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在中西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彰显及理论支持

摘 要： 译者主体性的提出有其历史根源和理论支持。本文论述了译者主体性在中西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彰显，并进一步梳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由语言学的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之后，诸多理论流派对译者的主体地位所进行的研究，从而对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给予充分肯定。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翻译理论与实践 理论支持

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和清晰性，要求排除人的干预。因此，长期以来，语言学翻译理论将译者排除在翻译理论的思考之外。语言学翻译理论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对译者主体的作用是忽略的，译者的主体性被蒙蔽了。然而，翻译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人文性一面是客观存在的，就翻译的主体――译者而言，不管语言的转换如何形式化，翻译永远不能离开译者主体的作用，而作为主体的人，总是要表现出他的主体性来。

以下简要梳理东西方翻译史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彰显，指出译者主体性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1.译者主体性在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彰显

在西方翻译理论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可以发现译者主体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体现。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100多年间，古罗马文明在不断地征服和吸收的过程中从萌芽走向成熟。一些作家对古希腊戏剧进行意译（free translation）和改编（adaptation）。古罗马第一位译者和诗人安卓尼克斯（Livius Andronics，公元前285―前204年），最有名的戏剧家兼译者普劳图斯（Plautus，公元前254―前184年），等等，他们的剧本大多是通过他人作品改编而来的。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也是著名演讲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在《论雄辩种类》和《论善与恶之定义》中提出，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他认为译者“不是解说员，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指出，译者在翻译中应像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收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

著名诗人与文学评论家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前8年）在《诗艺》中写道，翻译应该坚持活译、摒弃直译，不赞成所谓忠实的译者字对字的翻译，而应当翻译出意思（Andre Lefevere，1992:15）。他提倡译者翻译出具有美学愉悦功能的创造性译本（Jeremy Munday，2001:20）。

以演说家、修辞学家著称的昆体良（Quintilian，公元35―100年），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翻译理论。他呼吁罗马人在一切翻译与写作中，都必须与希腊人比高低。“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指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他们都认为翻译要模仿原作者，但是应该保留译者自己的个性。

希腊译论家们得出“翻译是创作”，要“忠实”但不是“逐字死译”等思想，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即译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自由度相当大的自由翻译和改编是他们常用的翻译方法。译者的地位明显高于作者，译作高于原作则成为必然，这深深影响了后来2000多年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没有罗马人的翻译，古希腊文化的传播不会如此广泛，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翻译为古希腊文明和后世欧洲文明架起了一座桥梁。

文学翻译的译者注重神韵的创造，在他们看来，翻译作品是一种艺术创作。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虽然强调忠实原文，在翻译实践中却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他用英语的双韵史诗的诗体翻译古朴的荷马原作，原语不押韵之处使之押韵，原韵不齐之处使之整齐，可见他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加工”，但较好地再现了荷马史诗的古风和质朴的性格。约翰・德纳姆（John Denham，1615―1669）翻译维吉尔德《伊尼特》，采用以诗译诗，讲究韵律效果，而不强调忠实原诗形式。

再如近代美国诗人庞德，他采用的是创造性翻译策略，其译作表达了译者的美感经验，将其对中国诗的主观感受以优美的英文呈现出来，有时也称为“创意英译”，译者主体性在庞德的翻译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传统译论中像国王一样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原语文本在庞德的翻译中被边缘化和非中心化了（祝朝伟，2005：162）。

2.译者主体性在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彰显

在中国，早期僧侣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对佛教经典抱有虔敬的态度，惴惴然唯恐违背经旨，竭力忠实于原文。但译者主体性凸显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如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并不完全忠实原文。“支谦所开创的译风（不忠实原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使佛教普及化，无疑起着相当大的作用”。（马祖毅，2004：29）再如玄奘，学力深厚，通彻梵文，自在运用文字融化了原文的义理，发挥其信奉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玄奘能很熟练而巧妙地拿一家之言来贯通原本，甚至改动原本”。（马祖毅，2004：66）又如，严复是我国翻译史上明确提出翻译标准的人。他提出的众所周知的“信、达、雅”三条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严复所译的《天演论》（T.H.赫胥黎宣传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著作，原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乃是严复取了原名的前半部分给自己的译本命名，表明他强调的是进化论。同时，他译述《天演论》是以意译形式表达原文的意思，“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盖”，“取便发挥”，同时加有许多按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富有创造性，在取材上也体现了译者的主观意志。因此，鲁迅先生称严复是“做”《天演论》，（www.省略/cp/）而非“译”《天演论》。由此可见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并非一味忠实原文。

3.译者主体地位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确立

巴斯内特和勒弗菲尔认为，进入上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已呈现历史性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翻译研究的重心不再是以原语和作者为中心，促使翻译生成和翻译结果的一切语言之外的因素都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后现代主义把译者从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赋予了译者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真正改变了译者在传统理论中“仆人”的身份。以下简要阐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对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的支持。

1.女性主义。Luise von Flotow在《翻译与性别》中指出，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翻译行为中的性别意识重新定义了对译者“身份”的理解。译者受到女权思想的影响之后，在翻译过程中凸显“自我”的存在，在译文中融入个人的“主观创作”，并对此心安理得。这样改变了传统上译者的“隐身”，公开对译文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如今在翻译作品中注入个人理解的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不乏其人。如Diane Rayor在介绍自己翻译的古希腊女诗人们的译作Sappho’s Lyre时，明确指出译作融入了个人对古诗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是基于自己对古希腊及这些诗歌的创作历史背景的认识而产生的，还包括译者的性别、美国文化背景都影响了译者对诗歌的理解。（Luise von Flontow，2004:38）

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创作者的痕迹，也能体现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女性主义翻译家Godard认为：翻译本身就是创造，而不是再创造。（Godard，1990：91）女性主义的翻译就是要突出译者的角色，超越译者的“本分”，以求改造旧有的等级制度，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陈德鸿、张南峰，2000：193）

2.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发轫于法国，发展于美国，继而风靡于欧洲，是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部分。解构主义认为，如果没有本源、没有超验的意义――也因此没有稳定的源语文本，人们就不可能依旧视翻译为意义的传递或是对源文被动的再现，而需考虑译者在翻译中做出的决定和承担的责任。意义的延异、播撒及意义的不确定性等概念的提出，解构了作者的权威地位。法国解构主义代表之一，Roland Barthes，就曾经宣布作者的死亡。他认为，一旦一个文本完成，文本中的符号开始产生意义，有了自己的生命。此时作者置身文本之外，与文本脱离关系。（Gentzler，2004:151）在翻译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不完整的系统，译者不能简单再现原文，而是要主动进行选择。一个译本只是原文众多诠释之一，而这个诠释的出现正是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和体现。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建立起来的“可译性”、“忠实”和“对等”等一系列的翻译概念。本雅明对原作者的地位不屑一顾，并意在突出译者的角色。（葛校琴，2006:118）

3.后殖民主义。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看来，文化演进的历史是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文化权威们一味操纵的结果，翻译也是一种操纵。在此，译者主体等同于殖民主体，以话语权力者的面目出现并通过翻译实践或翻译的一套话语实施权力的布控。翻译成为殖民主体的共谋，为殖民主体的功利性目的服务，帮助塑造异域文化的身份。巴西诗人兼翻译家的冈波斯兄弟（Haroldo and Augusto de Campos）的观点更为鲜明，他们提出了“噬人血”式（cannibalism）翻译理论，“他们认为，翻译就是‘噬肉吸血’，译者把原文吃掉，吸收原文的精华，让自己也获得滋养，从而创造出新的译文。其目的不仅仅意在反对重原文轻译文的不平等现象，更重要的是突出译者的角色作用，以此来抵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侵入”。（葛校琴，2006：133―134）译者的主体地位在这里得到了极端的体现。

本文回顾了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历史根源，对其主要关键词及相关支持理论作了简要总结。但是，译者主体性理论提出的时间短，尤其在中国只有十几年的历史，还不够系统，还需要不断深入总结和研究。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Godard，Barbara，“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 Translation”，in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Culture，London: Pinter Publishers，1990.

［3］Gentzler，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4］Luise von Flotow，Translation and Gender，Sha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5］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6］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罗曼・阿尔瓦雷斯，卡门-阿弗利加・比达尔编.翻译，权力，颠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8］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9］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祝朝伟.构建与反思.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www.省略/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