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人以龟不如授人以渔”

作为红云红河集团昆明卷烟厂的农民季节工，31岁的周明成来自云南省镇康县。

看形貌，周明成依旧是一个边远山区的农民工，而听谈吐，了解其工作状况，周明成和边远山区已经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我不仅自己要走出来，还要影响我家乡的人，让他们也走出来，”他对记者说，“我们不仅自己要改变，还要带动家乡的年轻人也改变，出来看看外面的天空有多大，多亮堂。”

由当初没开过眼的山区青年，到今天先后管理过约400名季节工的“工头”，周明成自己改变了，“我变了，但我不是‘工头’，我有头衔的，我还是党员。”可能是觉得“工头”的称呼有些贬义，周明成赶紧申明，他告诉记者，他的正式身份是“镇康县誉畅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业务部副经理”。

周明成是红云红河集团“观念扶贫”的一个杰出样本。

面对云南129个县(市、区)几乎90％都十分贫困的现状，云南省委、省政府要求一些国有大企业带头扶贫，多年来，红云红河集团先后帮扶了数个县，集团扶贫总是采取对症下药，并且适合企业自己的特色，找准路子，不是简单地给点钱物“一扶了之”。比如对一些农民生产生活极困难的山区，集团帮助解决饮水困难，建市场满足物资交易等，扶在贫困地区人民“痛处”是红云红河集团素来的做法。

对镇康，集团领导认为，利用集团一些生产点需要大量季节工和当地有富余农村劳动力迫切需要就业等双向需求的特点，有计划有组织招收一些季节工来昆明卷烟厂打工是非常必要的。

“这样做的意义很大。”说到镇康农村剩余劳动力到昆烟做季节工的各种意义，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如数家珍，“有看得见的意义，还有隐形的意义。看得见的当然就是他们贫困程度的迅速改变。据当地负责人介绍，当地人均一年收入达到800元左右就算解决温饱了，他们来打工，一个月就收入近七八百元，有些已经超过1000元了，等于说，他来集团打工一个月，基本上就能解决温饱了。”

“但这只是表面的贫困，要解决这种贫困好像容易办到。”按照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看法，仅仅用这种经济输血方式不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扶贫如果只是给钱给物，等于救急，“如果他们的素质得不到根本的改变，观念不会真正转变，可以救急。你不能救贫啊。他们的贫困在于根子上。这个根子是观念。与其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集团曾经在当地给他们建茶叶基地、人畜引水工程、希望小学、村与村道路修建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于解决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提高经济收入，改善教学质量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考虑，就当地百姓个人的素质而言，不如把他们带出来，换个环境，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能有助于开阔他们的视野，更能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谋生的能力。于是，我们想到了在他们那里招收季节工的方式。”

于是，在不放松物质扶贫的同时，“观念扶贫”进入集团领导层的视野，并开始选择镇康作为示范点。

2005年9月，在红云集团成立前夕，包括周明成在内的第一批50名镇康季节工如约来到当时的昆明卷烟厂整理车间。

“全部是男工，那批人至今仍留下的只有周明成等4人了。”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这批工人刚来那些年，从生活习惯到工作状况，磨合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任昆明卷烟厂整理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群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我对这批镇康季节工最大的印象就是他们和车间的老职工语言沟通有障碍，互相听不懂，其次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排队点名，前面的刚点完，就蹲下去了，没个队伍样。大老远出来打工，穿双拖鞋就来了。孑然一身。”张群说，“他们喜欢喝酒，下班后涌进宿舍附近的小饭馆，酗酒后打架斗殴滋事，时有发生，我们很头疼。”

周明成对他的这些伙伴也深有感触，“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喝酒，经常赊着喝，宿舍附近的小饭馆赊遍了。”他说，“我虽怕深夜有人来敲门叫我，那一准没好事。”

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刚来的时候。他们每月的工资还不够喝酒，中午也喝，一点上班时人却醉了，找个角落就睡了。”

“以这样的素质，单纯的给钱给物扶贫，只会越扶越贫。”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从这些农民工身上暴露的问题，更坚定了我们把他们招来到工厂培养锻炼改变的决心，我们感到，只有这样才是扶贫的好方式。”

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提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本小书对他的影响：“美国人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对我很震撼，他认为。物质的现代化可以花钱买到，但人的现代化不是金钱买得到的，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则物质的现代化也无法持续。”

三年后，酗酒、打架这些事就彻底消失了。2008年的11月8日，红云集团跃身变为“红云红河集团”，企业在变，季节工也如蚕蛹蜕壳，变化得很深刻很彻底。

周明威是镇康县忙丙乡人，中专学的是制糖，毕业后的1997年进入了镇康糖厂，他本分厚道，看到别人以“送礼”方式获得职位晋升，而自己不会也不屑于这样做，因而前途渺茫后，2001年9月，他在伙伴的撺掇下漂到广东打工一年零八个月，“干过工厂质检员，干过推销，开过小卖店，”他说，“别看时间不长。什么苦都吃过。有时钱花光了，无脸向家人要，就推销自己，只要管吃管住，干什么都行，顿顿清水白菜。”

在广东实在混不下去了。周明成又回到了家乡，“先是在我哥的支助下开了一个羊肉火锅店，没多久也垮了。这时红云集团来招工了，我寻思这是大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不会不好，于是报名了。”

当时的红云集团已经声名赫赫，“报名的人有七八百人，最后只录用了50人。”

周明成由于有在广东打工的经历，算是见多识广的人，被企业重用为镇康农民季节工的管理服务者。

从2005年9月至今，周明成已经来到红云红河集团整整5年了，“我收获大，变化也大。交际能力变强了，过去在家里很不讲话，以至于性格都比较内向，现在居然要给同伴们做思想工作，我都惊讶自己的这种变化。”

其实，周明成真正最大变化还是价值观念的变化，他已经无法认同家乡人守着几亩薄地过着饿不死、过不好的生活态度，“你不知道，前几年在镇康开店的清一色都是外地人，没有一个镇康本地人。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一件衣服一二十元，贩到镇康要卖七八十元，这么好赚的钱，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干?”

周明成工作之余，带着他的老乡到螺蛳湾等小商品批发市场，现场讲解，给他们“洗脑”。“我告诉他们，在红云红河集团打工不是终身的目的，借机好好学点儿大城市人的观念，积攒资金，以后自己选择适宜的事，自己干，做自己的老板。”

与周明成同时来红云红河集团做季节工的镇康农村青年雷加盐，今年才21岁，他对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红云5年工作，教会我要改变活法。”雷加盐告诉记者，他正在靠做工攒钱，然后回家乡开店做买卖，“已经攒了五六千了，再干几年就回家自己干。”当然，雷加盐觉得比所挣来的钱更宝贵的是自己观念的变迁，“在家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想法，只想当一辈子农民，在这里工作5年后，感到不能这样活，要换一种活法。我回去不但自己干，还要带动乡亲们换思想干，不一定非要种地为生啊。即使种地，也要讲科学，不然辛苦一年到头，只能糊口，有什么意思。”

周明成媳妇也是镇康来的季节工，两人都在昆明卷烟厂，夫妻月收入加起来近3000元，他们在厂里结婚，厂里还给了间宿舍，虽然不大，但居住生活没问题，婚后他媳妇生了一个胖小子，现在一岁多了，有家则心安，周明成干劲更大了。

当然更大的信心来自红云红河集团这个大“家”给予他的安全感，“在集团打工，五大保险人家给买了，宿舍水电免费使用，有专门的食堂，可以天天吃肉，尤其不用考虑工资是否能按时发放，按时作息，生活有规律，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单位?工资收入也许没有沿海那么高，但支出低，一个月除了200多元的伙食开支，基本攒净钱，实际收入比沿海商。”在广东漂泊过的周明成把集团和沿海私企作了一个客观的比较，他记得自己在广东打工一年八个月，回家除了路费，一文不名。

从2005年到现在，红云红河集团仅从镇康就先后招收了近4D0农民工来厂上班，大多数人千上一年两年就走了，“镇康来的第一批农民工目前就剩周明成、雷加盐等4人，坚持到今天，集团像铁打的营盘，季节工则像流水的兵，其实我们很高兴，400农民工对于改变当地人的观念，意义可不小。”集团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说，“他们人数不多，但示范的效应却很大，很多当地人在价值观方面受这些季节工的影响，这正是我们集团扶贫的重要目的之一。”

实际上，除了镇康，集团这几年还使用了省内寻甸、嵩明等县的农民工逾千人，来来去去则是好几千人次，“这些人对于传播集团企业文化，传播先进的价值观念，意义都很大。而他们回到家乡后，示范作用就更大。企业一定程度成为先进文化的‘播种机’，我们对此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