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校长蔡元培

胡适于1940年3月6日在美国得知蔡元培去世。他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了一段“盖棺论定”式的话：“到家才知道蔡孑民先生昨天死在香港，年七十三（1868―1940）。与周鲠生兄谈，同嗟叹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的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胡适这番话和田子方的“领导术”颇为合拍：“真能做领袖”的人，不在于专业上多么精通，而在于“充分用人”。那么，蔡元培的用人到底有何妙处？

一个伟大的理想：从总长到校长

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但是在这个职务上，他只干了几个月。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不断专权，蔡元培对其极为不满。因此，他早在1912年就坚决辞去教育总长之职，远走欧洲游学去了。

蔡元培的理想是做一个真正的教育家，1916年，他的机会来了，袁世凯登基做了皇帝，遭到e国反对，很快就陷入内外交困之中。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袁世凯之死，使政局更加扑朔迷离，最终黎元洪以副总统职继任总统。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恢复被袁世凯废止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亦向在欧洲游学的蔡元培发出邀请，希望他早日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接到范源濂的邀请后喜忧参半：喜的是出任大学校长致力于教育是其毕生的追求；忧的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极为腐败，校长已经换了好几个，仍不见起色。那时的北大，远没有如今的威望，作为清帝国最早设立的现代大学之一，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1912年5月更名北京大学）自成立之后，就因其处在北京，而很快成为官二代的集中地。那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多为官僚、富家子弟，在学校里被称为“老爷”。几乎每个学生都雇有仆人，上课铃响了，仆人要向学生通报说：“请老爷上课。”

这些“学生老爷”上学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希望毕业后能做官。北京大学的风气是以做官为目的，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学生老爷”们放了学不是去图书馆，而是跑到妓院、戏园，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当时，社会上盛传着“两院一堂”的说法：出入胡同妓院的人，大多是参众两院和京师大学堂的人，因此，当时的北京大学很是被社会所诟病，提到北大，人们只能像今天的网友一样表示“呵呵”。

对于这样的学校，蔡元培周围的很多好友都劝他不要去，因为若去了整顿不好，反而有损自己的清誉。孙中山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北京是帝王将相所在地，封建思想非常浓厚，正需要像蔡元培这样的人去北方宣传革命思想，他支持蔡元培赴任。蔡元培最终下定了决心，他是这样想的：如果能让北大做出改变，那就可以作为整个北京乃至中国改变的开始。北大既然已经这样腐朽，要在短时间内做出成绩，就不能再按常理出牌。

为陈独秀“造假”

一个好汉三个帮，蔡元培想先找到自己的文理两科的学长。1926年底来到北京后，他求贤若渴，唯才是举，到处打听。老友汤尔和向蔡元培推荐了《新青年》的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相识已久，他翻阅了《新青年》，并向汤打听到陈在北京的住处。12月26日，黎元洪总统颁发了对蔡元培的任命状，当天他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拜访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回忆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1917年1月13日，教育总长范源濂签发部令，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行为，因为陈独秀根本没有读过大学。之所以选中陈独秀，一是因为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恣肆、观点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他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很好的理解。然而，陈独秀毕竟只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没有在大学任教的履历。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那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有效的办法来核实学历信息，陈独秀就这样上任了。他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任文科学长期间，他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

蔡元培当了校长，要整顿学风，但也没有规定有“就开除”这一条。现实中，也没有因为嫖妓而开除过学生的案例。他曾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这事儿，蔡元培的想法是，办一个“进德会”，进入这个社团的人，大家先从自我做起，把嫖给戒了。这样，慢慢开始养成一种良好的校风。陈独秀也是“进德会”的成员。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关系很好，学生拍摄的各种毕业照中，两人总是坐到一起。然而在1919年3月，北京城乍暖还寒之时，小报爆出猛料，堂堂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一时间，舆论哗然。

陈独秀平日为人非常傲气，在北大也得罪了不少人，很多人因此要求校长蔡元培采取行动，开除陈独秀。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蔡元培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北大本来要搞一个改革，取消文理科的学长，用教授委员会来管理。现在蔡元培把这个改革提前了，这样，陈独秀就不再是文科学长了，算是对舆情的一个交代。这种做法既体现了蔡元培的原则性，也体现了他的包容之心。

重用夏元

夏元是蔡元培的浙江老乡，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时候，夏元就是北大理科学长，蔡元培对他选择了续聘。

北大获得名声，主要是靠文科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但是蔡元培对理科同样重视。夏元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于1884年出生在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05年，他南下广州应考留美生，当时有3个广东省省外名额，在600名考生中，他荣获第一名，如愿录取。1905年夏，夏元赴美留学，先入伯克利学校补习理化实验，翌年入耶鲁大学攻读物理学，1909年取得学士学位，同年秋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量子论创始人M・普朗克和著名实验物理学家H・鲁本斯，并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1912年，因广东省留学生学习经费中断，夏元只好辍学回国。同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聘夏元为该校理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理学院院长）和物理学教授，讲授普通物理、理论物理等课程。他与何育杰在北大培养了第一届物理学本科毕业生。

蔡元培续聘夏元，并要求他对北大的理科进行改革。1917年 11月后，夏元提出一系列教改举措：如改学制为预科2年、本科4年；完备课程设置，增设近世电学理论、相对论、原量论（即量子论）、流体力学、高等理论力学等。1917年，相对论与原量论才诞生不久，夏元适时引进教学，表明他对物理学进展的深刻了解，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物理教育，都受到夏的影响。1919年，蔡元培支持夏元再次去柏林大学“充电”，听普朗克和鲁本斯讲课，并经普朗克引荐结识了爱因斯坦。他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相对论，并协同科学研究，真正成为了爱师的门生和助手。1920年，夏元和一位德国小姐结为同好。1921年，蔡元培游历欧洲，途经柏林，由夏元陪同专访爱因斯坦。蔡元培非常渴望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但是最终由于行程原因未能如愿。不过，夏元却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引进了中国。

在对待夏元的问题上，蔡元培体现出了极为开阔的视野，他本人不懂物理学，但是却努力去接近当时世界物理学的最高峰。他并没有因为夏元是“前朝元老”而对他猜忌，反而完全信任他，这种知人善用也获得了很好的回报。

学历真的不重要吗？

蔡元培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给人一种不重视学历的印象。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读过不少书，也到寺庙出家冥想过，他的目的是来北大接受哲学系的正规教育，没想到，蔡元培直接让他当了老师。

某日，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就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程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或许是因为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3年后写出了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得出蔡元培完全不重视学历这个结论。他帮陈独秀的履历造假，说明在当时招聘院系领导的时候，学历也是很重要的。而他给梁漱溟的只是“讲师”的职位，与之差不多年龄的胡适，尽管尚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但有留学背景，则直接聘为教授。周作人到北京后，由于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直接被聘为文科教授。鲁迅、周作人和蔡元培是老乡，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因此，他们曾想让三弟周建人到北大谋个职位。鲁迅知道，周建人没有留过洋，因此并不指望他能当教授，一般行政职位即可，但是蔡元培仍然没有答应。最终，还是胡适托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帮他找了个校对的工作。

在蔡元培看来，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真才实学，但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拥有真才实学，在国外名校受教育的经历，其实是很好的保证。事实上，他从执掌北大开始，就聘请了很多国外名校的海归直接当教授，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胡适了。

也帮胡适造了假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蔡元培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他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胡适一直被称为胡博士，但真正拿到博士文凭却是10年后的事了。

1917年9月12日，51岁的蔡元培在六味斋为27岁的胡适设宴接风，这标志着两人正式交往的开始。初入北大，胡适感到压力很大。毕竟北大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学府”，无论师资水平还是学生素质都是当时最好的。要在这样一个极富挑战的新环境里站稳脚跟，不要说学生和同事不信任，就是自己对自己也会产生几丝怀疑。胡适在北大登台讲课的头一天晚上，蔡元培来到他家。起初胡适不清楚蔡元培的来意，一个劲地说东说西，蔡元培只是耐心地倾听着。后来，胡适意识到有点奇怪，于是想停下来问蔡元培找他有何事。还没等胡适开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辞。走到门外时，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对胡适说：“我聘你到北大来，就是信任你。”说完这话蔡元培就走了。胡适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终于明白原来蔡校长是来给他打气鼓劲了。想到这，胡适的眼睛湿润了。于是他回到室内，将第二天要讲的课又温习了一遍。

由于陈独秀加入带来的锐气，当时的北大，正处于新老思想的激烈交战之中。在传统中国，“家学”与“师承”不仅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关键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位学人在学界发言时具有合法性资格的重要标志。在清末民初的学界，这一规则依旧发挥着主导作用。直到现代教育制度在中国普遍建立，这种学术评价的标准才逐渐边缘化。但在胡适归国的1917年，他致力进入的中国学界仍然十分强调两者的重要性。胡适留学美国，虽然其时尚未获得博士学位，但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西学”具有相当水平。而胡适的自我期待却并非成为一位“西学”专家，而是谋求在中国学术的主流领域中的发言权甚至主导权。因此，“家学”背景也就成为了他亟需具有的前提条件，为他打开局面的，正是聘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时任校长蔡元培。

和帮陈独秀一样，蔡元培也帮胡适造了假。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奠定他学术地位的著作。蔡元培以校长身份作序予以推介，他在序言中说：“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容易多了。”这些话是写给那些保守派看的，强调胡适的家学、汉学，可以让他少受攻击。

这种表扬，其实完全是张冠李戴。功成名就后的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时，特地提及“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即“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1782―1849）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

但是，@种作假，恰恰反映了蔡元培用人哲学的核心。聘请一个人，主要看的是核心竞争力，至于别的，可以适当放宽条件。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大力聘用年轻人，据北京大学1918年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余岁。对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其中陈独秀39岁，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刘文典、胡适28岁，这在当今的大学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