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事到赛事

摘要：民俗体育的现代化，地域体育的国际化，无疑提升了汨罗龙舟竞渡的影响力。只是高度规范化的赛事，逐渐改变了民俗体育的本真性，虚空了地方小传统的故事内容。本文依据社会空间理论，从地方小事件到体育大事件的社会空间，以及从乡土大事件到政府小事件的心理感知空间，探析汩罗龙舟竞渡的底层民众认知与情感。历史空间下的地方小事件，其熟悉的情境构成了民众的情感呼应与记忆触动；而全球空间下的体育赛制，其宏大的规模与抽象空间却引致居民的疏离。由此进而解析龙舟竞渡现展走向的得失，以及其应有的民俗意蕴与深层内涵。

关键词：龙舟竞渡；地方故事；社会空间；底层视角；民俗体育嬗变

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5）01-0081-05

将乡土民间的龙舟竞渡拓展为一项地方文化事件，将地方的区域赛事提升为国际邀请大赛，使得汩罗龙舟赛突显为当地的一个重大社会活动；对外宣传其浓郁的文化韵味，对内则规范其竞赛的章程与形式，从而逐渐转换了乡土龙舟竞渡的底层结构。随着赛事影响力的增大，越来越远离乡土的亲和与故事的渲染，剥离了民间的述事空间与乡土情怀，呈现出与民俗渐行渐远的形式化走向。本文拟采用社会空间的视角进行分析。所谓社会空间视角主要是强调空间的物质性、精神性以及社会性的统一的一种认识论。它重视空间与社会因素、行为因素以及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当代空间理论呈现出反客观主义、反普遍主义的基本特征。这对于民俗体育的传统与现代化的纠结有独到的启迪作用。由此探究汩罗龙舟从地方传统转向全球规制的各种涨落，理解民俗体育现代化中的各种沉浮，便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

1.从地方小事件到体育大事件

以社会空间而言，传承久远的汩罗龙舟竞渡，先前只是汩罗江畔的村社乡土民俗事件，多作为乡土的竞技民俗而烙印在历史长河中。乡土竞渡的民俗性，多扎根于一时一地之特质，不依赖或执着于大传统的精神文化的演示，而较少获得政府的扶助；有时反而因事端频出受到政府的压制，任其自生自灭。因此，汩罗民俗龙舟竞渡，仍是影响力有限的地域小事件。但随着龙舟竞渡的国际化推广与践行，体育部门的事件运营，地方政府的投入与打造，汩罗龙舟竞渡成为一项规范的竞技项目，而获得众多的社会与政治资源，成为极具外部影响力的体育大事件。

传统的汩罗龙舟竞渡，自2005年提升为国际龙舟邀请赛之后，民俗活动的多维性转换为体育赛事的单一性；从丰富多彩的内容、众多的地方小故事，到统一规范的锦标赛事，成为汨罗龙舟竞渡的基本走向。故此，从时空两个视角，尝试探析龙舟赛事的诸多意蕴。

1.1历史空间下的地方小事件，其熟悉情境构成了民众的情感呼应与记忆触动

历史空间（historical space）以一种前后传承的逻辑，将集体记忆贯穿于事件的过程之中，并积淀为每一个村民的内心情结。故以汩罗乡土的龙舟竞渡，均是与众多的故事叠加在一起，在故事中发酵，在故事中演绎，最后又成为别具风味的地方故事。民众对竞渡中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可以信手拈来聊上大半年。

2005年以前，汩罗龙舟主要以家族和村落为单位，在端午节前自发地进行龙舟的打造与龙舟赛事的训练，各种龙舟比赛也是民众自发而成。在龙舟大小、造型款式、参与人数、竞赛规则等方面均没有统一标准。各个村社凭自己的理解和资源特性，打造各具特色的龙舟来。因此，民众对自己所建造的龙舟，便有了深厚的感情，有了众多故事的点缀与渲染。湖南最长的龙舟，当前为东屯乡的隆科卫星，身长37.6米，比标准龙舟长了一倍多。外表还涂抹了猪油，非常光滑，能够极大地提高龙舟在水中的速度，取得竞渡的优势。这样的一艘龙舟，包括鼓手、划手一起能坐64个人，自然比当前标准的竞赛龙舟有优势。由此可以炫耀而张扬地四处邀请其他龙舟竞渡。从竞技公平的角度看，这是不规范的游戏而已；但从乡土的族群攀比考察，却是其村社规模、居民人口的投射，内含其乡土空间的博弈。从造船到祭拜，从试水到竞渡，便有太多的故事交融于其中，从而营造出故事耳口相传的传奇。

除了熟悉的龙船，竞渡的旨意也是具有乡土的各自特点和浓厚的地方情怀。汩罗作为屈原投江纪念地，不仅有缅怀爱国诗人之情，民间还将其作为地方神灵般崇拜，而获得心灵的皈依。如有些地方小传统，便有着送瘟神的意味；即采用巫术的手段送走瘟神：一种是用纸叠成小船，将瘟神像放人纸船，点燃蜡烛，让小船顺流而下。另一种方法是将瘟神放入小船，摆上粽子等供品，然后由人划船顺流而下将瘟神送走。这种习俗在一些地方逐渐投射到端午的龙舟竞渡中来。由此，龙舟竞渡，贴近着乡土的礼俗认同和乡民的故事寄托。

此外，在竞渡形式上，以前赛龙舟要比谁的动作齐，动作好看；比哪艘龙舟的装饰美，话题花絮多。而当前标准龙舟竞渡往往只是比快，成了追求物理指标的游戏，没有多少传统的故事意味了。传统龙舟赛每年在端午前后举办，各队均自由约战，延续当地习俗和村社故事中的做法。汩罗就有抢红的习俗；在彩竿上一般悬挂着红色的锦缎，名叫“红”；龙舟竞渡也就成了每年一度的“抢红”赛。有些地方为提高活动的趣味性与故事性，将“标”抛入水中，让各船争夺。标有“鸭标”、“铁标”等。鸭标是活的，投人水中即刻游走，不容易抓。铁标沉重，抛落便沉底，同样是难以轻易抢到的。所以，龙船上一般都要安排一两个水性极好的“标手”，专司夺标之职。由此呈现出龙舟竞渡的传奇色彩。

哈维认为现代社会将使空间同质化，全球空间将压制和打断任何空间的历史连续性，从而使地域文化失去了一致感。官方与民间的对弈，传统习俗与正统体育的抉择，使得五月端午划龙舟的诸多地方故事逐渐丧失，从地方情怀普及为体育事项，故事的多样性逐渐被规则的普适性所取代，熟悉的面孔逐渐陌生化。人们不去追问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包粽子、划龙舟等小传统事像，只是简单地以纪念与弘扬屈原精神的大传统符号而施行。

1.2全球空间下的体育赛制，远离生活化的陌生引致居民的疏离

全球化下的所有大型赛事活动均应遵循严格而统一的规则，而提升其普适性。由此构建出一个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14]来。消除了地域差异，抹平了文化隔阂，使得龙舟竞渡具有体育赛事的规范与普适的特征。2005年，汩罗市政府正式举办了第一届“国际龙舟赛”。采用了2003年版的《龙舟竞赛裁判法》，将龙舟规格、乘坐人数、赛制赛程、航道标准等进行了统一化和标准化管理。同年6月，在汩罗江沿河大堤建成了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成为近年汩罗龙舟竞渡的唯一竞渡点。汩罗也因此定期举办国际龙舟节。愈加宽阔的江面，能容纳更多的赛队，但难以获得两岸观众的近距离呼应。不少传统仪式和习俗开始淡化。以前造龙船尤其雕龙头的神秘感不复存在；“偷木”造龙骨的习俗被遗弃；“抢红”仪式不再重演；关头、朝庙虽仍然存在，但每年龙舟节开幕式上的仪式大都是模仿秀，重形式轻内容，传统故事的意蕴已经慢慢消失。

现代龙舟的标准化，剥离了造龙船的民间传说，均是应专门比赛要求，规范建制而成。标准化竞技龙舟总长为18.40米，允许误差控制在3厘米左右。舟宽为1.10米，允许误差控制在1厘米，这样确保了竞渡的公平性。但对于乡民看来，“现在的龙舟赛只看重速度，年轻后生们对龙舟制作工艺、礼俗都不关心”。汩罗河市镇的孙师傅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希望龙舟能从竞技的喧哗中回归传统。

汨罗现代龙舟赛在竞赛组织方面更为规范，也比较完备。设有组委会、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等职能机构进行赛事的运作与控制。在赛制、赛道划分、起止点的设定以及精确计时等方面，完全与现代体育接轨。龙舟赛要求参赛队伍全部采用“国际标准Ⅱ型龙舟”，限载23人。各队竞赛完成后，按照时间成绩进行名次确定与排序，对竞赛优胜者给予一定的金钱和物质奖励。同时政府发挥自身资源配置优势和媒体宣传优势，把汩罗江国际龙舟赛打造成一项集城市建设、体育、商贸、旅游、文化、娱乐于一体的节日盛会。正如不少学者认同的，这是创建具有浓郁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龙舟文化产业之路。

由于龙舟竞赛的胜负全部由裁判员通过精密计时来掌控，一方面竞赛成绩没有直观、形象的手段进行大范围公示，加之没有本村龙舟队伍的参与，群众对龙舟胜负的结果表现出漠不关心。由于观众稀少，龙舟赛已经退化成为龙舟队员间自娱自乐的活动，胜负名次对他们来说不存在实质性的影响。此外，由于缺乏观众的参与，龙舟竞渡作为民俗体育而促进民众之间相互交流的功能也已削弱。

全球化普及的龙舟竞渡，替代了历史积淀的故事情怀，这种体育化取向的优势与特色，就是不断提升的规范性，不断增大的规模，不断赋予的外在符号。但其不足之处则在于：赛事活动的提升，逐渐远离乡土，忽略了地域的丰富多样性，而过度着眼于外部影响；赛道空间从自然转向人造环境，人们从熟知关系过渡为陌生群体。这种现象是现代化趋势下的必然，也是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生活世界走向系统世界的无奈。

2.从乡土大事件到政府小事件

以社会空间的精神性视角，对于龙舟竞渡中的民众心理感知进行审视，当地民众对其意义的赋予，是集体记忆的不断堆积。而对于政府而言，只是一个事件的行政运作而已。在行政逻辑与市场逻辑主宰下，龙舟竞渡剥离了情感的依附、故事的渲染，而只是一个科层理性的运作工具。

以社会空间的实践性视角，传统龙舟赛事运行的机制是乡土资源的协调运作，而政府主导的事件则是各个行政部门的科层落实，承担事件的资金投入和花销。在政府体制集权过程之中，层级化官僚制的支配、控制同化了社会运作的网络系统，造就了政府单一化、垂直式的龙舟竞渡与组织管理的模式。对于乡土而言的竞渡大事件，龙舟竞渡本身反而成为社会事件中的一个微小的程序化活动而已。

2.1乡土人际互动的网络形态造就了故事的丰富性

对于村社来说，每一年的端午竞渡，都是头等大事。汩罗一带曾经流传“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的说法。龙舟活动从发木、造船到竞渡一个纵长的流程，从筹资、打倡仪式到活动组织等各个行当的横向关联网络，将众多的民众交融于竞渡活动中，成为地方的一桩话题迭出的节日述事。

传统的汩罗龙舟竞渡，从龙舟建造开工的第一斧，到龙舟建成和最后竞渡，有发木、接龙头、关头、下水、抢红、朝庙、端阳澡等一系列神秘而庄重的仪式。比如，龙头用一根粗壮的樟木细雕慢琢而成，在雕龙头期间，匠工师傅一人独处直到最后完工。龙头的咽喉部位有一个“龙口”，里面放有大米、茶叶、木炭与碎银子，另放两张红纸片，上面注明龙头、龙舟雕造的时日，此外还要放蝉壳、钩藤、连翘等三味中药，蝉壳喻龙舟轻如蝉衣能在水中快速前行；钩藤表示龙舟头、龙舟身紧密相连；连翘则预兆竞渡连连获胜。

村民为龙舟扮完靓装后，就为龙舟举行下水仪式，由村中男子将龙舟划到河涌进行演练，此谓“出龙”。此外，在端午龙舟比赛之前，村中都会择吉日进行下水游龙，让龙舟手进行练习。龙舟从下水到出游一路上吸引众多村民围观，每到一处，村民都燃放鞭炮欢迎。下水游龙主要是为龙舟赛作热身准备。据介绍，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一大早，各村的龙舟健儿及村中父老，要到祠堂或庙里拜神，祈求在比赛中有好成绩，夺标耀祖，然后饱餐一顿，便划龙舟到比赛起点，准备参加比赛。比赛结束后，夺标的龙舟还能获得烧猪、烧酒等奖品，而村中男女老幼便呼应齐集，摆开宴席，待龙舟健儿上岸一齐饮宴庆祝，俗称“吃龙舟饭”。

吃龙舟饭也是五月端午赛龙舟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组织者、竞渡划手与观众亲密互动的场所。按传统的说法，吃过龙舟饭就会龙精虎猛，身体健康，顺风顺水。所以虽然龙舟饭并没有山珍海味，一般是节瓜、大豆等当地的时鲜瓜菜等，加上得胜获得的烧肉、烧酒等，但村民们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其实，村民都想讨个好意，吃什么并不重要；最主要是人们可以融洽地相聚在一起，将一年的热闹、开心酝酿成一坛有滋有味的乡土故事。

通过村民合作的互动，村社之间的竞比，汩罗龙舟赛将地方性故事一代代演绎，并获得日常生活的意义空间与地域情感的皈依。

2.2科层落实的纵向权威剥离了龙舟竞渡的主体丰富性

由于汩罗邀请赛的规模庞大，以及民俗性不强，民众的动力不足，因此连续9届的国际邀请赛，均由政府承担下来，以行政的手段运行龙舟赛事。行政管理的特点有其权威性，这样有利于组织内部统一目标，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能够迅速有力地贯彻上级的方针和政策，对全局活动实行有效的控制。因此，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这种行政管理方法使政府集中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了龙舟赛事的政治效益、竞赛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实现，同时也迅速提高了龙舟竞渡的影响力，为龙舟赛事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肯定政府行政管理及其方法对于龙舟赛事运作所具有的优点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它存在局限性。政府过度的组织与管理压抑了民间竞渡的积极性，规范赛制削弱了民俗文化的丰富性。由于政府包办一切，统得过死，既束缚了民间举办龙舟赛事的积极性，也给乡土龙舟赛事的举办带来了经费不足，规模难以扩大、结构难以改善，质量下降等问题。龙舟竞渡本身也成为政府诸多行政事务当中的一个小事件而已。

据本课题组调查，2010年汩罗龙舟收入320余万元，支出260余万元。其中文艺演出耗费114万元，而龙舟竞赛消耗不过30万元。龙舟竞渡呈现边缘化趋势。2013年第九届中国汩罗江国际龙舟节，自6月10日开始至13日结束（农历五月初三至初六）。以“中华端午情・天涯共此时”为主题，以海峡两岸龙舟运动和民俗展示为主要内容。节庆期间主要有六大活动：1）开幕式暨“中华端午情”民俗节目汇演；2）海峡两岸中华龙舟邀请赛，邀请台湾、香港、澳门共9支龙舟队和大陆热爱龙舟竞渡运动的团队，举行200米和500米直道竞速；3）“屈子颂”海峡两岸知名学府学位授予仪式；4）端阳祝福龙瑞神州――梵呗之音2013端午祈福法会，邀请全国各地会员和居士，开展梵呗祝福音乐及法师洒净仪式等活动；5）屈原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暨杨雨教授专题演讲会；6）台湾美食嘉年华。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龙舟竞渡在繁多的活动中，只是其中的一个符号而已，所占据的地位反而被各种其他文化活动边缘化。

每年划龙舟期间，政府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加强管理，全力以赴来应对各种突况。从前些年的情况看，划龙舟期间全市每天要出动公安保卫人员、水上救护人员、医疗人员，公安部门还需处置各类治安案件。因此，对于龙舟竞渡，还是谨小慎微的，尽量管制的。汩罗龙舟竞渡逐渐由民办走向官办，当地老百姓的角色由“导演”和“演员”变成了“观众”，民俗文化传统生命力由此减弱。为提高观赏吸引力，在近年龙舟竞渡的同时，还进行帆船、摩托艇花式、彩色单帆板水中滑行表演等，但只是增加事件的观赏性，而较少纳入民众的自主活动和乡土故事的那份期盼。故而，绝大多数人群意在观看文艺演出；演出结束后留下观看龙舟竞赛的群众反而不多。

3.竞渡事件的故事性意义与符号化价值

龙舟竞渡能够延续千年而活力依旧，不仅有扎根于地域的乡土信仰与习俗，而且也符合上层精英文化的圣人缅怀与精神追求。汨罗龙舟竞渡因与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相呼应，便突显出典型意义。

只是，回归于龙舟竞渡事件本身，她具有对内对外的不同取向。

对内，是故事的魅力，吸引民众的情感与投射他们的愿景，这是娱己的。五月端午前后，村民会在村口寨门拉起禁绳，通过饮用雄黄酒、菖蒲酒以及用艾叶、菖蒲、兰草煮水沐浴等办法祛病除毒；通过这些活动和想象，构建起健康生活的防护墙。还有诸多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为，如汩罗人眼中“晒桡”就是很有獒劲很有獒气的举动，有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内涵。竞渡获胜则以红轿接龙头，一路锣鼓鞭炮，夹道称贺；家境好的老板要为龙头鸣炮披红，临街敬酒，还会邀请赛手至家中摆酒宴接风。回村即将龙头放祠堂神龛上，焚香点烛，洒酒磕头，入夜请戏班搭台唱戏，甚是热闹。当地人以龙舟竞渡胜利为殊荣，自此说船话竞渡，至八九月不厌。

从社会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观看和扮演的欲望，一方面，我们希望以居高临下的视点观看别人在公众场合的表演与举止细节；另一方面，我们在潜意识里又有渴望在公众场所展示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在民众参与龙舟竞渡的过程中，不仅观赏精彩的竞渡场面，而且随着观赏的人流，融入到竞渡呐喊的狂欢中，一起吃端午饭的共享与情感共鸣当中。

对外，是符号的标识，拓展政治影响与经济收益；其核心是娱人的。为提升汩罗龙舟的影响力，融入到中国龙舟公开赛中，故汩罗赛点即由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中国龙舟协会、湖南省体育局、岳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湖南省龙舟协会、岳阳市体育局、汩罗市人民政府承办。此外，由于汩罗龙舟文化同屈原文化的紧密结合，当地政府以开展龙舟活动为契机，举办以湘楚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文艺舞会，邀请国内湘楚文化的专家们进行学术研讨，并在汩罗郊外的“屈子祠”开展了大型的祭屈仪式等文化活动。龙舟成为汨罗打出去的一张名片、一个龙舟故里的标识符号。

当前龙舟赛事通过现代传媒，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对于水平越来越高的龙舟赛来说，绝大多数人逐渐成为看客，直接参与的反而趋少。加上龙舟是世界上所有集体项目比赛单队人数最多的项目，主办者每组织一次这样的比赛就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财力。当地政府以龙舟活动为符号，通过各种途径汇集开展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商业企业的冠名费和赞助支持，以及来自于上级政府与体育局的财政拨款，也有部分通过市场运作得来的门票收入。因此，围绕着地方的政绩和经济利益，形式化的比赛成为政治与市场消费的符号。现代龙舟的规范运作虽摆脱了村社的局限，却失却地方事件的意义，而成为符号消费的事件。

那么，从故事到赛事，即哈维话语体系中的从身体空间走向全球空间，是一个生活空间不断抽象化、虚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消费化的进程。从深度的价值情感到浅尝辄止的文化消费，是一个时代的走向。正如赵树凯所认为，底层视角是当前中国社会学进一步开拓的研究方向。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底层民众的感受，以一种民俗文化作为守护，能否延缓这种趋势？

4.结语

全球化的同质性和空间的多样化发展，是空间理论探求的问题。现代社会在体育领域中所造成的形式化、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剥离了乡土故事的多样性，破坏了与情感激发、情绪、自发性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的民俗象征系统。民俗体育的现代化，地域体育的国际化，无疑提升了龙舟竞渡的社会空间。在国际化推广与交流中，重新赋予其民族文化的特质。只是这种宏大的述事，以及提升的文化层面与高度，逐渐演变为空间的一致性，而虚空了其中小传统的故事内容。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度里，兼容国际龙舟赛事和地方传统竞渡，是一种理想的和谐与调和。但在快速而又强势的现代化过程中，常常是深厚的民俗支离破碎，而趋向于形式化的浮华，使得人们生活空间不断窄化，多元化的情感空间逐渐被剥离；这是当前我国民俗体育发展进程中需要特别警醒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