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倍外交政策看日本保守主义的独特性和延续性

摘 要 第二次安倍内阁组建伊始，其积极推动“价值观外交”“积极和平主义”等带有鲜明新保守主义特征的外交战略，在日本国内

>> “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外交政策”讨论会综述 从保守主义看意识形态的摒弃 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 战争经济与美国的保守主义外交 从基辛格的《大外交》看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 从瑞士政治制度的独特性看民主的判定标准 从关仁山新散文看唐山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从“狐”形象看《阅微草堂笔记》的独特性 从人机围棋大赛看公共关系传播的独特性 从资源独特性到功能独特性 从近年来的欧美政治 变迁看新保守主义 从《法国革命论》看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 从道德角度看五四时期电影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元素 新保守主义与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 日本文学的独特性质探究 当代日本媒体的独特性分析与启示 从日本人的边境人意识来看其对美外交政策 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特性 从特朗普当选看美国的外交政策 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和统一性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提出了对东盟外交五原则，将欢迎美国重返亚洲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则加以肯定。而在具体的措施中，日本承诺在港湾、道路等基建设施，以及投资环境相关的法律支援、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帮助。此外，在我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南海争端中，安倍政权更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菲越等国的一边。比如2014年6月，日本政府不仅支持菲律宾就南海争端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请国际仲裁，并承诺向菲律宾新提供10艘海上巡逻舰。而菲律宾政府答应为日本海上保安厅提供一处港湾基地。而在经济条件和基础设施均相对落后的缅甸，安倍政府于2013年免去了其五百亿日元的债务，2014年又承诺再追加援助两百六十亿日元用于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洪水灾害防护。

与“价值观外交”相呼应，在安倍第二次上台后的重新提及“积极和平主义”。“积极和平主义”概念最早产生于2004年，意图将日本从战败后的“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国家转变成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安倍于2013年12月17日通过了日本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白皮书。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以“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作为基本理念”。这是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首次对“积极和平主义”做出明确表述，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层次。文中提到“我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国家的道路，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主体，实现我国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对确保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定和繁荣，做出比现在更加积极的贡献

内w官房：《国家安全保障槁浴罚日本内阁官房网站，尽管出席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会议的数名宪法学者，甚至包括执政党推荐者在内，均认为解禁集体自卫权、随时进行自卫队海外派遣等内容均有违反宪法的嫌疑，由自民党所主导的众议院依然在2015年7月16日强行表决通过。

此外，安倍政权的另一项涉及外交层面的重大事件，是安倍为了迎合国内极端右翼势力而就有关侵略战争和殖民地历史问题所做的一系列行为和表态。早在就任首相前的2012年9月，安倍就表达了就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重新发表政府观点，以及当选后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此后，对于战后50周年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村山谈话”，安倍认为应在此基础上提出面向21世纪的未来指向的全新谈话的必要性

参h院外交防l委T会{耸遥骸兜2次安倍内wのk足と槁缘耐饨护握归_D第183回国会（常会）における外交hの焦点D》，日本参议院网站，。

二、 新环境下安倍政权保守主义外交的思想基础及其特征

实际上，在过去持续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不景气时期，很多日本企业不得不放弃曾经引以为豪的“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随之而来的便是整个日本社会失业率的增加，以及年轻一代的贫困问题。加之少子高龄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整个日本社会暮气沉沉，令人看不到希望。与此相呼应的，便是日本政坛动荡不定的20年。自民党的“55体制”终结后，执政党数度易手，而首相更是如走马灯似地频繁更迭，很少有能够执政超过两年的政权。在2009年，毫无行政经验的以“政党轮替”为战略上台执政后，为了获取民心提出了“反官僚”的口号。但由于站到了具有数十年经验的行政官僚的对立面，整个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应急能力极为低下，最终在大选中被日本选民所抛弃。2012年底，伴随着自民党的大胜和安倍的重新组阁，日本民众也相对盼望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权，能够持续和有效地推动改革。

安倍晋三早在其首次出任首相的2006年，就在其出版的首部个人专著《致美丽的国家》中系统地阐述了个人的政治理念。在书中安倍谈到了其对“保守主义”的理解：“自由主义在欧洲和美国本就存在着不同的内涵，我不认同美国式自由主义，我本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更准确地应该称之为‘开放的保守主义’。”

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京：文春秋，2006年，第15-24页.安倍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无论是曾作为甲级战犯受审、在冷战爆发后又以鼓吹“制定自主宪法”“确立自主军备”重返政坛并担任首相的其外祖父岸信介，还是1960年代有着连续在位最长记录的日本首相的安倍之伯父佐藤荣作，还是一度成为自民党保守派领袖的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都对安倍早年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在经济政策层面，安倍本人对美国左派所宣扬的相对注重平等的“普世价值观”是抱持很大的疑虑甚至是反对的态度的，他认同通过小政府和经济自由化来提高效率，尽管他认为这些改革应该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可以看作是小泉政权改革的一种延续。可以说，无论是2006年的第一次安倍政权，还是2012年以来重新上台以后，其内阁的执政均是如此。第二次安倍内阁执政以来，其内外政策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提高国家的经济效率和政治效率。在经济层面是导入竞争机制，改革僵化的大企业，鼓励有能力的人出头，鼓励女性就业，而在政治层面就是加强内阁，尤其是首相的权威。第二，重视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重视家庭作为日本社会基本单元的价值。第三，渲染包括中国东海在内的周边安全局势，以求推进修改宪法和安保法案，进而强化日本在国际政治和军事中的话语权。可以说，以上三点是相辅相成的。21世纪以来，由于竞争机制的导入，日本社会原有的相对带有平等主义色彩的社会正面临着崩溃的危机。加之安倍执政以来，为了刺激民间经济的活力，所谋求的是比小泉时代的邮政民营化改革更为彻底的结构改革，这势必带来国内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分化，社会矛盾加剧。在包括安倍在内的很多保守派政治家看来，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扭转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逐渐分化的日本社会。于是，通过强调国家主义的要素，以及作为传统价值观的家庭伦理，以加强全民族的凝聚力，从而应对竞争机制的导入而带来的阶层间的分化和对立就成为一个合理的选项。正是应对前两条的要求，安倍政权多次在国内外鼓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此外，日本的很多行业同样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也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部分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成为了日本企业的首选目标，这也是安倍外交的经济因素之一。而通过安保法案的修订，修改后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也为日本的军工企业向海外出口武器打开了便利之门。

所以，对安倍政权而言，“积极和平主义”可谓是一个一石多鸟的政策。通过强调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军事威胁，制定以牵制中国为主要战略目标的政策，以满足日本安全战略调整转型的需求，强化国内的社会凝聚力。而在地缘政治上，也可以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接，充当美国“重返亚洲”的先锋。而在另一方面，在安倍看来，“积极和平主义”同样表现出了相对传统的和平主义的理念传承性，既坚持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即贯彻专守防卫、不做威胁别国安全的军事大国及无核三原则等基本方针，在遵守联合国的同时与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保持合作，积极参与其维护世界和平的各项活动，又能够伴随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技术的革新的要求，通过付诸实际行动，在新形势下的区域及全球的安全环境的建设中发挥作用

首相官邸：《第百八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wt理大臣施政方演h》，日本首相官邸网站，。

同样，安倍政权的“价值观外交”，亦表现出一种多面和多变的政治策略，在面对欧美国家时，日本会积极提及“价值观”以迎合对方，从而试图成为其“普世价值”在亚洲的代言人，并达到共同抑制中国的目的。而在对待亚非拉一些“价值观”相异的国家时，日本则基本是以相互的战略价值来衡量，而不会让所谓的“价值观”影响利益诉求。安倍一面高举所谓“价值观外交”的旗帜，一面将上任后的首次出访选择在了价值观截然不同的越南就是明证。可以说，在面对亚太地区国家的时候，相较于“价值观”，日本更加注重共同抑制中国的更直接的“战略关系”。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在日本各界的压力之下，安倍政权在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并试图拉拢周边国家共同抑制中国的同时，也从未停止过寻求重启与中国高层的对话。作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中日两国间经济、文化、科技、人员交流相当频繁。出于日本本国经济复兴的考虑，安倍在多个国际场合主动再三寻求中日高层对话的机会，并曾经多次派出相关政要，比如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党代表山口那津男、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等陆续率团访问北京。可以说，与中国政府的交往中，安倍同样是以一种务实的实用主义原则和多变的手法来应对的。

三、 从自民党的保守主义实践看安倍外交的延续性

然而，纵观日本战后70年的历史，安倍的保守主义绝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这也是安倍政权的一系列政策能够在国会和政府内获得一定的支持，尤其在自民党内成功统合各大派阀的根基。作为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自由，在1955年成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始终占据了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俗称“55年体制”。尽管在世纪之交由于日本国内外局势的变化“55年体制”已经崩溃，但自民党依靠其多年积累的执政经验，以及与官僚、财阀等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依然是日本政坛最具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政党。

1955年11月15日的自由建党纲领中写道：“本党将以民主主义之理念为基调，更新改善现有之制度机构，以期完成文化之民主国家；本党将立足于追求和平与自由之人类普遍正义，调整现有之国际关系，以期完成自主独立之目标；本党将以公共福祉为规范，制定并实施以个人创意和企业自由为基础的经济总体规划，以期完成民生的安定和福利国家之建设。”

日本自民党：《VI（1955年11月15日）》，日本自民党网站，#sec03当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无论是作为政治家的吉田茂还是作为思想家的丸川真男，均对和平宪法表现出强烈的认同。轻武装、经济中心主义，以及日美基轴路线，被作为当时日本外交基本方针的“吉田主义”三原则。

中西：《吉田茂のアジアQ-近代日本外交のアポリアの造-：吉田路の再试^》，载《国H政治》第151号，2008年，第18-35页。但另一方面，自民党在建党之初，在将独立自主、推动经济建设、增加国民福祉作为中心目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了战前和战时的国家观念和爱国心。比如《党的使命》中也有着这样的文字：“在占领期被强调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为新日本的指导思想应当被尊重和拥护，但由于初期占领政策的方向主要是弱化我国之国体，从宪法开始，包括教育制度等其他各项制度的改革，错误地压制了国家观念和爱国心，过度地分裂弱化了国权。在此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以致共产主义及阶级社会主义势力趁此机会急剧抬头”

日本自民党：《党の使命》，日本自民党网站，#sec08。从自民党的角度看来，占领时期的政策以及“和平宪法”，均略微显得“左倾”了。这也成为很多后来的自民党政治家将“修宪”作为一项重要课题的理念根源。

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也是战后左翼思潮相对较强的背景下和平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期。随着日本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自民党内的政治家们也在不断反思着外交战略的调整，尤其当美国在冷战中处于下方的时候，这一倾向尤为明显。比如大平正芳在1972年的“和平国家的行动原则”的演说中提到：“近年来，美国的领导力逐渐弱化，而我国的经济力逐年增强，如此一来，我们日本的外交和防卫政策也有必要做一些自主的应对。我们决不是要草率地废除日美安保条约，而是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在自我负责的基础上决定将来的发展”

大平正芳回想h刊行会：《大平正芳回想h・Y料》，|京：大平正芳回想h刊行会，1981年。公益夥ㄈ舜笃秸芳念馔站，#sec04。”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中产阶级的扩大和传统左翼政党的衰退，失去了最大竞争对手的自民党将自己标榜为“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政党，自然也就失去了既有的政治理念。在一系列改革后而经济依然不见好转，日本国民人心思变的背景下，自民党政权于2009年被同样出自保守阵营内的所取代。2010年，在大选中失利的自民党在夺取政权的巨大压力下，重新整合各派系，提出了全新的纲领。在2010年的新纲领中，自民党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展现具有日本特色之日本，制订全新的宪法”，“依靠自身努力维护日本之”的理念

日本自民党：《2010年VI（2010年1月24日）》日本自民党网站， #sec05。而作为上述理念的实现方式，自民党提出了：“第一，国民道义的确立与教育改革； 第二，政官界革新； 第三，实现经济自立； 第四，建设福祉社会； 第五，积极开展和平外交； 第六，大力推进以自主修改现行宪法为起点的独立体制的建设”。

尽管自民党在很多文件中一再提及“主义、产主义”字眼，但在实际的外交操作中，日本自民党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均是以一种高度实用主义的方式展开的，和很多西方国家为了遵守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常常能够舍弃部分利益诉求截然不同。

邱静：《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第66-82页。战后几十年自民党的保守实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继承了早年政治家吉田茂、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的政治理想。尤其自上世纪80年代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经由中曾根、小泉、安倍等强势的政治家之手，试图将日本大国化的目标逐步变成现实。在这个角度上，安倍的保守主义政策也是这一传统的一种延续和继承。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尽管安倍和自民党均一贯将“保守主义”作为其价值观的基础和根基，但相较于西方，日本的保守主义常常伴随了更多的争议和负面意义，也更容易引发周边各国的顾虑和警惕，从而成为区域内的不安定因素而招致更多的批评。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进行详细的阐述。

四、 日本保守主义的独特性初探

在西方，保守主义是一种诞生于18世纪末期英国的政治思想，普遍认为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为其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保守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流派之一，是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过程中应运而生的。由于其丰富的内涵和相对多元的立场和流派，使得这一源自近代英国的政治思想迅速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被欧洲大陆、北美，乃至亚非拉的不少政治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简单来说，西方的古典保守主义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保守主义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主张传统的价值和现有的观念。认为一个历史是每个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延续的纽带。其次，对人类理性的力量保持审慎的态度，尤其将以个人见解和个人理性为基础来衡量千变万化的问题视为危险的做法。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派和激进分子轻率鲁莽，人类社会很复杂，突发激烈的改革会带来更多的罪恶和风险，必须权衡后果，三思而后行。再次，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存在持久的道德秩序。秩序为人类而存在，人类也为秩序而存在，这既包括了宗教层面的道德秩序，也包括了社会层面的共同体的秩序。在保守主义自己看来，保守主义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而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

与西方的保守主义一样，日本的保守主义同样与其相对漫长的历史传统密不可分。一直以来，在很多人眼中，日本是一个“传统”大于“思想”、“文化”高于“政治”的特殊国家

武心波：《“小泉现象”的政治解析――东方权威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的折冲》，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1期，第32-45页。。而日本人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这就决定了其生活和处事中的实用主义态度。总体而言，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并非来源于神灵或上天，而是来自于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认知，于是对日本人而言，他们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就是每一个人所处的共同体中的“共有的价值观”。即便对于“善”和“恶”的理解，日本人也从来不将其视作绝对的和普世的，而是随着共同体的需要而相对存在的。

从明治维新开始，贯穿战时，直到战后为止的日本统治思想，是一个基于天皇权威的保守的价值秩序而实现国民国家统合的过程。政治上是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中心，而精神上则是融合了神道教、佛教、儒教、武士道等多元价值观的思想体系，而其别将神道教的地位提高到了国家层面。然而作为其核心存在的天皇是这一体系无可争议的中心，而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更像是一个大家族中的父子关系。在这一基础上，近代日本国家和国民的关系，高度强调国民为了国家利益的牺牲和奉献。这种“共有的价值观”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层面，就形成了日本人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一价值观的驱使下，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直至二战战败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步走向了以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给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灾难。

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在国内外环境的推动下，在美国主导下完成了民主化改革，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明确放弃战争和保有军队，这部宪法俗称和平宪法。日本朝野和民间也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和平国家论”“非武装中立论”“贸易立国论”的政治经济政策主张。然而，与政策外交层面的放弃军国主义路线不同，在社会文化层面，与个人相比，共同体的价值和伦理更加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尤其像国家与民族这样的巨大的集体，其价值观必然通过家庭和学校社会的教育延续下来。可以说，表面上完全西化的背后，日本从政府到民间，对自身传统的自信和推崇，远远超过了当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也必须要承认的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相对二战前开放和自由的政治体制，这种以保守起源于前近代的既有的权力秩序为基本目标的保守思想，在日本亦呈现出了其多样性：既有精英阶层的以日本国家利益为至高出发点的保守主义，又有代表了普通民众意识形态的以注重“传统文化”和“爱乡心”的保守主义；既有武士时代形成前的痕迹，又有武士时代的传统；既有江户时期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又有明治维新后的国家主义的价值观。

在西方，尽管古典的保守主义是作为一种与“自由主义”相对的思潮而出现的，但其从来就不是“自由”的对立物。埃德蒙・柏克本人由于其所要“保守”的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以常常也被当作自由主义的渊源之一。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更多的只是其思维方式和所处身份立场的不同，保守主义表现在政治上就趋向于尊重现有的法律和秩序，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经济上主张则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在文化上强调尊重本国和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宗教、权威，却从未否定“自由”的价值。

与西方不同的是，在日本的诸多传统当中，本身就缺少“自由”和“中庸”等具有保守主义特征的价值观。原生于西方世界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对日本而言同样是舶来品。而日本一些特有的文化，使得日本不可能像欧美、中国、印度，乃至中东地区那样，凭借独特的风土和历史孕育普适性的原理和价值，只能将外来文明拿来加以模仿、深化，乃至再创造。尽管这种深化和再创造本身，常常本身就被认为是日本文明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

荻原隆：《日本における唤y型保守主xはいかにして可能か： 志R重昂とのvBで》，载《名古屋学院大学集社会科学篇》2007年第1号，第17-28页。。但也正是为此，日本常常不能够像欧美很多国家一样，在“保守”和“反动”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日本战后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丸川真男在比照了西方保守主义的理念之后提到，“日本的保守主义，无论是知识还是政治的传统，都是相对缺失的。”

丸川真男：《岩波v座 F代思想V 反婴嗡枷搿罚|京：岩波店，1957年，第56页。

日本的保守主义，由于在二战后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的保守主义更为接近，而与平民色彩较为浓厚的美国保守主义有一定差异。但与欧洲和美国均不相同的是其牺牲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原则，也正是在这样共同体利益至上的日本式的保守主义的逻辑之下，由于无法将“反动”和“保守”清晰地切割开，大量的违反基本人类社会基本伦理的行为却能够以“保守”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比如以种族歧视为主要宗旨的“在特会”，以宣扬美化侵略和殖民地罪行的“皇国史观”等等。这些较强民族主义色彩的理念，并没有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彻底消失，而是作为一种全民族的记忆被一定程度地延续了下来，尤其当很多国民感到本民族面临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的威胁的时候，常常被政治家拿来作为增强民族和社会凝聚力的武器。

在中国经济相对较为落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恰恰是日本战后最为“亲中”的时期，而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日本的相对停滞，日本社会却愈发保守化并出现了“中国”，加之政治家和媒体的有意识的舆论导向，使得中日两国的关系从“政热经热”转为“政冷政热”，再到“政冷经冷”。日本在亚洲外交战略的重心，也逐渐转向了谋求能够共同抑制中国的东盟和印度。在某种层面上讲，这种潜意识中从地缘政治出发的实用主义原则，才是日本保守主义的实质。

五、 结 论

首先，今天安倍的外交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1950年代自民党成立后的保守主义的一种延续。作为一个位处欧亚大陆边缘的岛国，日本一方面孕育了相对保守的岛国心态，另一方面始终对大陆的政局保持着极大的关心和警惕。这个传统既可以从近两千年的朝贡体系下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找到影子，亦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后的扩张中找到依据。日本战败后，尽管制定了和平宪法，明确放弃战争和保有军队，但对于保守阵营的政治家而言，让日本尽早脱掉“战败国”的帽子，重新回到“正常国家”的行列，始终是一个重大的使命和课题。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两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此消彼长，对日本的政界乃至民间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一现实和心理压力面前，日本的精英阶层从本国的国家安全角度出发重新思考地区权力平衡的构建。对于冷战后的历届自民党政权而言，对内，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和安保法案，使日本回归所谓“正常国家”，以确保日本能够合法地拥有军队使用武力；对外则通过加强日美同盟，迎合美国重返亚太的地缘战略，以图共同抑制正在崛起的中国，就显得愈发迫在眉睫。伴随着安倍政权的长期执政，加之近年由与周边各国的领土争议而带来的国内民族主义抬头，使得这一系列战略和政策有了实现的可能。我们可以认为，一种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实用主义是日本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特性。

其次，日本保守主义存在较大的矛盾性。与欧洲及美国的保守主义一样，日本的保守主义在强调传统价值的同时并不否认进步和改革的重要性。而在这一点上，日本比很多西方国家更为积极和明显。无论是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还是现在的安倍晋三，均是一面强调国家主义的保守价值观，一面展开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这既是出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目的而拉拢国内保守势力，也通过改革刺激经济增长从而降低财政压力，从而更好地谋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理想，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矛盾性的另一方面则是美日同盟。对于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家而言，一方面要强调日本的主体性，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然而由于日美两国的巨大实力差距，大多数相对温和的（也可以说是主流的）保守主义者们也不得不在亲美路线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和主张

浅井基文：《安倍政丐瓮饨话脖U策と日米中vS》，载《市民の意》第142号，2014年，第6-7页。。近年来，为了能够对抗急速发展的中国，他们又不得不更加高度依赖美国。如此一来，安倍政权就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积极地参与到美国全新的世界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构筑中，而实现集体自卫权，就是为了应对新的各种不安定因素，从而扩大日美同盟的执行力和行动力。

其次，最大程度地宣传中国和北朝鲜的威胁，从而能够利用不少日本国民内心深处对于“中国威胁”“朝鲜威胁”的恐惧，达到使国民认同“作为保卫日本安全的日美同盟”的必要性的目的。

也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的逻辑之下，日本的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一方面以石原慎太郎、田母神俊雄为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的崛起，并在网络上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而同样被认为是保守主义政治家，主张重视与亚洲邻国关系的鸠山由纪夫却由于某些的“亲华”言论甚至遭到了这些极端右翼的围攻。另一方面积极捍卫“和平宪法”，反对战争的左翼力量也在扩大。如何应对这一全新的社会环境，已经成为日本保守主义政治家的重要课题。

第三，与上述的矛盾性相对应的，是日本的保守主义也具有一定的多元性。我国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常常将“保守主义”视作守旧的，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极其注重历史传统的岛国而言，“保守主义”正是其主流价值观之一。尽管整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日本的国家利益视作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但当提及“保守主义”，关注“传统”“过去”的价值观的维护的时候，对于这个“过去”究竟是指具体哪个时代的哪个特征，日本各界也常常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对于日本的保守主义，我们有必要将“国家主义的保守主义”“和平主义的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等区别开来对待。其中，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日本的“国家主义的保守主义”，而对于其他的一些价值，比如“和平主义的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对于正在转型期的中国还是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有学者将日本的保守主义同西方保守主义对比之后，称其为“与保守主义相左的保守主义”

邱静：《“日本式保守主义”辨析――自民党2010 年纲领及其保守倾向》，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6期，第36-50页。，然而，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日本的保守主义本身就有着同西方保守主义所不同的精神内核，就不难理解其内在逻辑和机理了。可以说，今天日本的保守主义，由于其留有一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特征，就成为了一个融合了西方的自由保守主义，却又不得不留有鲜明的东方式专制要素的集合体。然后由于日本文化中存在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对“自由”“个人价值”的理解，使得日本的保守主义更加具有单一性和国家主义的一面。在西方保守主义中基于捍卫个人主义而衍生出的多样性原则，在日本却是基于集体主义而表现出的一元性。

必须要强调的是，自二战后至今，日本的政界、商界，乃至一般民众，对于保守主义并不缺少批评的声音，尤其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安保抗争中左翼力量曾经到达最高潮。但由于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原因，可以想象，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主流价值观，将始终在日本的各个领域内占有着中心的地位，且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并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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