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与学 快与慢

我的职业是在高校教书，开的课程中有一门和文学批评有关，每年第一次上课前学生总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文学批评是不是多余的？它除了对现时的文学作品可能有一点导读的作用和误读的副作用，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

对这种问题的提出，我抱着理解的态度。那些已经读到了至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肯定不会是无知无识的，背后的意思似乎是：第一，文学批评是正在发展的文学创作的附带物，捧捧骂骂可能也常常不得要领，没有谁会领情的，干嘛还要这么辛辛苦苦地做？第二，作品有作家来创作，文学史有文学史家来撰写，文学批评夹在中间算个什么？

针对这样的诘问，我不得不告诉他们：你们有谁将来想成为好的作家和好的文学史家，一定要知道，好的文学批评的功能就设定在文学史和文学现场之间，它为现时代摸索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文学经典的标准和尺度，而不是为了笑傲江湖、夜宴无极。

事实上，我们现在确实稀缺那种将文学史与文学现场有机融合的文学批评。理想的文学批评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才”与“学”的相得益彰。

在高校的文学学术范畴，存在着一种“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傲慢”，即便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普遍存在着拘泥于文学史而忽视或者轻视活的文学现场的现象，这种“眼长手短”的现象，必然导致本应更加鲜活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在学术旨趣上的趋同。同时，活跃于当代文学前沿的文学批评常被指为文学史功底不足――这也难怪，文学批评者也的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才肥学瘦”的问题。理想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都应该是灵悟和史识恰合之下的学术建构，理论与观点需要在实证梳理剖析当中自然发现与抽绎，既要指向文学史的演进轨迹，也更能够与活的文学现场相会通。“才”与“学”相得，在文学批评中也应主要表现为“悟性”和“史识”的无间融合，从而让文学批评既为保持文学生态的繁富性而理直气壮地存在，又要为文学史的经典遴选标寻客观适当的刻度。

我们都不愿意被轻慢，可是我们在回思中又无法不难堪，大量的批评文章显得那么“轻快”，我们常常习惯于不自觉地乘着“时代”的列车呼啸着飞奔，我们的视野被限制在列车员、乘客和一闪而过的车外景物上。可是，当我们下了车住下来，翻开书，我们没能从文学史上看到过哪怕是一部“快”的经典。米兰・昆德拉曾把“慢”和幸福、甜蜜相提并论，认为那是“凝望上帝仁慈的窗户”。“慢的乐趣”渐渐失传的危险来临的时候，文学批评有责任提醒“乡间小径、草原、林间空地”的依然存在。慢，无疑是非时尚的，问题是，文学批评也需清醒现状中的创作假象――以“快”的生产方式伪造出“慢”的疑似经典，故作漫游和硬写自然正在成为今天的写作时尚。

所谓“慢”，其实是对深在的人性境遇和人文意绪等经典因素的凝神。跟踪式的批评，在阅读跟进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要在社会生活表层跑来跑去。最近看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突然觉得，主人公吉宽简直就是现今批评工作者的一个隐喻。这位曾经衣着干净在马车上手持法布尔的《昆虫记》的乡村懒汉，因为他喜欢田园之散慢，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同伴们纷纷进城的大潮中，他的行为就被理解为“懒”，结果丢了恋人，失了自尊，于是他进城了，开始了他情感十分复杂和经历十分快捷的城市生涯。于是，“慢”的乡村情味彻底被“快”的城市和痛感所置换。

“才”的表达可以“明快”和“痛快”，而“学”的具备是要下“慢”的功夫的。对文学创作令人眩晕的“快”有所快速反应，有时候表现为文学批评的才华横溢和出口成章，这是“以快评快”；而对眼花缭乱的“快”耐心琢磨，发现速度之下的人心中的疯狂和厌倦的文学批评，才是有可能真切地领会到了“慢”的妙谛的，这是一种“以慢评快”。这后一种才学兼修的解悟，在冲动和理智之间的深远处，是对文学史某些不变的基本标准的敬畏。

因此说，文学批评的存在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它是文学现场和文学史之间的摆渡之舟。有了这种意识，它就能够轻灵而持重，可以避免好多本不必有的疑问和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