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麦克劳德谈儿童教育所面对的政治哲学问题

《中国教师》：科林教授您好，您能否简单介绍下目前北美地区关于儿童问题在政治哲学领域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哪些吗？

科林：目前北美地区政治哲学领域关于儿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宗教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二是父母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三是资源配置对儿童教育的影响。父母的是否能够用来决定孩子所获得的教育，这是北美地区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在北美地区，宗教学校比较普遍，各种宗教或有宗教背景的学校比较多，如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教会学校都在一定的群体中有重大的影响力，一部分学校在基础教育方面提供特定宗教的灌输和教育，这可能会使得儿童不能有自己选择信仰的机会。但同时，我们知道美国和加拿大在宪法层面是确保宗教和良心自由的，这样的话，宗教自由和孩子的自由选择权之间就出现张力，不仅如此，宗教学校的一些课程设置也会受到普遍的质疑，如有些宗教学校仍然会抵制公开讲授进化论。这些都是十分严峻的问题，学者们也有过比较热烈的讨论。

另外，谈到父母的财富对儿童教育的影响，我们会发现目前的情况非常不乐观。美国有钱人的孩子往往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教育，恐怕只有他们才可以支付私立学校高昂的学费，而美国私立学校的教育水平普遍很高，这使得穷人家的孩子几乎被边缘化了。现在，美国的财富分配十分不平等，极少数的人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而穷人们也想让自己的孩子获得好的教育，但苦于没有资源和机会，使得自己的孩子被社会的不公正所困住，想要挣脱也很难，只好被束缚在已有的生活环境中子承父业或者做些别的粗糙的活儿。

《中国教师》：中国不存在您说的由于宗教学校所导致的问题，但也面临着“阶层复制”的问题。中国高等院校，尤其是一些知名高校，城市孩子的比例非常高，农村孩子的比例却越来越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科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并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有人说，有钱人的孩子可能聪明一些，所以他们理所应当地要上更好的大学，我觉得这是一种妄念。孩子的智力可能和父母的学历有一定的正相关，但跟钱的关系恐怕不大，我们应该想象社会的智力资源是天然的平均分配。有钱人家的孩子和穷人家的孩子其实差不多，只是有钱人有机会让他们的孩子得以充分地发展，但这里涉及一个不公正的现象，即凭什么只有有钱人的孩子才能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很多政治哲学领域讨论的焦点问题是财富是否应主导人们所可能获得的教育，这样的安排是否公正。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我认为，人无论穷富都应该有机会接受平等的教育，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父母，那些有钱人的孩子无非就是运气好一些。如果社会存在一个公正的原则，按照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我们应该要保证孩子们有平等地获得教育的权利，不能让那些偶然性的因素主导他们的人生。

最后，我要谈谈关于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我们都知道，大部分学校都能保证孩子们接受正常的教育，在技能的传授和道德的培育方面，这些教育水平都差不多，但仍有一些特别好的私立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很多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如提供更完善的音乐和体育教育、出国旅行机会等。我觉得这些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对很多孩子来说，是对他们权利的一种剥夺，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决定了孩子们的素质。因此，我认为教育资源应该平均分配，否则就会导致不公正的现象产生。

《中国教师》：我注意到您应用的理论主要是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那么目前在该领域有没有其他的比较重要的思潮？

科林：这个当然有。我自己算是一个自由平等主义的拥护者，所以比较关注这方面的理论。粗略地来说，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对这个领域都有一些影响，共和主义强调“自由是一种无支配”，这跟自由主义把“自由看成是不受侵犯的”大不相同；社群主义强调“公共善”，这同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应该对何为‘善’保持中立”的态度也不同。这些基本理论方面的差别会导致他们在儿童问题方面的看法有着一些根本的不同，这很正常。但如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后两种理论很少涉及儿童问题，或者说，目前来看，自由主义的理论更多的是提到关于儿童权利的问题。目前，社会上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新趋势，即北美地区的学校现在越来越强调学校在公民教育中所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可能跟新共和主义的主张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教师》：您在演讲中提到过不少理论，譬如罗尔斯的正义论、密尔的功利主义等，但似乎并没有使用任何的义务论方面的内容，这是为什么？

科林：在演讲中，我主要引用的还是罗尔斯的正义论。罗尔斯本人常常被认为是一位新康德主义者。谈到义务论，我们通常讲的都是一些最高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人们不用考虑一件事情的结果如何，而只谈论这些事情是不是符合一些基本原则，如果符合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功利主义者主要看结果，如果结果符合预期设定的标准，那这一行为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层面虽然义务论与功利主义者会强调彼此的差异，但在实践过程中，它们之间的界限却比较模糊，很多义务论者也会看结果，很多功利论者也会看原则，所以伦理的实践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不可能单单皈依某一具体理论。我们常常会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寻找一些启发，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理论来源注定是多源头的，比较驳杂。但正如我在演讲中提到的，无论是罗尔斯的理论，还是阿马蒂亚・森的理论都无法完美地解决儿童教育所面对的政治哲学问题。罗尔斯的理论建立在他对“公共善”的论述上，认为社会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公共善”，它们应该被平均地分配，因为这些“公共善”是任何人追求任何目的的必要条件。但对儿童来说，我们不能说给他们这些“公共善”就可以了，因为即使我们提供给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根本不明白这些“公共善”的意义和对他们意味着什么。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理论也有问题。正如我说过的，能力理论要保证人们有获得一些基本能力的平等机会，如行走是一个人的基本能力，人们应该被保证有自如行走的平等机会。一个瘸子，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有分配到一把轮椅的机会，如果他愿意领取这个轮椅，他就能够自由行走。当然，这对成年人来说，没有问题，但对一个孩子来说，保障他们拥有基本能力的平等机会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这样的平等机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我认为这两个理论传统都不能很好地回答儿童的问题。儿童有别于成年人，他们有一种天真的童年性，而这种童年性本身有其内在的价值，应该被尊重，其充分发展也需要一些美学教育，如音乐、美术、旅行等方面的熏陶。虽然传统的学校能够满足学生的理性发展，但不同的学校在对童年性的尊重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差别，但童年性本身是所有儿童都共同持有的，为什么他们后天的教育会允许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呢？这就是不公正的存在，而这种不公正经常被其他理论家所忽略，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成年人的世界。

《中国教师》：刚才您提到童年性对儿童来说很重要，主要指的是一种天真和烂漫，但有人提到教育不一定是快乐的，痛苦本来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孩子们应该付出努力、知道规则、遵守规则，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会觉得求知有趣，而大部分的人会感觉经历着痛苦。那么，您是怎样看待这个观点的？

科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至今还没有答案。我觉得“痛苦”这个词可能有点过，孩子们经历一些挫折是有必要的，这可能对他们理解这个世界有好处。我讲到的童年性当然不是功利主义意义上的纯粹的幸福，这一童年性的概念比较复杂，其中包括幸福感，也包括天真浪漫和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或许还包括一些挫折感。童年性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体验，很难用几句话说清，但我认为童年性有其内在的价值，是独立于理性的。当然，有人认为童年性对理性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想他们也许是对的，但童年性从道德地位上来说，是有别于理性的一种独立存在。

《中国教师》：您觉得您的自由主义理论有普遍性吗？这种自由主义的议程是否需要跨文化的补充？

科林：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来讲。如果从理论的论证层面来说，我觉得自由主义的理论有一定的普遍性，人们的一些基本自由需要得到普遍尊重，如孩子们应该有足够的营养，我相信不同的文化，如儒家对这一原则都应该是同意的。再比如，孩子不分性别应该一律平等，我想也很少会有人反对，即使那些不熟悉自由主义理论的人，他们应该也能够理解自由主义的论证，尽管他们可能未必会彻底同意。而在操作层面，一些问题就会比较模糊。操作问题永远是一个政治问题，总会牵涉折中、妥协，而且往往会分步骤地实行，所以不同的文化、传统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践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比如，孩子们的平等教育权可以通过男女混合学校完成，也可以通过分成男校和女校来完成。当然，自由主义者会宣称自己的理论具有普适性，我也知道这种态度可能会招致文化霸权主义的批评，但我始终认为一些基本的人类价值就是普世的。另外，我认为我们的政治哲学讨论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议程，能够尽量包括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倾听他们的声音，有助于我们加深彼此的了解，促进双方的互动。当然，交换态度和观点并非一定能够达成共识，但我在这方面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印度裔哲学家阿马蒂亚・森曾经对多种文明进行过研究，他发现很多文明都在讨论非常相似的问题，而区别无非是使用了不同的词汇，所以我觉得文明的多样性并不一定导致文明的冲突，相反，这种多样性的重叠和交汇反而会反映出不同文明之间的默契和相互关照。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个人认为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探讨儿童政治哲学的问题很重要，也很迫切，但由于一些具体问题，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并未深入开展。我认为我们面对的首要困难是语言，对我们来说阅读中国的典籍非常困难，同样的，对一些中国学者来说，用英文写作也不太方便。不过，我想未来这方面的工作会不断地开展，这对我们建立一个多元文化视角的政治哲学对话十分有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