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从2011年两会期间已开始发酵的“单独可生二胎”传闻终于有了切实的进展，作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的广东，近日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但能否得到批准，尚待国家决定。但不管结果如何，其背后给我们的思考是，中国的人口政策似乎需要未雨绸缪，进行必要的调整。

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话，中国大陆地区现有总人口为13.39亿，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0.57%，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选择“未富先老”，还是放开单独二胎，显然已执行30年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去3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如果人口政策始终不进行调整与完善，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速，将直接冲击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红利”很可能成为“人口负债”。目前我国社会普遍家庭架构为“4-2-1”结构，所谓养老金，就是用将来“子”创造的经济价值来养育将来的“老”，一旦“人口负债”出现，就不会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力来创造足够的经济价值，这将是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同时，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长期的惯性负增长，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在微观层面上牵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日本老龄化拖垮经济，已被公认为是一个典型。美国《时代》曾发表文章说，日本“失去的10年”有可能延续为数十年，这主要和人口老龄化以及年轻人职业安全感的缺失有关。全球经济衰退再次暴露了困扰日本经济的结构弱点：过分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内需疲弱、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和市场竞争存在障碍。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人口结构的失衡，人口的老龄化不仅压缩了劳动力大军的规模，而且也影响到了消费市场。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如今的超低生育率是由诚实守法公民的节制生育维系的，遵纪守法的、正式单位上班的、高学历人群生育受到控制，而政策外的超生则在基层人群、流动人口与富人名人中普遍存在。社会的中坚力量本是中产阶级，但这部分人对于计划生育的守法成本却过于高昂。开放单独二胎，无疑可以改变这种守法成本不一致所造成生育权利事实上不平等的状态，也有利于未来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值得担忧的是，即使放开单独二胎，在生育子女成本高、生育意愿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但无法回升到一个比较温和合理的水平，反而会在低生育率的轨道上越滑越远，尤其是高素质人群的生育意愿没有反弹迹象。过去30年，发达国家一直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生育率，但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一旦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难自拔。让人们少生孩子容易，当少生孩子成为习惯后，再让他多生孩子，难度可能更大，特别是提高高素质人群的生育意愿。至少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成功案例。

30年过去了，调整人口政策，开放单独二胎，并不是要否定计划生育国策，相反是与时俱进地看待这一国策，诚如总理在今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的那样，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