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心动魄的情境抵达

一部好的剧目，必是一种健康的精神活动。它是通过对人们的感情、道德上的净化，引导人们热爱生活，善待人生。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曾生动地说过：“只有在戏院的池座上，好人和坏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在这里，坏人会对自己所犯过的罪行表示愤慨，会对自己给人造成的痛苦感到同情，会对一个正是具有他那样性格的人表示厌恶。”以日本“中归联”向抚顺战犯管理所捐建“谢罪碑”、把战犯改造成和平使者的史实为背景的三集广播剧《再生之路》，在抚顺广播电视台播出后，其义正词严的对白、觉醒悔痛的倾诉、以情喻理的思绪递进、绘声绘色的音效转承，听后无不撼人心魄，是一部极具艺术感染力的佳品。

亲近又亲切的创作理绪

《再生之路》的编剧、导演及录制者们，首先抓住一个审美定位，从开篇就注入了“亲切”、“亲近”的情感脉络，并通过这样一个理性基础，由始至终按人的意识行为，一层层推动和深化着“两亲”的发展，完成着创作主体和渲染主题的同化过程。

战犯野岛勇一乘坐的车厢内传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音乐，不仅道明了时间背景，而且把年代拉得近在咫尺。伴着欢快轻松的心境，再佐以广播员对抚顺这座古老又现代化的城市描述，让人顿生一种没有间疏的。沿着这样的“亲切”理绪，悔过自新的野岛重返他的再生之地，由衷发出“浑河两岸建得可真漂亮啊！”的咏叹；中谷雄发出“如果没有当年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和破坏，中国可能发展得更快、更好！”的感慨；中谷良子和野岛羽田遵照爷爷的嘱托在谢罪碑旁栽下一棵柏树以示友谊长青：“放心吧爷爷，您的愿望实现了，我们一定会沿着您没有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的和鸣，直至揭幕仪式第二天，两人在管理所爷爷曾住过的房间举行了婚礼……诸情诸景，贯连全篇，令人听来，仿如暖化的清溪，汩汩流过心头。

还有一种外延的“扩张”情绪，使得广播剧的亲化性更加饱满。比如君黛看望改造中的野岛，提及爸爸妈妈双双死于广岛的那场灾难，留下“唯一的心愿就是想看看心爱的儿子”，唤起野岛思念亲人痛恨战争的人性震颤；当野岛将心比心想拜访韩兴山时，韩兴山却已病逝，给野岛留下一个抱憾深长的良知空间……

形象与生动的音效转合

作为广播剧，主要是以听觉形象唤起人们的审美注意，它除了语言这一主打功能外，另一大功能属从就是音效了。无论是自然发生的声音还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音乐，不仅像血色一样润活于剧体，而且以它特有的情感引发人们生理上的通感产生视觉的作用，渲染色彩效果。《再生之路》便紧紧围绕着这一“声音”连接网络式的意象形态，完成了主体内容的倾情贯注。

剧情伊始，野岛同君黛在喜庆的日本民间音乐里匆匆完婚，情感色彩更急转直下：“大家可以送野岛出征啦！”当掠过一片诧异后，便是君黛凄绝、企望的“保重”“回来”之声。继而随着一声长长的轮船汽笛，完成了一种时空铺垫。接下来的激烈枪炮、鸡飞狗跳、妇婴哭喊、侵略者变态的狞笑……种种绘形绘声的音响，概括了一段充满血腥、毁灭人性的历史。而想家的野岛边哭咧咧地哼歌边在石板上磨着被枪杀的中国人牙齿的声音，又将人们的审美心理带到了另一种情绪状态。

音乐效果在剧中扮着起、承、转、合的重要“角色”，它如中国画中的“渲染”，起着水墨或颜色烘托物象、分出阴阳向背、强化艺术效果一样，不仅有层次和节奏感，而且让情绪更加饱满，更加生动。

野岛与众战犯被释放回国，在长鸣的汽笛中踏上了舞鹤港，通过扩声器传出“家乡的亲人们！我们回来啦！平平安安完完整整地回来啦！”一股欢呼的浪潮真实又逼真地汹涌而来，使由内而外的情绪放大化。再随着野岛“回来的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一批战争罪犯”的“定位”式宣言，腾起的音乐伴着经久不息的海涛，再一次把人们的情绪带进了膨胀的愉悦之中，既完成了主题升华，又为下一步的情节转化系结了纽带。

附体的主题音乐或寄体的音响效果，无不缠连着情感的传达，从中国和日本的民间音乐到中国和日本的海港，从每一声鸟鸣到每一阵掌声，均在时间诧异、地域方位、心理结构的不同点上起着“酵母”的催化作用。谢罪碑揭幕后放飞的鸽群，其融进长空的声声鸽哨，就是焕发一种阳光意义上的生存理绪，寓示人类共同守望一片和平的蓝天。

拟容而取心的情境实录

刘勰有“拟容取心”之说，是关于审美形象表现的中心论点，它所揭示的是艺术反映生活的感性形式，如何拉近内在本质的基本问题。所谓“拟容”是拟生活客体之容，对生活具体的感性存在，艺术要以其自身的具象形式加以揭示，否则“心”便无所依归，失去了信息传达的载体。

《再生之路》除了亲化程度和音效功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外，它的另一种极富撼动性的“穷形尽相”表达，更具切及肌肤、取人心魄的实境感。

在第一集中，与侵略者均有深仇大恨，并且还要以大米饭侍候的韩兴山、温毓茹等人百思不得其解，遂与所长郑浩然发生争执。郑浩然深怀中国政府宽待战犯的一腔教诲，陈述了他过去的经历：1938年秋天，他眼睁睁地看着敌机朝院子里投下的炸弹。等他醒来，发现母亲背上的弟弟只剩了布袋里的两条小腿。疯了的母亲喊着弟弟小名跌跌撞撞跑了出去，当他拖着伤腿赶到，池塘边只留下母亲的一只鞋……整整三百余字，让人既无冗长感，反在一股痛彻周身的情势里唤起共鸣，达到“取心”之效。

第三集中，中谷雄在接受审判时不仅对罪行供认不讳，还向法庭作了补充交代。“按我的罪行，杀一万个中谷雄也是应该的，我请求法庭处以我极刑！”中谷雄就是带着中国人民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博怀，回到日本后致力于和平事业，无处不在演讲入侵者的暴戾、中国人的宽容，结果导致歹徒破门而入的挟持与恐吓。而中谷雄从容应对，其惩恶扬善、崇尚和平的严词大义，正是醒觉了的中谷雄道德良知的完美渲泄，令人在这种“完美”中回归了一个“心位”界域。

类似这般情结，剧中尚有多处。受篇幅所限，权作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总之，它从艺术感染角度而言，已经抵达了一种撼动心魄的情境，完成了广播意义上独有的审美造势。

（作者单位：抚顺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