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译与意译到归化与异化

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从直译与意译到归化与异化的发展过程,发现翻译研究呈现出从单纯的语言层面的转换走向文化研究,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景象。本文提出学者要注意术语提出的背景,并且要正确对待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直译意译归化异化

直译和意译作为翻译的两种倾向,其争论由来已久,不同时期的翻译家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各抒己见,各执一词。在古代可以追溯到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辨,到了近代“文”、“质”之辨被直译和意译取代。而随后中国译坛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可谓是直译和意译之争的延续和发展。从直译与意译到归化与异化的发展路径,可以说是翻译家们对翻译认识的不断深化,同时与研究者对研究视阈的不断拓展密不可分。翻译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中不断完善、深化,进而翻译界呈现出现如今繁荣的景象。

一、直译和意译

中国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古“文”、“质”之辨。“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当推支谦的《法句经序》”,书中已涉及“文”、“质”的问题(陈福康:6-7)。东晋的道安虽不懂梵文,在主持佛经译场时,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直译。而西域大师鸠摩罗什一改以前各家的直古风格,主张意译,他的翻译作品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唐代是翻译佛经的鼎盛时期,玄奘提出“五不翻”,就是用音译,而且运用了各种翻译技巧,因此梁启超称他的译作“意译直译,圆满调和”,他的译文质量很高(周仪:5-10)。

到了近代,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初,翻译界兴起了“信”、“顺”之争。以赵景深为代表的“信”派主张意译,以鲁迅和瞿秋白为代表的“顺”派主张直译。周氏兄弟在清末民初就已比较明确地提出“直译”的观点,并作出示范。大概到20年代初,周氏兄弟鲜明地使用“直译”这个术语来概括他们的译学主张(陈福康:167-71)。鲁迅提倡的“直译”是针对“歪译”而说的。针对赵景深提出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鲁迅归纳),鲁迅进行了批评,并进一步阐释了他“直译”的理论(同上:289-95)。鲁迅“直译”的理论对翻译界影响很大,对当时的翻译实践有指导意义。瞿秋白坚决反对赵景深的“宁可错些,不要不顺”的观点,也不赞成鲁迅“宁信而不顺”的观点,他坚持“绝对用白话作本体来正确地翻译一切东西”。虽然他的标准过于简单,但他强调“信”与“顺”不应对立起来很有道理(同上:313)。茅盾也赞成“直译”的观点:“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可见矛盾还很强调原作的“神韵”(同上:239)。此外,艾思奇等人还从哲学角度就直译与意译的辩证关系进行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翻译界对翻译的认识提高了,并提出了更高、更合理的翻译标准。傅雷认为翻译“应重神似而不在形似”,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最高标准是‘化境’”,这从翻译方法来看可以说是意译。

直译与意译之争的核心问题是二者的界定问题,以及它们所允许的范围问题。直译与意译是相对而言的,反对直译的人认为直译派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结构,忽视译文的文字,他们反对的是那种诘屈聱牙的硬译或死译;而直译派则认为意译太随意、太自由化,他们反对的是胡译、乱译。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直译和意译交替使用的结果,直译和意译就像一个连续体,没有一个明确点可以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但是从整体来看,一部翻译作品可以看出总体上是直译或意译更多一些。所以到20世纪末,翻译界终于达成共识:直译不等于死译、呆译、硬译,意译不等于胡译、乱译。在保证原文语义不流失的情况下,尽量直译,即能直译时直译,不能直译时意译。直译、意译相互补充,并行不悖。

二、归化和异化

随着学者们对翻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及研究视阈的开拓,同时受到相邻学科的启发,学者们把目光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在对直译与意译达成基本共识之后,翻译界又兴起了归化异化的研究热。可以说,归化与异化是由于“文化转向”而备受学者们关注的。

1987年,刘英凯发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可谓归化与异化研究的开端。刘英凯批评归化的五种极端表现,即滥用四字格成语、古雅成语、“抽象法”、“替代法”和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化,认为这是翻译的歧路,是意译的极端,并大力倡导“移植法”,翻译应该采取“最大限度的直译”,以尽量表现出原文的“异国情调”,尽量“输入新的表现手法”,尽量“再现原文的形象化语言”(杨自检:269)。刘英凯在80年代就把目光转向微观的文化层面,很有远见。9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界关于归化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起来。郭建中在《翻译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一文中,通过对《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牵涉文化因素的比喻和典故等方面翻译的分析,指出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和读者对象,两种方法都有其存在价值(郭建中:276)。他们探讨的是文化意味浓厚的语言层面的转换问题,属于文化的微观层面,但是已经把研究视阈伸向文化层面。

进入新世纪,翻译界对归化/异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化。孙致礼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走向异化》一文中,对中国近100年的文学翻译整体情况进行了宏观描述: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文学翻译以归化为主,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间两种方法趋向平衡,并预测21世纪以异化为主(孙致礼:40)。蔡平则在《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一文中对孙致礼先生的“异化为主”予以反驳,并指出归化异化有语言形式和文化内容两个方面,提出归化/异化作为翻译策略和方法只能就译文的语言形式而言;内容是归化/异化应以文化为判断标准(蔡平:39)。至此,中国翻译界对归化异化的认识焦点落在富有文化内涵的语言形式、文学审美、文化词语或文化意象、读者能力方面,依然是想要制定翻译的规范标准,如讨论某一文化词是归化还是异化,评价某一翻译家的翻译作品的方法是归化还是异化,等等。

尽管当前多数学者对归化与异化这对术语的应用和讨论已经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但研究尚未触及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层面。王东风先生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通过对归化与异化的概念厘定与历史缘起进行叙述,指出归化与异化已上升到诗学、文化、政治层面,特别对西方的归化与异化概念的发展进行了描述(王东风:24)。这对国内译介在引进外国归化异化概念的一些错误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葛校琴在《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一文中对西方归化与异化的学术背景进行了考察,给国内归化与异化论者一个提醒,指出西方学者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探讨,而是将其纳入后殖民视阈进行研究,对归化与异化的概念有明确的定位和所指,而国内论者认识基础仍停留在传统翻译研究的与言论范畴,归化与异化应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不能不作分析而一味地跟风(葛校琴:32)。罗选民区分了文化和语言层面的归化与异化翻译,指出国内论者大多停留在语言研究层面,曲解了后殖民理论参照体系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罗解民认为必须把忠实原则下的归化和非忠实原则下的归化区别开来,前者是纯语言层面上的一种翻译方法,关注艺术效果;后者是文化层面上的一种翻译策略,关注的是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等问题,并警告人们不要滑向异化的极端(罗选民:102)。

三、结语

从古代佛经翻译的“文”、“质”之辩发展到今天的归化与异化之争,这是人类对翻译现象不断研究深化的过程,翻译研究在这样的争论中不断完善、深化,使翻译研究呈现出从单纯的语言转换技术走向文化研究,从注重经验走向注重科学,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交叉研究等景象。

不论直译与意译还是归化与异化,虽然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它们是翻译当中确实存在的现象,所以对于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等问题的争论对翻译现象的认识、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践都有重大意义。同时,在研究的时候,学者要注意这些概念术语提出的历史语境与背景,要把它们放回到当时提出时的语境中进行分析,不能不作任何分析拿来就用。例如,我国学者使用归化与异化的概念就和有些外国学者对其使用的含义不是完全一样,不论是引进概念时的误读,还是他们自己下的定义,我们在研究时只能放回到当时他们使用该词的语境中去理解他们所使用的含义。

直译与意译属于微观的语言层面,主要讨论译文与原文是否可以在内容与形式上统一。归化与异化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不仅是微观的文化层面,而且已经和政治、社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同时也注意到它们的后殖民背景。在当前文化研究热的环境中,学者要注意,尽管翻译涉及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但本质上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语言研究是文化研究的基础,语言形式技术层面的传统议论仍是文化研究的基础,是“文化转向”不可能替代的。与此同时,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并行不悖,并不相互排斥。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山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周仪.翻译与批评.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杨自俭.翻译新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4]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5]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走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1).

[6]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5).

[7]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国翻译,2002,(5).

[8]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中国翻译,2002,(5).

[9]罗选民.论文化/语言层面的异化/归化翻译.外语学刊,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