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维吾尔语新词汇的产生方法

作者简介：田娜，河南人，研究生，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于与实践。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许多新生的事物和概念，维吾尔语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词汇、用法，本文分析了新词新语产生的方法，归纳总结了其出现和使用的领域。

关键词：维吾尔语；新词新语

语言中受民族文化心理影响最直接，与文化的联系最密切的就是词语。社会越是突飞猛进地发展，新词语的产生越是又快又多。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新词新语新义不断涌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新疆也和全国一样，政治、经济、教育和科技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普及，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的概念和新的观念不断涌现。大量的新词新语的产生，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维吾尔语的词汇。

一、维吾尔语新词汇

新词就是新创造的词。它或者是指示的对象新，或者是代表的概念新，它的形式同时也是新的。

1、新词产生的方法：

维吾尔语新词语产生的途径不外乎三个方面：挖、造、借。“挖”就是挖掘维吾尔语中固有的、可赋予新义的词汇以及具有生命力的方言土语、古语词等。“造”是利用维吾尔语中固有的材料和构词法而创造新词语，即新造词语。“借”就是外来词语的吸收。维吾尔语新词语中的外来词语大部分来源于英语、汉语、俄语等。新造词语是词汇的主要组成部分。新造词的主要构词方式有派生法、复合法、缩略法三种。

2、维语创造新词的方法及其特点

维语的新词在创造上和其他语言有共性也有其个性，既遵循普遍性原则又有其特殊的规律。维吾尔语新词的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派生法，原有的词汇+造词词根的方法。词根+后缀（前缀+词根）例如：（声音）++（后缀）=（录音机）、（洗衣机）、（电冰箱）、（优化）、（打印机）

（2）合成法，原有词汇+原有词汇的方法，如：（经贸）、（干警）、（素质教育）、（个体户）等

（3）通过意译汉语词汇创造新词。如：（后门儿）、（第三者）、（冷战）

（4）外族语借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求新求异趋洋的心态。把外族语词汇按照维语语音系统进行改造使用。从外族语借词也是维吾尔语新词产生的一个主要途径。这部分词主要是汉语借词和俄语介词或是通过俄语借入的国际通用语。如：（电视机）（导弹）（计算机）（英特网）。

（5）缩写词

有些较长的短语通过众议俗成.只取每个词第一音节的第一个字母并固定下来，构成缩写词。如：（北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吸收行业词汇：给某行业的专业术语赋予转义或新义，从而构成新词。如：（天文学术语）有“明星”之意。（飞碟）原为餐具。

（7）给现有的词语赋予新义构成新词。例如：（大锅饭）

现指平均主义；（吃喝风）

二、维吾尔语新词语的类别

据统计，仅《规范化新词术语词典》中就收录了近两万新词术语。这些新词新语涵盖面相当广，本文将以上述词典以及有关论文、杂志及《新疆日报》、《乌鲁木齐晚报》等报刊、维语影视中出现的新词新语为依据，对这些新词语做一粗略的分类：

1.有关人物名称的新词语：（网民）、（白领工人）、（蓝领工人）、（黑客）

2.有关事物名称的新词语：（傻瓜机）、（电子吉他）、（转换器）

3.有关动作行为的新词语：（扶贫）、（买断）、（排污）、（抛售）

4.有关时事政治的新词语：WTO（入世）、（电话会议）、.（一国两制）

5.有关法律制度的新词语：（法盲）、（法人）、（法治）、（判决书）

6.有关科学技术的新词语：（微软）、（联网）

7.有关生产建设的新词语：（品牌）、（开发市场）、（拳头产品）

8.有关经济贸易的新词语：（经济发展战略）、（双边贸易）、（双轨制）

9.有关商业服务的新词语：（逆价）、（连锁店）

10.有关社会生活的新词语：（再就业）、（特快专递）、（热点）

11.有关教育学习的新词语：（客座教授）、211（211工程）、（应试教育）

12.有关观念、心理的新词语：（超前意识）、（参与意识）、（文化创新）

13.有关衣食住行的新词语：（超短裙）、（快餐）、（安居工程）

14.有关文体娱乐的新词语：（）、（遥控器）、（家庭影院）

15.有关卫生保健的新词语：（兴奋剂）、（全科医生）、（减肥茶）

三、总结

维语在创造新词上有其成功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必将影响语言的健康发展。

1.克服重复造词的倾向，造词和用词不能随心所欲，一定要造符合语法规范和用约定俗成的词语。一经选定则不要轻易改变

2.力求克服造词中求新求异趋洋的现象。可以看出，较之改革开放以前的维吾尔语，现在的维吾尔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潮流化，已显得不太规范，这正是现阶段维吾尔语的一种时尚，尽管语言学家对这一语言现象褒贬不一，但这些维吾尔语新词新义的存在与应用已是客观事实，不了解这些频频出现的维吾尔语的新词新义，我们就难以读懂维吾尔语的报刊，在与维吾尔人的交往中就会遇到不少障碍。（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语言学院）

参考文献

[1] 乌买尔・达吾提，论现代维吾尔语新词语的产生渠道及其特点[J]2008

[2] 司多巧，维吾尔语新词语的数量和类型考察[J]2011

也论“直译”与“意译”之辨

耿维峰

作者简介：耿维峰，男，东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摘 要：近来很多学界人士在谈及或商讨翻译方法时，习惯于不加区分地引用“直译”、“意译”、“异化”和“归化”来说明、验证自己的观点，从而导致“直译”、“意译”与翻译中（如佛经翻译）的“质朴”与“文饰”、“异化”和“归化”与西人Venuti之“foreignizing”、“domesticating”策略混淆运用的现象。基于此种现象，作者展开论述并对上述翻译方法、策略进行一一厘定。

关键词：翻译方法；策略；厘定

引言

通过阅读王宁教授的专著《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颇受启发，这也是大家著作的魅力之所在。促进本文作出思考的就是著作附录中“关于文学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对话”一文，文中生安锋提问时，有这么一句“自从有了翻译实践，就有了直译与意译的矛盾，这也是翻译界长期探讨的问题之一。”（王宁2006：329）这句话，引起本文对翻译方法和策略的思考，下文概要阐述本文之翻译观，以共同仁相互商榷。

一、翻译缘起论

翻译实践始于佛经翻译，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自从有了翻译实践，就有了“文”与“质”之争（发生于公元224年，这场论战中，“质派”在理论上获得了胜利，但在实践上，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任继愈1981：175）而非直译与意译。直译与意译的矛盾始于五四时期鲁迅等学者们对翻译的争论，且历史上的“文”与“质”和“直译”与“意译”是很不同的。“文饰”源于中华文化，是中国文学作品和写作的典型风格，而“质朴”则是佛经语言（梵文）作品和写作的典型风格，这样就产生了翻译难题，即在佛经翻译中是保持梵文的质朴，还是延用汉文的藻饰呢？早期的“质朴”者也有拘泥于语言表层的，但当佛经翻译成体系后，有一点不可忽略，即佛经中，无论是“质朴”还是“文饰”均不依梵文的语言表层形式而亦步亦趋，而只是在表达措辞层面颇为讲究。在语言表层形式处理方面就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有“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和代词还原法”（玄奘）等翻译主张。然而，也有偏向今天所说的“直译”，但本文以为更偏向“音译”（transliteration），因为译文中保持太多的“胡音”。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支娄迦谶，他主张“保全原文面目”，因此才产生了过多的“胡音”。然而，也有注意译文功能者，将“文”与“质”融为一体以传达原文之“神”为目标，重在译文之功能（旨在弘扬佛法、供佛教徒参悟），这样就产生了行文流畅、达意清晰之译文，其代表人物是鸠摩罗什。这种翻译方法，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给山东大学孙迎春教授编著的《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所作序文（辜正坤2005：142）中称其为“归化”，并取《金刚经》译本为例说明其魅力至今经久不衰。

二、直译与意译之辨

以本文当前目力所限，“直译”的定义很多，可谓人言言殊。打开有关论述翻译的著述，几乎都能找到相关的定义，盖不一一引述。本文尝试对“直译”的定义大体如下：是以保留原文本面目为要的翻译方法，重在保留原文之句法结构，亦有甚者要求原文本之音韵无损（西方诗歌翻译者认为，翻译中所丢失的就是原语言之音韵。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可参考性，但对汉语语系而言，无论译入还是译出，句法结构是个问题。）。这种方法极适合于引入外邦之新奇表述，而不利于信息传递和读者对文本之欣赏，因为各语言之结构迥异，直译过来不利于读者阅读，读起来不免生疏。鲁迅在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曾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不免遭到众学者之非议。这种方法译出的作品效果如何？翻阅鲁迅当年的译品，就可见分晓。然而，这种翻译方法也的确给汉语的变革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在词汇层面还是在句法层面，直译的贡献远远高于意译、归化翻译方法（王克非，2002：458；陈万会，2005：85；王冬梅，俞兵，2001：45；徐成淼，1998：5）。

意译则是以传达原文本之神情为要，不计其表层之表征形式。其极端者取华之典故、成语代西文之表述，且将原文之文体风格置之不顾，自1919年后这种风气蔚然成风，其实力数不胜数，其代表当属严复和林纾。以本文之见，这番型类译文，经证明还是颇为读者喜欢的，钱钟书对林纾翻译作品的评价是为例，而直译之作则没有那么幸运。（严格来讲，严复之译文应该为释译，英文表达为hermeneutic translation，因为其译文中有许多篡改，并加入了许多按语，《天演论》是为例。）

三、结语

结合上文所概述，生氏之“自从有了翻译实践，就有了直译与意译的矛盾”之说乃系常识性错误。此言之常识性错误，本文愚见，在于其对翻译学科在历史上存在的术语不甚熟悉所至。“直译”与“意译”之争辩，从本体论的视角看，原本即为翻译策略之谈，孰是孰非，解决之道恐需翻译具体实践为检验，但凭纯理性阐述，不免有空洞之嫌。（作者单位：东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329.

[2]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5.

[3] 辜正坤.译学津原[M].北京：文心出版社，2005：142.

[4] 王克非.近代翻译对汉语的影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6）：458-463.

[6] 王冬梅，俞兵.从翻译史角度析翻译对英、汉语发展的影响[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1）：45-48.

[8] 张春柏.从文质之争看佛经翻译的传统[A].罗选民.文化批评与翻译研究：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集[C].北京：外文出版社，2005：12.

[9] 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