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武僧侠:明清佛教之世俗化及僧人之侠客化
时间：2022-09-25 07:36:48
【前言】禅武僧侠:明清佛教之世俗化及僧人之侠客化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儒释之辨犹如云泥。照理说来,佛僧为出家之人,不再关心世俗事务,理应身处深山,在清幽的寺庙中修行,从而与儒家所倡导的人世精神有霄壤之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揆诸儒家或佛教社会史的演进历程,自儒、道相融之后,儒者却多有隐居山林之举。与此相反,自佛教传人中国且日渐...
摘要:佛僧以“大丈夫”自许,侠义精神,渊源有自。佛法具有两面相;一是“菩萨低眉”,有其慈祥、柔和的一面,目的在于劝化众生;二是“金刚怒目”,有其刚的~面,目的在于震慑众魔。至明清两代,僧人之尚气,以及“鏖僧”的风行;僧人之尚武、从军,以及由此而形成独特的“僧兵”与少林武术;僧人成为血性男子,行侠仗义,以及侠僧的普遍出现,无不证明,以佛教世俗化为前奏,在佛僧群体中已经形成一股“崇武尚侠”之风。明清僧侠亦有两分的迹象:一方面,僧人恩怨分明,行侠仗义,这是侠之小者;另一方面,每当国家多事之时,僧人挺身而出,视“王事”为“佛事”,这是侠之大者。
关键词:明清;禅武;僧侠;佛教;世俗化;侠客化;中国侠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l(2012)04-0090-13
一、引论:从佛与侠的关系说起
回溯中国侠客史与武侠文化史的研究历程,确乎成果斐然。近年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武侠文化史研究出现了诸多转向:或就过去侠的起源诸说加以综合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侠的起源;或将关注点聚焦于晚期的“儒侠”问题,进而对明清士人的尚侠风气、李贽与侠之关系、中晚明之山人侠、明代知识人群体与侠盗之间的关系‘引、明代泰州学派与侠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与探讨。所有这些,无不对于深化武侠文化史的研究大有裨益,并且足以证明,武侠文化史的研究需要拓宽研究的视野与领域。就此而论,关注明清时期的禅武之风以及僧人之侠客化,并对其深入探究,尤显必要。
儒释之辨犹如云泥。照理说来,佛僧为出家之人,不再关心世俗事务,理应身处深山,在清幽的寺庙中修行,从而与儒家所倡导的人世精神有霄壤之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揆诸儒家或佛教社会史的演进历程,自儒、道相融之后,儒者却多有隐居山林之举。与此相反,自佛教传人中国且日渐中国化之后,再兼之儒、释合流,佛僧却颇多忠孝侠义一类的入世之举。正如明末清初学者徐枋所论,儒者以全道为重,所看重者是“在我”,即过分强调个人的心性修养以保全自我人格的独立,常常是“处”优于“出”。从具体的事例来看,无论是孔明“不取干禄”,还是孟子“不义往见”,无不是“处”优于“出”的典型例证。佛法则以行道为亟,故利存狗物,每每“出”优于“处”。换言之,瞿昙设教,誓入五浊,神僧应化,不耻乱朝。只要能够延续慧命,普济群品,甚至可以“举身以狗之”。如此献身精神,正好与儒者规规然以洁己为高形成鲜明的对比。
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此类说法,不仅仅是佛教古德所言,而且已普遍为佛僧所认同。佛僧以“大丈夫”自许,可见侠义精神渊源有自。按照世俗见解,佛僧是忍者的典范,与世无争,仅以点化群氓为职责。殊不知佛氏尚有刚的另一面相。“大秽迹金刚”之事堪称典型一例。佛教史事记载,佛自涅架西方之后,西方之鬼自忖佛已寂灭,天下不再有佛,佛弟子更不足畏惧,无不起而造孽,佛法随之大坏。无奈之下,佛只好化身为金刚,蓝色凿齿,出入无有,中咋群鬼,食鬼之肉,饮鬼之血。鬼于是大为警惕,甘愿改过,成为佛弟子,佛法因此得以恢复。相关的咒语无不保存下来,这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大秽迹金刚》。可见,佛以慈悲为道,不但能开暗昧,拔死苦,转恶为善,而且闻见患难,无不往救。正是从佛能凭借武猛慑服群魔之事中,明初著名文臣刘基才更加坚信儒家圣人之说,即“仁者必有勇”。这种儒、释在刚的一面上的合流,同样得到了明朝人李廷机的认同。他认为,所谓禅,只是“割得断”,无论是尧、舜不以天下传给儿子,还是周公替王室诛杀其兄,无不都是“禅”。换言之,“禅”就是儒家圣人所谓的“刚”。士大夫身处是非恩怨之地,假若能得些禅意,将胸中葛藤一切割断,方能成全爽脱。反之,若不得其意,仅仅口谈,则毫无用处。相同的见解亦见诸陆云龙所著小说《清夜钟》,他认为,若是官员能在地方行政上,不听乡绅请托,在具体审理司法案件时,又能极其虚心平气,对大奸大恶决不姑息。碰到沉冤积枉,一味只是洗雪,即使违忤了上司,拂逆了乡宦,也毅然而行。这就有了佛的“宿根”。可见,佛法不仅仅限于断酒吃素,念佛看经,使自己见地空明、心性平善。假若一味宽和,遇到地方豪恶,衙门奸蠹,不打不骂,使其无所忌惮,其结果则是害人还以自害。进而言之,“纵恶”反而不是慈氏真法门。换言之,就佛法而言,显然具有两面相:一方面,“菩萨低眉”,属于慈祥、柔和的一面,其目的在于劝化众生;另一方面,“金刚”则“怒目”,属于刚的一面,其目的在于震慑众魔。
就此而论,诸如僧人之尚气,以及“鏖僧”的风行;僧人之尚武、从军,以及由此而形成独特的“僧兵”与少林武术;僧人成为血性男子,行侠仗义,以及侠僧的普遍出现,无不证明,在明清两代,以佛教世俗化为前奏,在佛僧群体中已经形成一股“崇武尚侠”之风。
明清佛教的世俗化,奠定于儒、佛、道三教合流之风。自晚明以来,正统观念(orthodoxy)已不再被人们奉为圭臬,其流行的普遍态势则是以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另外的思想和学派,于是“三教合一”也就成为时代的格言,比如晚明四大龙象之一憨山德清披剃出家后就“曾作《观老庄影响论》以倡言三教合一,并以唯心识观解《老》、注《庄》,证印庄老二氏之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通过对明代佛教的研究,可以让人们相信,晚明佛教徒中信仰合流倾向,对实践与行履的更加强调,以及相关的对教义的较少兴趣,显然与以前的佛教颇为不同。明代佛教的合流,其证据既在佛教内部流派的联合,也反映在它与儒、道的和睦相处。与三教合流相应,随之而来者,则是佛教的世俗化。
晚明以来佛教世俗化的倾向相当明显。晚明学道(即学佛)的士人,不但爱财、爱色,而且还爱交游玩好,却自以为学道,并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开脱:“此何碍于道?”当时的公安人王以明甚至公开说,无“杂念”,“不可学道”。此外,晚明一些学者还从禅宗的话头出发,公然提出为善惧“着心”、为恶不惧“着心”之说,甚至认为“为恶无碍”。这就是所谓的“无碍禅”,在禅学上一知半解,却自谓透脱,至于他们的立身行己,一无可观,甚至流于肆无忌惮。当时的情景,一如王夫之所揭示:“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恶已满贯,一念消之而无余愧。儒之驳者,窃附之以奔走天下,日无善无恶良知也。善恶本皆元,而耽酒渔色,网利逐名者,皆逍遥淌漾,自命为圣人之徒。”。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佛教世俗化的典型之说,而且使儒、佛两家在世俗化大潮中渐趋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