨重。

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的生存是非常艰难的，尤其是在战后，波兰还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在前苏联时代，波兰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安杰依瓦伊达、安杰依蒙克、基耶洛夫斯基等一大批杰出的电影导演，囿于体制和文化控制的原因，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有很多艺术家在功成名就后选择了更好的艺术创作环境。坚守下来的人只得及时顺应时代的变化。所以，波兰电影的忧郁、冷静不如说是一种文化上的无声抗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兰的二战题材电影不复50年代的多样化，既揭示战争，又反映人性。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意识形态远远不如人性以及普世价值重要。俄东巨变之后，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被禁锢的波兰导演终于可以自由地表达波兰人民的心声。波兰电影里程碑式的人物瓦伊达在21世纪终于推出了他的《卡廷惨案》。

很多老一代的波兰电影人都有浓重的二战情结，他们似乎想把个人化的战争记忆和体验变成自己的绝唱。《卡廷惨案》之于瓦伊达导演，恐怕就有这样的意义。而瓦伊达在影片风格上的新探索也是他对自己的挑战。电影观众已经从50年代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变成了新一代从未经历过战争阴霾的年轻人。50年代影片中的理想主义光芒唤起了当时观众的共鸣，共敌外侮，思索波兰未来之路。而《卡廷惨案》更多的是交代清楚故事，是一个时代的备忘录。影片中一以贯之的是冷静、客观的叙事风格，发生变化的是导演的视角更加的开阔，并不单纯局限于波兰和波兰人的命运，战争中各类人物的性格命运都更加具体丰满。

卡廷位于前苏联的斯莫尔棱斯克地区，二战行将结束的时候，苏联人将一批波兰社会的精英集中到了这里，进行了秘密屠杀并封存了所有的档案，并将此举栽赃到纳粹德国头上。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案件逐渐曝光，苏联人才被迫承认。这段历史对波兰人来说是沉痛的，沉痛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那么多的精英死在了战争已经胜利之后，更在于整个卡廷惨案的真相始终是被隐瞒被遮盖的。令波兰人耿耿于怀的是，敌人和朋友，自己身边这样的角色竟然可以是同一个人。苏联为了征服波兰所采取的这种行动，本质与纳粹大屠杀并无实质区别。

年过七旬的瓦伊达完成了这部作品，通过两名普通中级军官阴差阳错的遭遇以及卡廷以外的人物故事发展的渲染铺垫，将这段特殊时代的波兰社会交代得一清二楚。

对于波兰电影人而言，创作这样的电影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需要一遍遍拷问自己。如果当你明知道真相，你可以做什么？当你告诉了所有人真相，人们怎么来相信这样的真相。波兰电影的另一特质就是纠结。这种纠结和复杂的战争历史有关，当然也和战争中每个人所处的角度和位置有关。不仅仅是《卡廷惨案》，很多波兰二战题材影片的纠结与特殊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波兰在欧洲大陆地理位置特殊，地缘政治在不同时期变化非常大，以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心态的变化存在巨大的落差。相信《卡廷惨案》不是第一部表现这种纠结的影片，也肯定不是最后一部通过二战这个特殊的背景来探讨国家未来的方向与国民心态变化的影片。

很多人认识波兰电影、了解波兰电影是从几个波兰电影大师开始。这个人口和国土面积都不算大的国家在二战以后形成了自成一家的电影流派――波兰电影学派，成为欧洲电影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本文仅仅是从有关二战内容影片里提炼分析出了这一宏大主题下波兰电影作品的特点。但窥一斑而见全身，波兰电影的总体风格和特质，在二战题材的影片中一览无余。

［参考文献］

［1］刘祖熙.波兰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易丽君.波兰战后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 赵刚.波兰文学中的天主教信仰［J］.东欧,1997(04).

［作者简介］ 毕磊(1982― ),女， 山东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东中心波兰语部编辑记者,主要研究方向：波兰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