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政治小说创作论

摘要：在后新时期文学格局中，周梅森政治小说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学景观并代表了主流文学的中坚力量。从创作背景上看，周梅森政治小说是时代生活、文学演进与个人情怀交互作用的结果。周梅森政治小说既承载了主流文化的精神，又彰显着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其写作意义在于实现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良性循环，超越了以往的政治生活的书写模式与一般反腐小说的主题模式，标志着中国政治小说的成熟。关键词：周梅森；政治小说；创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军歌》、《国殇》等新历史小说享誉文坛的周梅森，不经意间转向了政治小说的创作。十多年来，周梅森在政治小说创作上孜孜以求，推出了《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我主沉浮》、《我本英雄》与《梦想与疯狂》等大批长篇小说，获得了“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的美称。他的这批作品几乎全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播放，形成了收视热潮。就周梅森政治小说而言，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传播之广与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坛较为罕见。在新时期文学特别是后时期的文学格局中，周梅森政治小说已然成为十分重要的文学景观或写作潮流，代表了主流文学的中坚力量，非常值得文学研究界给予及时的关注。

一、周梅森政治小说创作背景

对周梅森来说，创作政治小说与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商与从政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小说创作起步不久的1997年10月，他就说道：“近年来，因为下海和挂职的感触，我又能把创作目光投向了当代生活，这就有了《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该说，个人生活经历的变化在周梅森政治小说创作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综合来看，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横空出世绝不是简单偶然的现象，而是时代、文学与个人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文学发展演进规律的必然结果。

周梅森在谈到他政治小说创作缘起时还指出：“一个当代作家最终是无法回避自己置身的那个时代的。”这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小说创作与时代不可分割的联系。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作为东方巨龙的中国进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此前30年的历史曲折，揭开了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中国又步入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轨道。随之而来的，乃是中国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伟大的时代也对文学家提出了艰巨的历史任务，要求文艺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希望文学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为反腐败摇旗呐喊，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奔走呼号。正因为如此，新时期旨在关注现实、构筑时代精神与探讨新问题的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反腐小说与政治小说才应运而生。关注现实是文学的重要使命，面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生活潮流，文学是无从逃避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为文艺提供了创作的沃土与丰富的素材，提供了强大的创作内驱力，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矛盾也给作家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从周梅森最初的《人间正道》等政治小说中，读者会看到他对“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股份制改造，股市风云，兼并与反兼并”等时代新景观的精彩描绘。从他所有的政治小说中，可以看到他对时代政治生活认识的不断拓展。

就新时期文学的大背景来看，周梅森政治小说是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承续、延展与深化，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再次回归。在新时期初期，最早关注现实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书写国家政治生活走向的是改革文学，而改革文学描绘改革开放新图景，思考改革中的矛盾、问题，谋求改革的出路，很快成为主流文学的骄子。然而，随着改革诸多深层次问题的暴露，加之西方现代文学的强大影响，改革小说很快成为强弩之末，并淹没在“众声喧哗”的多元文学浪潮之中。大约从1983年开始，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解构主义小说与女性小说等等，陆续亮相，压倒了改革小说作为主流文学的声势。这意味着，作家关注现实生活、把握时代走向与思考重大社会问题的热情，开始被挖掘人性、消解权威的写作取向或小叙事所取代。改革文学经过几年时间的短暂繁荣之后，逐渐分崩离析。因《沉重的翅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张洁。后来转向了女性主义小说《无字》的写作。因创作改革小说《新星》闻名全国的柯云路，后期创作难以为继。作为改革小说祖师爷的蒋子龙，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走了弯路，出现了徘徊，直到2006年才依靠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再次为自己正名。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与先锋小说也好，新历史小说、解构主义小说与女性小说也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远离政治或疏离现实。但这毕竟不能阻挡文学与现实的结合，不能替代文学与主流精神的结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度青黄不接的现实主义文学重新回归文坛，一度沉寂的改革小说再次登场并步入新的阶段。谈歌、何申、关仁山与刘醒龙等人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现实生活的作品，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证明了主流文学的价值。而周梅森以及张平、陆天明与王跃文等人的政治小说或官场小说，正是改革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自然延伸的结果。

从个人内在心理动因上讲，政治小说的创作还是周梅森政治情怀的集中体现。受儒家人世精神的深远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怀抱一种天然的政治情结，强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以至于内圣而外王。对周梅森来说，如果文学创作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那么，政治小说的写作则是他报效国家与民族的最佳方式，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寻找到的一种最理想的角色定位。通过政治小说的创作，他伸张执政为民的新型政治理念，提出个人对国家政治建设的独特思考，凝聚与升华民族精神，构筑时代文化的宏伟大厦，直接服务于现实，为推动改革开放伟业的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一份力量。需要指出的是，周梅森找到这样的角色定位并非易事，而是政治上苦苦探索与不懈追求的回报，是他努力克服知识分子自身缺陷的结果。在古代社会，知识分子要么依附于统治者，要么沉溺于政治清议，一旦遭受政治挫折，便求“全身而退”，走向疏离政治的极端，结果造成与自己的政治初衷背道而驰。周梅森以政治小说的创作突破了这种行为怪圈，彰显了知识分子投身主流文化建构、参与社会变革的政治热情。

二、周梅森政治小说话语建构

从周梅森目前业已推出的十余部长篇政治小说来看，其对时代政治生活的观察与书写是相当广泛的。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方位来审视当下中国的政治进程，视野开阔，目光犀利，无论是歌颂改革，还是倡导反腐败，抑或思考政治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都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总的说来，周梅森政治小说既承载了主流文化的精神，又彰显着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体现了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完美结合。

主流话语的建构无疑是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思想内核，也是周梅森政治小说作为主流文学的突出价值所在。“从哲学文化学角度讲，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主体文化，又称主文化。它的最大特征是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是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代表。”自觉地弘扬主流文化精神，积极展开国家政治生活的宏大叙事，是周梅森政治小说的主导性写作立场。在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描述中，改革开放时代的重大政治决策或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得到了有力的张扬与深刻的表现。《人间正道》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的执政理念：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福利，勇于担当，大胆开拓创新，改变贫困落后的经济面貌，使老百姓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是和平建设时期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执政者获得人民群众信任与拥护的根本保证。《至高利益》的主旨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至高无上，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总纲。相形之下，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片面追求个人政绩的做法，不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是比个人贪污腐化更严重的政治腐败。正如小说中的西川省峡江市委书记李东方严正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任何政绩都必须建立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基点上，离开了这一基点，事情就会起变化，有些政绩就不那么可靠了，就值得怀疑了，说不定就是对老百姓的祸害。”尤其是“当政绩强调到极端，必然要走到反面甚至走到背叛的道路上，背叛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主沉浮》与《我本英雄》以汉江省省长赵安邦从一个乡镇干部成长为省长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书写了中国大地25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通过汉江省尤其是宁州市所取得的显著成就，雄辩地证明了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伟大意义，也通过文山钢铁公司投资建设的教训表明了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在《国家公诉》中的长山市女检察长叶子菁身上，所体现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与坚定信念。

与构建主流话语相一致，周梅森政治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无愧时代的政治家、改革家或人民公仆形象，如目光长远、真抓实干、把握历史机遇与作风强硬的吴明雄（《人间正道》）；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与对腐败分子决不姑息养奸的刘重天（《绝对权力》）；以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坚持科学发展观、敢于纠正省委主要领导重大决策失误的李东方（《至高利益》）；充满政治朝气、但在复杂政治斗争中不得不迁就官场“平衡”规则的高长河（《中国制造》）；明察秋毫、意志坚强、不惧权贵与高举反腐正义之剑的叶子菁（《国家公诉》）等等，他们是新时代的楷模，也寄托了周梅森对政治生活与政治改革的理想。这些英雄形象，虽然还不能像《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那样为读者所熟知，但无疑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芒。

在建构主流话语的同时，周梅森政治小说还充分调动作家主体意识，大胆暴露生活矛盾，在对国家政治生活与改革大计的透视中融入了个人的积极思考，凸显了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由此也丰富了主流文化精神的内涵，体现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结合与互补。就这一点而言，周梅森政治小说远远超越了合作化小说等十七年主流文学被动图解主流观念的写作模式，也超越了新时期初期主流文学简单的“拟权威话语”写作模式。这一点，仅从周梅森政治小说对政治腐败现象的深刻批判中就可看出。周梅森对政治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但在政治小说中却不满足于对腐败现象的一般性暴露与平庸分析，而坚持深入细致地弄清腐败现象的各种表现形态及其政治危害，并从制度缺陷等方面展开对腐败根源的探求。周梅森如此展示了当下中国政治领域的腐败“奇观”：一为集体腐败。如《中国制造》中的烈山县委与《我本英雄》中的古龙县委即为典型。这种腐败虽属少数，但性质恶劣。二为“被”腐败。如《中国制造》中的烈山县委副书记、县长赵成全与《我本英雄》中的古龙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林，由于身处腐败群体中，难以洁身自好。这种腐败引人深思。三为不作为。即只顾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或遇到问题绕道走，甚至对实干者从背后打黑枪，放暗箭。《人间正道》中的市委副书记肖道清正是这样的典型。周梅森通过作品人物总结说，“不干事就是最大的腐败。”四为瞎干事。亦即片面追求个人政绩，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不顾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周梅森看来，这种腐败不仅是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乃至隐蔽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腐败心理已经成为许多领导干部的集体无意识。比如，《至高利益》中盲目投资300亿元建工业新区原峡江市委书记、现任西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赵启功，《我本英雄》中在省长赵安邦看来“只要能爬上去，哪怕踩断老百姓的脊梁，踩碎老百姓的脑袋也在所不惜”、惯于欺上瞒下与弄虚作假的银山市委书记章桂春，就是这种腐败现象的恶劣代表。而《我本英雄》中年轻有为、奋发向上的文山市委书记石亚南、市长方正刚同样没有摆脱这种政治无意识，因为“政绩”毕竟关系他们的升迁。至于《至高利益》中的现任西川省委书记钟明仁，以前也因为追求政绩而投入庞大资金，搞了贻害无穷、被百姓视为“垃圾园”的国际工业园，身为高级干部也未能幸免于片面政绩观的毒害。

周梅森还将西方文化的原罪观念引入到其政治小说中，从反现代性角度来审视现代性的流弊。在《我主沉浮》与《我本英雄》中，他没有回避改革与改革者的“原罪”以及资本的“原罪”。在《梦想与疯狂》中，他更是集中火力控诉了资本的“原罪”，并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博弈，揭示了资本营作时代的生存景观：在资本时代，利益已经成了最大法则，道德、理想与信仰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甚至权力也无法与利益相抗衡。评论家贺绍俊指出：“周梅森并不是坚持过去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而是充分利用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的因素，将宏大叙事与民间精神结合起来，从而使受到冷遇的宏大叙事获得新生。”这一判断是令人信服的。

三、周梅森政治小说写作意义

周梅森政治小说通过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双重建构，展现了作家的政治情怀，为时代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思想价值显而易见。而放眼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回顾文学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起伏与曲折，还会进一步发现周梅森小说特殊的写作意义，尤其是澄清与端正对政治小说创作的认识。

周梅森政治小说的首要写作意义在于妥善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体现了当代文学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步入一个良性的正常的状态之中”。文学与政治本来是难以分开的，尽管文学与政治的现实关系往往十分纠结。在十七年文学中，由于过分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结果导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严重偏差。比如，文学紧跟政治形势，演绎政策条文，成为政治理念的传声筒，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积重难返。加上当时政治决策时而出现的失误，文学不但失去了其独立品格，毁掉了应有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政治的牺牲品。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新时期之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被“文学为人民服务，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新的提法所取代。“然而，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决不意味着文学可以脱离政治。”这是因为，“‘为人民服务’包含着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包括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在特定条件下，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突出反映着人民的愿望和社会发展的意向。‘从属论’、‘：[具论’是悖谬的，但既然文艺要为某种目标和企图‘服务’，说明它也有‘从属’一定目的，当作工具使用的一面。”可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文学不是成为政治的附属品，就是脱离政治或远离现实。一些作家总是担心与意识形态“撞车”而转向历史写作或边缘化写作。特别是，“自新时期文学以来，文学与政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在一种紧张的对立的关系状态中。许多作家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意识、往往采取与政治现实不合作的方式，因此去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观点也占了上风。在这类观点的影响下，日常生活叙事特别发达起来，而正面表达作家政治情怀的宏大叙事却遭到了冷遇。”周梅森的政治小说不但扭转了这种创作局面，而且回归了文学关注现实、表达政治热情的正途。

周梅森政治小说整合并超越了以往政治小说的书写模式与写作经验。在中国文学史上，政治小说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文学现象。早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时期，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政治意图，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就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这些小说勾画了未来社会的政治蓝图，可惜没有多少文学性。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官场现场记》等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揭露了晚清的政治积弊，但让读者对政治灰心与失望，写法上也专事讽刺，笔无藏锋。20世纪30年代，老舍创作的寓言体小说《猫城记》称得上一部政治小说，但这部表达对“国事失望”的作品，连老舍自己也承认是部失败的作品，特别是对当时的国民革命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新时期出现的大批改革小说，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路遥的《人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小说，影响亦颇为深远。但《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的“铁腕模式”、《新星》中李向南的“清官模式”、《人生》中的狭隘乡土观念等等，不同程度地暴露了改革小说的思想局限。周梅森的政治小说，以及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与《省委书记》，虽然也带有各自的创作局限（如周梅森政治小说也带有“人治”的痕迹），但总体上都整合与超越了以往的政治小说书写，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政治小说的最高水平。

周梅森政治小说还占住了当代政治小说写作的制高点。就世纪转折时期中国政治小说创作看，存在不同的情形，体现了不同的写作视角与写作旨趣。像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与《苍黄》等一度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刘震云的《官场》、《官人》等作品，肖仁福的《官运》、《心腹》等作品，重在揭露官场腐败，描写官场的潜规则对官员的异化，它们的主题类似于《官场现场记》等晚清谴责小说，故也被称为新官场小说。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锋芒，但也存在过度“暴露”。而李佩甫的《羊的门》、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分别通过呼天成与郭存先两个权欲熏心的村支书的蜕化、堕落轨迹，像解剖麻雀那样来剖析基层干部的文化心理，同时也涉及了中国当下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称得上准政治小说。但无论呼天成还是郭存先都只是中国官场文化的“怪胎”，让读者为他们惋惜之余平添了心理的无奈。最全面解读当代政治生活的无疑要数张平、陆天明与周梅森等作家的政治小说了。他们的作品既写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批判官场的腐败现象，同时注重参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建构，站在时代思想的最高点上来解读国家政治生活的走向，用先进的政治思想与价值观念来引导读者，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其内涵、主旨的确不是一般的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所能涵盖的。这几位作家的政治小说，无疑超越了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政治生活书写。相对张平与陆天明而言，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成就最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