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广州白鹤洞难民区

民国初期，各宗派基督教在广州快速发展。抗战爆发后，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并爆发大规模的难民潮。24日，即广州沦陷第四天，香雅各博士（Dr.James M.Henry）率领教会人员成立广州难民区委员会，组织开展难民救助工作。他们在战火中尽可能地为广州难民提供战时的安全、食物、医疗、教育，成为社会救助中的一股力量。但由于战时社会的动荡，这方面的原始记录很少，所以今天我们能找到的相关记载也仅有只言片语。为了还原更多的历史事实，我们走访多地，在卓稚雄先生（广州市公安局退休）提供的线索下，对曾经的一位白鹤洞难民进行了访谈，之后对访谈材料进行整理。笔者借此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挖掘抗战史实的队伍之中。

受访人刘芳（按照受访人意愿，使用化名），生于1930年，现居肇庆。抗战爆发前居住于广州白云区石井，家有六口人，父亲是新西兰教会的中国传教士。

白鹤洞难民区的形成

1938年10月20日，即广州沦陷前的一天，大批市民惊惶撤离广州，爆发大规模的难民潮。由于政府对形势判断失误，因此对突如其来的难民潮处理滞后，此际涌现出一些自发的教会收容站、难民所。白鹤洞难民区便是其中之一。

白鹤洞俗称山顶，位于广州城西南。1938年刘芳8岁，其家人于10月20日随着人流逃亡到白鹤洞。此时，当地的培英中学、真光女子中学均已避难迁往香港，留下校舍和留守人员。培英、真光两校均由美北长老会建立，是美国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一大据点，虽然它们在战争爆发前已交由中华基督教会仁济堂接办，但外籍教徒仍是其中的主干力量，所以这所学校与美国基督教和美国政府的在华利益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日军并不敢贸然侵扰。

据刘芳回忆，当难民聚集在白鹤洞时，教会当天便对难民进行了安置，她们一家六口人，与另三户人一起被安置在新西兰牧师麦沾恩的独栋洋房（他们称之为“麦屋”）的辅楼中。辅楼约40平方米，每户人能分配到一个房间，大家需要挤着睡在地板上。这栋洋房另有主楼约120平方米，大约另住了六七户人家。若以此为参考，一户按5人计算，这栋楼房中人均面积只有2至3平方米，人口密度很高。根据当时曾为避难所服务的池耀廷医生的孙子在相关报道中提供的信息，池耀廷医生应美籍牧师方约翰之邀随时为难民服务，在广州沦陷第二天赴真光女子中学医治难民时，该校的难民已达二千多人。

白鹤洞难民区收容了多少难民？由于刘芳当时还年幼，对整体时局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无法从中得知概数，但尚可从收容的场地规模略知一二。经刘芳回忆并现场指认，当时用于收容难民的场所有培英中学、真光女子中学、协和神学院三个主要场所和几栋分散的洋房，包括麦屋、谭信屋和另三所尚不具名的洋房，后又在麦屋和真光中学之间搭建起大片棚区以接纳更多的难民，从收容场所的规模来判断，白鹤洞难民群体应以万计。

难民区里的日子

战火中的日子充满了恐惧，刘芳清楚记得，刚到白鹤洞的第一天，日本军队在路上不时查探，所有人都感到极度惶恐。第二天，父亲很开心地拿着一张纸回来并贴在门上，纸条的大意是“美国教会管辖地，日军不可骚扰”，父亲眉头舒展，喜悦地告诉她们日本鬼子不敢再来了，大家才松了口气。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军确实不曾骚扰白鹤洞难民，他们的人身安全也没受到威胁。当时，所有难民都对教会人员充满了感激。

刘芳形容在难民区的日子是极度艰苦的，但并不是现在许多人观念中的三餐不继，需要组织提供食物、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广州难民主要来源于中下层市民，原本就具备一定的生活能力，他们主要是躲避日军的轰炸占领而来，其中不乏公务员、技术员、中医师、教师等，他们在教会的组织下，形成了难民区的临时管理机构，协助教会开展难民区的生活、医疗与开办难童学校等教育工作。刘芳的父亲原是新西兰教会的中国传教士，加入临时管理机构并负责麦屋的管理工作。由于麦屋住有近十户人，但只有一个厨房，无法满足需要，所以刘父组织难民在麦屋旁搭起了竹棚作厨房以供多户人使用。可见，当时洋房中的难民是独自开伙，并不需要教会组织的伙食救助，他们寻求的主要是避难救助。

白鹤洞难民区在教会的管理下，有组织地开展战时生活。其间，有些教会学校恢复运作，1939年刘芳入读协和小学，同时，西童小学也已经接收了中国难民儿童。据刘芳回忆，协和小学中的老师有西人，也有来自难民区的知识分子，学校的教学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

自抗战爆发，教会外籍教徒们基本都留守在白鹤洞，用特殊的身份庇护广州难民，最大限度地保障难民的生活。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教会外籍教徒们才被日军驱赶到集中营。至此，他们才离开广州白鹤洞的难民。

刘芳回忆，外籍教徒被驱赶当天，日军并没遣散中国难民，而是第二天再来驱赶他们，并限定一小时内收拾家当，难民们在匆忙和惶恐之中逃往市内市外，或像刘芳一家那样仍暂住于白鹤洞其他民居，数月后由于不断有人潜入原来安置难民的屋子偷窃、捣乱，日军疲于管理，便通过一位懂得日文的通知难民们回去。刘芳一家迁回了麦屋，她回忆，当时回迁的人并不多，自家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搬回以前的住所，至抗战胜利前夕，白鹤洞难民群体基本散去。

乱世之中，教会帮助广州难民走过了一段极艰苦的日子，最终却多牺牲于集中营。难民们对国际友人甚是感激，亲历此事的刘芳今日谈及至此仍心怀感恩。

寻找麦屋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结束，难民散去，白鹤洞的土地和那些建筑却留下了曾经的记忆。多番走访，我们找到了刘芳曾经入住的麦屋――新西兰牧师麦沾恩（George Hunter McNeur，1874-1953年）的住宅和它的故事。

麦沾恩毕业于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在英国格拉斯哥市的圣经学院和新西兰但尼丁市的诺克斯学院接受基督神学教育，是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第一个被派驻广州从事乡村地区（今白云区、花都、南海、从化一带）从事传教、办西医、西学的传教士。

19世纪末，澳洲兴起淘金热，大批广州华人赴新西兰成为矿工。1901年，麦沾恩受新西兰华人矿工所托将家信和现金带回他们的家乡广州，从此便展开了在广州的传教事业。1914年，麦沾恩加入协和神学院董事会，并在该校任教。1918年，协和神学院迁址白鹤洞，麦沾恩随迁入住由学校分配的住房即麦屋。据相关材料，1939年，麦沾恩因战乱无法开展传教工作，遂暂返回新西兰，但不久后又回到中国传教。

麦屋始建于20年代后期，楼体外墙下部是清水红砖、法式砌法，上部墙体“拉毛”，楼顶是绿色琉璃瓦，是典型的中西结合建筑。麦屋现位于现鹤翔路2号，现真光中学北门对面，培英教工住宅楼（英园）后面，是一栋两层高的楼房，并有一平房与主楼连接，主楼占地约120平方米，平房占地约40平方米。麦楼现已弃置，内部残破不堪，但房屋整体结构保存完好。据了解，目前，麦屋已被当地纳入文物普查的讨论范围，但主管单位及周边居民均不知晓这座洋房曾经的故事。

时间已慢慢抹去白鹤洞难民区的历史痕迹，唯余稀存老人的唏嘘不已。随着抗战一代人的逐渐离去，一段段历史片段也日渐消逝，多渠道、多角度地进行历史抢救，是一项紧迫且有意义的工作。撰此文，望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