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体制转型对新闻公共性的影响:从建国六十年舆论监督话语变迁看中国新闻业公共属性渐变

【摘 要】从国家权力和媒体关系的变动看公共性的转型是研究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新视角。本文对《人民日报》从1949年至2009年间舆论监督报道的典型文本进行了批判性的话语分析,配合叙事学文本分析的方法,发现中国新闻业的“公共性”逐渐由高度集权型公共性向现代型公共性过渡。同时,在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下,国家权力和媒体所进行的协商促使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模式由共产主义模式逐渐向进展中模式转变。虽然党的传统新闻观念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国新闻业的话语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国家―传媒关系体制。

【关键词】权威体制;公共性;舆论监督;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

导 言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和法制观念的发展,中国开始进入新权威政体的时代(Petracca & Xiong, 1990)。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形成了基本的执政理念,并由此形成新的政治发展逻辑,归纳起来就是:政治强控,经济开放;经济优先,民主缓行。这一政治发展逻辑被人们视之为所谓“新权威主义”(徐勇,2003)。“经济优先,民主缓行”,意味着中国新闻业公共性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变革的其他方面。中国新闻业是否存在具备现代意义的公共性,如果存在,这样的公共性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媒体是如何与权力进行协商而获得它的,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舆论监督在建国六十年的新闻实践中一直存在。舆论监督既是一种社会实践,又是一种话语实践,它反映的是其赖以展开并包含其中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舆论监督的文本既是一种新闻文本,也是一种叙事文本,舆论监督的话语实践通过新闻叙事确定其权威。在叙事的过程中,新闻报道利用并且重复社会周期性发生的主流迷思,并且不可避免的具有意识形态属性(Bird and Dardenne,1988)。对舆论监督的文本进行叙事学分析,可以了解权利如何通过新闻文本的叙事来建构意识形态,媒体自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具备这种权利,在生产意义和选择符号体系上,怎样逐渐获得部分的主动权。

本研究在运用话语分析这一特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兼用叙事学的理论进行文本分析,通过梳理建国六十年间中国舆论监督话语实践的变迁,分析在权威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怎样通过协商将部分权利让渡给媒体权利,进而使媒体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公共性”。从国家和媒体权利关系的变动看公共性的转型为研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困境和可能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文献综述

1、舆论监督是传媒领域公共属性的重要表现

公共性是为有关某文化圈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李明伍,1997)。有国外的相关研究对中国新闻业公共性的存在持怀疑态度(Wu,1994;Zhao,2000),而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新闻业“公共性”的合法性上(吴江, 2004;李时新, 2006)。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传媒业公共性的讨论,不应囿于舆论监督形式上的“合法性”,而应从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实践出发,讨论具备现代意义的公共性在中国是否存在,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媒体是如何与权力进行协商而获得它的,这也是本文关注的主要议题。

2、作为话语实践的舆论监督与权威体制的辩证关系

权威政体的集权性质使权威体制对话语客体的建构更加明显,而话语实践反过来确立或改变权威体制则会受到诸多的限制。但是由于现代化内含着发展的逻辑,造成了权威体制与资本理性的矛盾冲突,权威体制逐渐由“硬权威主义”向“软权威主义”过渡(傅景亮,2009),这为话语实践对权威体制改变提供了可能。

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992)认为,当代社会批评性话语分析的重点是要理解语言使用实践的变迁如何与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相联系。从话语实践的视角分析权威体制对舆论监督的建构以及反过来舆论监督对权威体制的改变,可以清晰的梳理媒体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变动。

3、作为叙事文本的舆论监督反映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在文化研究中,意识形态被视为意指与话语领域内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的过程(约翰•菲克斯,2004)。通过分析新闻文本的叙事,可以找到文本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国内对新闻文本进行叙事学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者主要关注新闻叙事的话语组成、话语接受、叙事修辞、叙事主体(朱益彬,2008;何纯,2006;华进,2007;陈霖,2005)。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通过对新闻文本叙事结构的分析展示叙事的故事性和目的性(塔克曼,1978;莫琳,1976)。本文采取批判的视角,通过叙事学的分析,考察新闻文本叙事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权力关系。

4、从权力关系的变动看公共性转变时研究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困境的新视角

国家和媒体权利关系的变动主要指国家向媒体让渡部分权利,使媒体在舆论监督领域获得一定的自和监督权,其具体表现为国家队舆论监督的接纳和宽容程度。

建国六十年舆论监督的社会实践,不乏对党的传统新闻观念的挑战,个别案例甚至推动了体制重构的进程。在权威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什么样的舆论监督可以实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如何实现进而以怎样的方式推动体制重构,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通过对建国六十年舆论监督话语变迁的分析完成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从一个新的视角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困境和可能性提供了解读。

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权威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新闻业的公共性实现了怎样的转变,这种转变能否以及如何被体制接纳,如何重构既有体制,是当前的研究难以回答的问题。对中国新闻业“公共性”的特殊发展模式的描述和分析可以解释这些问题。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主要从话语实践的层面,对建国六十年舆论监督的部分有代表性的新闻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同时结合叙事学的文本分析方法,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建国六十年中国新闻业公共性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性是否存在?

2、如果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性存在,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媒体是怎样通过与政府进行协商获得它的?

3、建国六十年中国新闻业的话语实践模式是如何转变的?转变后的话语实践以何种方式重新建构体制?

鉴于本研究着眼于舆论监督在建国六十年来的话语变迁,寻找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非常重要。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1949-2009)中属于舆论监督范畴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文本作为研究的样本。《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建国至今唯一连续出版、全国性的非行业性报纸,建国六十年来一直被视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全国各级党报的样板和代表。如前文所言,舆论监督是作为党的治理技术而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的,选择《人民日报》为样本可以充分体现党对舆论监督话语的认可及宽容程度,代表党肯定中国新闻界业务操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人民日报》在建国六十年来一直连续出版,具有样本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虽然不能反映中国舆论监督的全部话语尝试,但是在《人民日报》中所体现的“非常规”话语实践是被党所包容、认可的,能够反映国家―传媒关系变迁中已被官方认可的部分。

研究结果

为了更好的展现建国六十年来中国舆论监督新闻文本的话语变迁,本研究将六十年的新闻文本划分为四个阶段:建国初期的舆论监督(1949-1956)、舆论监督的异化和滥用(1957-1967)、舆论监督的恢复和发展(1977-1988)、调整后的舆论监督(1989-2009)。下文将针对本研究所选取的舆论监督样本,分别从叙事学角度的文本分析和批判性的话语分析两个层面来探讨建国六十年中国新闻业的公共性的转变,以及转变后的话语实践以何种方式重新建构体制。

1、叙事学文本分析

1)叙事视角

叙述视角是指叙述故事的角度,直接从叙述主体的立场出发,对叙述对象投射经验的眼光(米尔•巴克,2003)。叙述视角的选择,关系到叙述主体的身份,叙述主体对叙述对象的叙述话语,暗含文本作者对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认识。

在建国初期的舆论监督报道中,舆论监督报道的叙述视角是全知全能的。

刘青山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反动政府逮捕,在严刑逼供下丝毫没有屈服……但因为他在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逐渐腐化堕落下去……终于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造成了破坏党纪、违犯国法、盗窃国家资财的严重罪恶,由革命的战士变成了革命的敌人。他的主要罪恶事实如下……

《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1951年

文本中采取的视角是全知全能的,通过这个视角,叙述者建构了一个完整而有说服力的叙事框架,证明刘青山“背叛党、背叛人民”的事实。文本的叙述过程不是对问题的调查,而是对权力行使过程的展示和犯罪事实的推论。文本隐含的叙述主体是党和国家权力机构。

在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舆论监督逐渐被滥用和异化。

南京大学的黑帮头子匡亚明钻进学校以后……叫我们只要用“十分之三的精力建立世界观”,即用在红,用在政治上,而要把“十分之七”的精力用在学习上,即用在专,用在业务上……

《彻底拔掉匡亚明“红专三七开”的黑旗》1966年

在文本中,叙事视角表面上是客观真实的限知视角,实际上仍然是全知全能的视角。文中的“我们”不是调查者,也不是党和国家权力机构,而是被建构的、与被批判者截然对立的、“受害者”的群体形象。隐含的叙述主体不是政府机关,而是相互斗争的权力主体,舆论监督成为异化的政治斗争工具。

结束后,舆论监督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舆论监督的叙述主体不再是权力斗争一方。

前些天,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酱油为啥突然脱销?我们走访了北京第二大酱油厂――宣武区酱油厂。

《北京酱油为啥脱销》1979年

在文本中,叙事的视角是客观的限知视角,调查性采访行为被展示在叙事的过程中。“我们”是一个很不明确的指代,尤其是出现在这样一篇由单个文字记者独自采访的案例中。此处记者笔下的“我们”,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媒体视作权力机关的助手,批评的主体仍然是延伸了的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

以记者作为舆论监督叙事主体的报道自2000年前后开始出现。具体体现在新闻记者呈现出清晰的主体角色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闻业“公共性”的变迁:

记者于11月22日到平潭县进行实地调查,当地县纪委告以“无可奉告”,还要求记者终止采访。到底是什么问题让当地数百村民连续6年上访不休?为什么当地有关部门又如此躲躲闪闪、讳莫如深呢?

《腐败村长何时才下台》2000年

在文本中,叙事主体是记者,明示记者新闻实践行为的“调查”出现在文本中。叙事过程是按照调查的逻辑展开的。叙事主体是“记者”,而不是模糊的指称(如“我们”)。这一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反映了“进展中国家新闻模式”要求媒体“与政府合作,追求对社会有益目标的改革”(J.H.Altschull,1995)的目标。

2)叙事结构

“新闻话语最显著的特色是新闻组成要素的非时序性。”(Bell,1991)通过对叙事的组合反应权力对事件的控制。在舆论监督报道的文本中,舆论监督的主体(一般是叙事主体)与舆论监督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指群众的形象)十分重要,对舆论监督对象的建构同样体现中国新闻业“公共性”的转变。

在建国初期,党报规范化的报道方式还没有完全确立,这一时期的群众形象是相对复杂的,在多数情况下,“群众”的形象是媒体对群众形象的建构。

潞城神头村的荣军韩憨头……到县府民政科办退伍手续。第一次去,某科员说:“正在吃饭,赶不上。”饭后再去,又说:“下了办公,晚上再来。”晚上再去,又说:“今天黑了,明天办吧!”韩某腿不方便,回家吧,还有三十里地,住下吧,又无多的用费,只得露宿了一夜。

《要不得的作风》1949年12月

在文本中,利益受损者是明确的,即“神头村的荣军韩憨头”,而受批评的干部是不明确的,即“某干部”、“某职员”。另一方面,文本还经常将群众的话语直接纳入到“可控制”的文本之中,如《乡人民代表大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河北省定县于沿士乡的调查》,群众的话语是有名有姓而且是真实的,但是是经过选择后嵌入的。叙事结构“群众批评―领导改正”暗示了叙事文本的可控性。

在舆论监督滥用的时期,媒体直接代表不同权力主体发言,群众的形象基本消失了。

现在各地都在大修水利……我有一个问题想提请大家注意,就是不能只顾修好本队的小塘坝便了事,还要有个全局思想,把跨队的小塘坝也一起修好、管好。

《跨队工程也要修好》1964年

贫农社员的来信告诉我们:贫农下中农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先锋,也是生产斗争的先锋;不但在阶级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在生产斗争中也要依靠贫农下中农。

《锹头上有政治(编后)》1964年

农民的来信被媒体以按语的形式贴上了“阶级斗争先锋”、“生产斗争先锋”的标签,建构了“贫农社员”的“群众形象”。这意味着媒体已经不是权力的延伸,而是依照权力需要建构群众形象和叙事文本的“斗争工具”。

改革开放后全面调整之前,对于群众的报道基本上是上两个时期思路的延续。

“渤海2号”事故发生后,这个局的职工议论纷纷,对领导把事故归罪于天的说法表示怀疑,要求有关部门查明原因,追究责任。3月下…….广大职工对这次事故能否搞清,局领导能否认真吸取“渤海2号”事故的教训,搞好今后安全工作,还表示担心。

《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忽视安全工作违章指挥蛮干造成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重大事故》1980年

媒体通过“转述”群众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意味着媒体仍是代表党的权力机构作批评。此时它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为党揭露腐败行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威,不具备现代意义的公共性。在叙事结构上,表现为“职工议论怀疑―要求查明原因―仍然表示担心”,与上两个阶段不同的是,在这个阶段,叙事的结构出现了变化,叙事的文本不再是完全可控的文本,这为现代意义公共性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到了2000年前后,舆论监督文本上展现的舆论监督所服务的对象是公众。

1998年3月平潭县纪委为何要拿走保险箱?突然插手此案如今为何又不愿表态?笼罩在龙南村林孝金一案上的这些疑云,要到哪一天才能水落石出?龙南村村民在上访路上还要走多久?但愿不久就能得到答案。

《腐败村长何时才下台?》2000年

这一阶段的文本,保持了上一阶段开放性的叙事结构,为真正的舆论监督提供了前提。同时,文本将监督所服务的对象落在了公众身上,而不是单纯地以为党服务为唯一直接目的。这种对公众利益的关注,与此前“转述”群众声音有很大区别的,在关注公众利益的舆论监督话语中,公众是被媒体批评的权力机关不当行为的影响对象,是与媒体、权力机关并行的主体概念。

2、批判性话语分析

建国初期的舆论监督报道,存在固定的叙事结构,报纸批判作为必然的过程出现在重大的舆论监督事件中,明确的互文性表现得不明显,新闻叙事要素组合存在固定的模式。这意味着,批评是在事先预设的框架中进行的,被批评的问题已经解决或者必然能够解决,批评的结果是可控的。同时,舆论监督的批评方式是直接为错误定性,媒体和权力的关系是直接、明显的,媒体公开的表示为权利的一部分。

在舆论监督滥用的时期,这种媒体公开表示为权利一部分的情况愈演愈烈,舆论监督的批评方式由代表政府进行批评转变为纯粹的大批判:

揭露刘少奇开放证券交易所的阴谋……使我们更加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正是他老人家在关键时刻,及时识破和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阴谋……也更加使我们把千仇万恨集中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身上……一定要把这个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小丑批倒批臭。

《揭露刘少奇开放证券交易所的阴谋》1968年

操纵性的假设是“由文本生产者不诚实、不真诚建立起来的,具有操纵性的内容。” (费尔克拉夫,2003)。在文本中,“预先的假设”是操纵性的,媒体与权力结为一体,发出完全一致的声音,对报道对象进行直接的、全面否定和激烈的人身攻击。

改革开放初期的舆论监督话语,主要站在批评的立场,揭示被批评对象错误之严重,危害之巨大。

渤海湾冬季寒流多,风浪大,钻井船容易位移,造成钻井打偏报废,而且,钻井船都是不抗冰的。但是,因为有关领导机关曾经向局里提出“是站着过冬还是干着过冬”的问题,要求钻井船冬季也要出海打井……职工群众提出不同意见,局领导就说:“要翻船也给我翻到海里去,不要翻在码头里。”

《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1980年

以上舆论监督报道中,媒体“预先假设”的是“有关机关领导应当如何”,并在这种预设之下,以结论形态给被批评对象的各种“错误”定性,通过直接的话语描述,表明对其工作缺漏发问、质疑。文本通过直接互文性,借用“党性”话语资源,内嵌于报道话语之中。这是媒体“高度集权公共性”特质的体现。

1990―1992年新闻业的调整时期结束之后,中国舆论监督迅猛发展。从此以后,具有“现代性公共性”特质的媒体舆论监督自觉地与主管单位(往往是同级党委)拉开距离。

占地40亩、拥有168间房屋的万只羊饲养场里如今仅有一头猪在寒风中跑来跑去……这就是被当地称为“形象工程”和“县长工程”的河南省开封市开封县袁坊乡袁坊村万只养羊场……谈及羊场,袁坊村委会主任卢万春说……事情到了这一步主要是因为这是“县长工程”。村里是按县里的精神办的。若没有县政府出面,谁能贷来几百万元的款?

《“形象工程”如此形象》2002年

此前的此类互文性借用“党性”话语资源,舆论监督本身就是被他引用的话语的一部分,是“主题先行”的模式。而这一阶段舆论监督实践的互文性话语,是“实践先行,再加主题”的方式。这种对“党性”话语资源的借用,其话语的互文性表现得比较模糊,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文件、要求,不是针对某个人物特定的讲话,而是以“批评形象工程”这一隐含“预先假设”作为媒体非“喉舌”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保护伞”。这种借用主要是为了“安全播出”等因素的考量。

讨论与结论

话语与社会结构(体制)之间的辨证关系(诺曼•费尔克拉夫, 2003),决定了舆论监督的话语实践能够一定程度地重构国家----传媒体制。这意味着权威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在理论层面,新闻业公共性的合法性仍然受到体制的严格限制,但在业务层面,新闻业有限的自由实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体制进行重构。表现在文本中,是叙事话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属性逐渐淡化,权力开始由国家机关向具有独立意识的媒体转移。

1、中国新闻业的“公共性”逐渐由高度集权公共性向现代意义公共性过渡

中国新闻业公共属性的真正转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在建国初期曾经出过舆论监督的“高潮”,被认为是“人民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发挥良好社会作用的时期”(孙旭培,1989),但在本质上,中国新闻业确立的是高度集权型公共属性。改革开放后,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和国家内部的利益差异和机构分化给传媒业带来了非企及性结果(Brendebach, 2005; Lin, 2007),这些非企及性结果给舆论监督的话语实践带来了可资利用的空间。

19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专业主义理念及专业主义操作手法在全球的扩散(Perkin, 1996),专业主义在中国成为日益兴盛的话语体系(陆晔 & 潘忠党, 2002)。而专业主义的话语实践更拓宽了舆论监督话语实践所能借用的话语资源空间。新闻业市场化的进程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为具有“现代公共性”特质的舆论监督话语实践提供了空间和话语资源,中国新闻业具备现代公共性的话语实践出现在部分主流的新闻文本中,中国新闻业的“公共性”逐渐由高度集权主义公共性向现代意义公共性过渡。

2、国家权力和媒体所进行的协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下实现的

改革开放后,虽然在理论层面,中国新闻媒体仍然保持着党的传统新闻观念,但在实践层面,舆论监督有了些许独立的空间和自主性,能够从国家权力体制外的立场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进行监督、批评。这意味着中国新闻业的新闻运作模式发生了转变,逐渐由共产主义模式,向进展中模式(J.H.Altschull,1995)转变。

国家权力和媒体所进行的协商表面上是党治理技术需要导致的,本质上是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现代化要求全面的发展,同时又强调发展的规律和次序(亨廷顿,1989)。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造成了资本理性和权威主义的矛盾冲突(傅景亮,2008),新闻业从高度集权公共性向现代公共性的过渡,即是在二者的冲突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权利让渡是渐进式的,是通过协商进行的。这种双方互利的“协商”,客观上为公共性的舆论监督赢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并且在实践中,中国媒体公共性舆论监督贴上了党性“标签”,被默许正常、安全展开,舆论监督实现了潜在的正当化。

3、中国新闻业的话语实践通过“贴标签”式的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重构

了国家―传媒关系体制

建国六十年的舆论监督话语实践,主要是基于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舆论监督作为党的治理工具而存在,即有舆论监督之“名”而无舆论监督之“实”;第二种方式是舆论监督潜在正当化,即有舆论监督之“实”而无舆论监督之“名”。后者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现代意义的,实质性的舆论监督。

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移植和资本理性与权威体制的矛盾是现代意义舆论监督产生的原因。一方面,传媒受市场因素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等其他意识形态的驱动,会采取相对于党的传统新闻观念而言更加独立的舆论监督话语实践,同时也不会因为争取其制度上的独立而触犯党,危及自身;另一方面,党出于反腐败、党内民主等因素的考虑也需要传媒监督政策实施及权力运行。因此在新闻实践中,媒体从业人员依然承认党领导、控制媒体的正当性,虽然这种控制由直接变间接,程度也有所削减;而党出于反腐败及“以儆效尤”的考虑也支持一定的媒体独立舆论监督并将之收编入政治控制的轨道。

在建国六十年中国新闻业公共性转型的过程中,舆论监督的话语变迁极具代表性。由于新闻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核心不变,诸多讨论也就只能观察其观念表达之外的实践变迁。这些讨论都是对于变化中的事物的动态讨论,而完全不能言及中国新闻业公共性转型已经完成;然而,通过对舆论监督话语变迁的分析,能够看出公共性转型的朝向、走势。其中更可能蕴藏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理论意义的媒体变革模式(潘忠党, 2007)。事实上,传媒十分具有创造力的借用“党性”、“公共性”话语资源进行社会实践,在主流意识形态稳定的框架下进行了试探性的、开拓性的探索,而这些探索的方向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治体制所主导的政治民主化方向具有一致性,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丁建新. 叙事的批评话语分析.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2]李明伍. 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 社会学研究(04), (1997).108-116.

[3]许耀桐, & 傅景亮. 当代中国公共性转型研究.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04),(2007).48-54.

[4]何纯. 新闻叙事学. 湖南: 岳麓出版社.(2006).

[5]陆晔, & 潘忠党. 成名的想象: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新闻学研究, 71,(2002).17-59.

[6]徐勇. 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中国改革发展路向及转变. 决策咨询(05),(2003).38-39.

[7]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 (殷晓蓉, Trans.).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3).

[8]傅景亮. 东亚型资本政治:权威体制、资本理性与现代化. 党天津市委党校学报(04),(2009).

[9]潘忠党. 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 新闻学研究, 54(1),(1997).111-139.

[10]Becker, J. Lessons from Russia: A neo-authoritarian media system.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2),(2004).139.

[11]Gan, X. Debates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ournalistic science.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3),(1994).38-51.

[12]Lin, F. Turning Gray: Changes of New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008).

[13]Wu, G. Command communication: The politics of editorial formulation in the People's Daily. China Quarterly,(1994).194-211.

[14]Zhao, Y.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conglom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ress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party stat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2),(2000a).3-26.

[15]Zhao, Y.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post-Deng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 1(4),(2000b).577-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