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民工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探析

一、进城农民工消费状况分析

1．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及其特点。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是指他们在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用、行、劳务消费等)过程中，为了满足他们的自身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根据其收入条件取得消费资料并进行消费的行为总和。单纯的消费数量往往不足以反映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和消费水平，而消费结构可以较好地反映这一点。笔者对湘潭市进城农民工发放问卷360份，收回342份，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消费结构如表1所示。

表1中主要项目的基本状况表明，农民工多以简朴型消费为主，在基本生存方面的支出比例较大。调查发现，87％的农民工在基本生存方面的支出占了实际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而用于交友人情及娱乐方面的精神消费的支出在10％以下，用于学习技能培训的自我发展型的消费则更低。在他们的月实际可支配收入中，有61．2％的农民工把可支配收入的21％～50％用于储蓄，有的甚至将收入的70％储蓄起来，以汇款的形式寄回老家。由此可见，进城农民工的消费结构不合理，生存性消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大，发展和享受性消费支出较小。这表明农民的消费层次较低，消费形式较为单调。

2．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及其特点。消费观念是生活消费方式的内核，对消费观念的考察可以显示出进城农民工的消费方式。从表2中可以看出，进城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多为理智型和经济型，赞同量人为出、崇尚节俭、追求实用，不赞同盲目从众购买；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受到城市消费方式的影响，如在对待价格打折商品、崇尚品牌、分期付款消费等态度上，又表现出与传统农村居民不同的消费特征，而与城市居民的消费态度逐渐趋同。

二、影响农民工消费的主要社会因素分析

进城农民工因为进城打工，职业身份的转变带来的经济收入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他们消费状况的改变，但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的消费模式产生较大影响。

1．由于社会体制的制约，农民工一直处于一种无保障、低福利的状态。一方面，农民工进城后，大都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待遇低的工种。劳动辛苦，收人却较低，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城里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作为非城市居民，即使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从事同样的产业，付出同样的劳动，但却同工不同酬、不同时、不同权；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在工作中受到的身体伤害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工资经常被拖欠，他们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医疗、失业、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常常处于一种无保障、低福利的状态。笔者调查时间到“老板为你购买保险吗?”有264人明确回答“没有”；对于回答“有”的人中，问到“购买的是什么保险?”时，有38人回答是意外伤害保险，25人回答是医疗保险，13人回答是养老保险。老板为职工购买保险的只有76人，不到调查总人数的1／4。正是这种非福利和低福利的状态，在农民工的支出中，租房费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且，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最大的差距在于――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有失业保险，而农民工没有。

2．农民工与农村的稳定密切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由于绝大部分进城打工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或为送小孩读书，所以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尽可能节衣缩食，舍不得在文化娱乐方面花钱，千方百计多积攒些钱，并将相当可观的收入寄回家乡。对于这种现象，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进行了解释：一是进城农民工与家庭互补，是一种双方平等交换的、信守合同的“契约安排”。家乡、家庭确实为农民工提供了躲避风险的港湾，一旦发生经济上的危机，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去。二是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家庭内部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可见，进城农民工与农村的这种斩不断的联系，客观上阻碍了其在城市的消费，他们要将自己在城市打工所得带回农村的家进行消费。

三、农民工消费行为与方式的深层分析和启示

1．农民工的两种参照群体：传统消费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撞。进城农民工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经历社会地位和消费角色的转换，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会影响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不同场景中的消费行为。一方面，他们的消费行为深受原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的消费经验、消费模式或消费习惯的影响。从成员资格参照群体理论角度来分析，会给我们某种启发。根据农民工的文化观念，他们认为自己的消费模式，应符合原来家乡和现在农民群体成员的资格规范。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户籍壁垒，城里人的成员资格对他们不太现实。因为他们人虽然在城市，但城市的主文化并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自我形成一个“次文化圈”，即农民工自身形成的群体文化。他们虽在工作时与城里人有所接触，但在生活上、观念上却有较大的差异。消费者在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往往按照参照群体的“示范作用”与“评价和规范”来进行调节。另一方面，多年来进城务工者候鸟式的生活方式已经使大批量进城务工者开始游离出原来的农村社会体系，正试图融人城市的社会体系中，处在两种社会体系的边缘。在城里生活时，他们的消费观念受到城市居民的影响，行为上会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当他们回到农村的时候，会把城市的消费品、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带回老家。因此，他们成了农村的“消费信使”，同时又是城市中生活与消费方式亦步亦趋的“新生学徒”。进城农民工通过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习惯来寻求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实是进城农民工对于其边缘身份的一种反抗。

两种参照群体，实际上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冲撞。农民工作为农民，他们要参照家乡成员及打工者群体的消费方式；作为城市打工族，他们又不可避免地要参照城里人的某些生活方式。这种矛盾的处境，构成了农民工消费方式的本质特征。

2．消费转变与中国城乡现代化变迁。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农民的生活负担随之减轻。打工者也可以有更多的收入供自己支配，而且受城市氛围和文化熏陶的农民工们，都会渐渐地将新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带回家乡，引领着农村消费的变动方向。通过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研究，可以折射出人的现代化、生活的现代化和城乡现代化中的诸多问题。

研究表明，人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具有理想与进取精神、社会公德和独立人格、法律意识和理性精神、科学文化知识和时空观念等价值取向上。当然也包括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现代化。虽然城市打工族离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但他们毕竟已步入现代城市生活，他们的收入水平、生活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他们的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正在出现变革。他们也在讲究生活结构是否合理、饮食是否营养，逐渐讲究精神和闲暇生活丰富与多彩，追求生活的现代化。只要社会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他们就会越来越偏向城市消费文化。所以城市应当向进城农民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随着农民工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他们的消费将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现代化不仅从消费角度向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他们的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变革必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加强消费者行为的引导，建立健康、文明、科学的现代消费方式。农民工游离于工人和农民之间，尽管大部分时间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其身份仍是农民。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户籍壁垒，农民工成了工作在城市，根却在农村的“两栖人”。所以，农民身份变革尚需进一步的制度变迁。当务之急是深化用工制度改革，对农民工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逐步做到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保。除此之外，我们要为农民工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特别是加强农村售后服务工作，让农民(工)买得放心，用得称心，吃得省心。只有这样，农民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才能享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而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另外，要加强对进城农民工消费文化的引导。因为进城农民群体消费行为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一部分人比较轻视文化消费；一部分人娱乐消费层次低下，停留在麻将赌博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顾自己的经济能力，盲目与城市居民攀比消费水平。这些不良的消费行为不利于整个社会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的形成。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的消费教育，优化社会消费风气，帮助他们建立积极向上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逐步树立适应现代化消费方式要求的价值观念，引导他们的消费行为向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总之，要解决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中国政府须进一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大力发展经济，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为农民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消费环境和文化环境。加强对消费者行为的引导，建立健康、文明、科学的现代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