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的文学批评观与批评实践

摘 要：汪曾祺的文论著作中，有关文学批评的内容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一部分表达了他对文学批评的基本主张，提供了诸多非常富有价值的思考；另一部分是以这些主张为基础的颇具特色的批评实践。汪曾祺的批评理论和实践，在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融汇及对西方文论积极因素的吸纳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价值不可低估。

关键词：汪曾祺；文学批评；批评观；批评实践。

作者简介：王天桥，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

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相比，中国当代作家的文论思想研究一直没有获得学术界充分关注。这种状况一方面由于整体成绩之间的差距不小，另一方面与重视程度不够也有很大关系。而当中国当代作家在文论方面已取得比较丰厚的积累时，这种有意无意的疏漏实不应该。汪曾祺便是其中的一位。这里的“文论”是广义上的概念，指文学理论性质的文章，包括作家作品评论、文学理论论文、创作谈、演讲录、序跋等文字。在汪曾祺的文论中，创作论无疑是其中非常有启发意义的部分，但这丝毫不能抹杀其中有关文学批评部分的成就。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其极具现实意义的文学批评观上，而且体现在其极富个性色彩的批评文章中。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汪曾祺的文学批评观和批评实践。

一

1. “发现”：批评的本质

从汪曾祺的有关文论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对于文学批评的表述是明晰的，但若联系起来看，一些观点间似乎存有抵触。一方面，汪曾祺认为批评家对于作家是不可缺少的，批评家的作用主要就是不断推动作家去探索，去追求。另一方面，汪曾祺对于文学批评又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对批评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的怀疑。他曾对批评活动进行过细化，即广义的批评可以分为作家的自我批评、作家相互间的批评以及专业批评家的批评。在他看来，三者中评论家写作家相对比较客观，但也不能做到句句中肯。文学批评总难免带有批评家的主观色彩，有的甚至很强烈，批评的客观性因而难以保证。与此相应的第二个担心就是批评对于作家的意义有限。汪曾祺对文学批评家总好指出作品不足这一做法的效果不乐观，认为即使指出不足，批评家自己不会动手去改，作家也未必照批评家的意见去改写。这样看来，我们得出的结论好像是汪曾祺否定文学批评，而且与其上文对文学批评的肯定似乎相悖。其实不是汪曾祺自相矛盾，他的观点只是反映了文学批评与创作之间本身存在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文学批评想尽可能客观地评价一部作品；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又难以摒弃各种主观因素。

有鉴于此，汪曾祺倾向于认为文学批评是相对独立于文学创作的另一种创造性工作。他曾明确指出，“评论家应该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有自己独创的说法，要能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来，即使片面一点，偏激一点，也比淡而无味的温吞水好。” [1 ]既然文学批评难以摆脱主观性，那就要充分发挥批评者自己的主观作用，从自己的批评文字中投射出自己独立人格的光芒来。对于汪曾祺来说，文学批评与其说是下断语式的评判，不如说是一种“发现”：既是对作家和作品的发现，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发现。“发现”一词是汪曾祺文章中的原话，这个词最能反映汪曾祺的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主张。“发现”一方面表明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物；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客观性东西批评主体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度，而且当批评主体在将文学作品对象化的同时会在其中打上自己的主观印记，同时批评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即作者之间会以作品为中介形成一种隐性的对话关系。总之，综合汪曾祺关于文学批评的相关论述，批评是“发现”这句看似是其脱口而出的话，其实应是他长期深思熟虑后的理论概括，可以看作其对于文学批评的基本观点。

2. 文学批评基本主张

汪曾祺在《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以下未标注的引文均自此篇）一文中集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学批评的一些主张，尤其是存在的问题。汪曾祺认为，当时的文学批评主要存在的问题有：缺乏个性；评论和鉴赏分离；结构呆板；只评作品，忽视作者；评论腔、八股气浓厚。汪曾祺指出的有些问题直到如今在批评界依然严重。由此，汪曾祺关于文学批评的相关论述才愈显示出其价值来。应该说，汪曾祺对于文学批评的诸多批评是十分中肯的，其中涉及到的许多方面直到现在依然值得文学批评界深思。

关于批评个性。汪曾祺认为批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见风使舵。这与上文中汪曾祺所谈的批评的主观性是一致的，批评需要适度而充分发挥批评家的主观性，只有这样批评才能是活的批评，也才能真正实现批评的价值。汪曾祺说，“有些作家的作品可以不用署名，一看就知道这是某人写的。”这就是批评的个性。如果说“文如其人”，也可以说“批评如其人”。汪曾祺认为，批评的个性还体现为对批评对象的选择、以及对于批评对象内部因素的选择上。选哪个作家不选哪个作家，选哪部作品不选哪部作品，谈一部作品的哪些部分不谈哪些部分，所有这些都是批评个性的构成因素。

关于批评模式。除了强调批评的个性外，汪曾祺还极力呼吁评论与鉴赏的结合，呼吁破除文学批评中常见的呆板的套路。他指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评论和鉴赏分了家了。我以为还是合起来好。”汪曾祺对司空见惯的“思想内容”加“艺术特点”加“作品不足”的批评模式很反感。认为完全可以先从作品塑造的形象入手，再来探索形象的思想内涵。这番话与批评是“以欣赏为基础”的评价和研究的观点是一致的。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中的精华部分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比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与鉴赏是血肉相连的，“品味”与“评点”这类生动活泼的批评方式现在已难觅踪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一大缺憾。汪曾祺所言非常有针对性，批评与鉴赏的分离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批评界的浮躁，肆意挥霍理论话语只能说明批评的不自信，鉴赏的抛弃只能导致批评流于肤浅。

关于批评文体。汪曾祺提倡批评文体的审美性，他很不满于流行的那股评论腔，而对李健吾先生的那种充满灵性的感悟式的文学批评非常欣赏。“我觉得评论文章应该象一篇文章，就是说要讲究一点语言艺术，写得生动一点，漂亮一点。”汪曾祺的这句话是非常切中文学批评弊病的要害的。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按理说，对于文学批评文章提出文学性要求并不过分。而现实情况是，文学批评的文学性丢失现象严重。一些批评专著或文章的语言实在令人不忍卒读，文理不通的情况甚至屡见不鲜，更不用谈语言的文采和感染力了。汪曾祺认为，要使得批评文体具有美感，批评家还要充分发挥形象思维能力，有时也要善于展开想象的翅膀，这样才能更细致入微地揭示出、发掘出作品的美来。

3. 文学批评方法论

汪曾祺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指导作用。比如，他非常服膺“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他指出，“我们的理论批评，谈作品的多，谈作家的少，谈作家气质的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理论批评家的任务，首先在知人。”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说诗者不可孤立地就诗论诗，而应该联系作家本人及时代谈作品。此外，汪曾祺非常欣赏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气”说，认为这是一个比许多西方现代美学的概念还要现代的概念。他还希望评论家“把‘文气论’引进小说批评中来，并且用它来评论外国小说。”汪曾祺认为传统文艺理论是很高明的，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都应该多从中汲取养料。可见传统文论对于汪曾祺影响之深，这与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西方理论资源被滥用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这并不意味着汪曾祺的批评观就是陈旧、过时的。相反，他的批评观中还有着非常具有现代感的内容。他在强调“知人论世”时，其实并未把重心放在作家的生平等背景知识上，而是强调从语言切入。“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研究创作的内部规律，探索作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不能不玩味作者的语言。” [2 ] （168）可见，他非常强调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作家作品，强调从语言中探寻作家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及其创作规律。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见地的文学批评观。而且进一步思考，我们会感觉到其与西方语言哲学、语言批评的相通之处，尽管汪曾祺对于那些深奥复杂的语言思辨不感兴趣。

二

在汪曾祺先生的全部文论著作中，文学批评所占的比例不小。从其评论的对象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点。首先是汪曾祺所评论到的作家一般都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包括师友、学生等来往比较密切的人。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朋辈的邓友梅、林斤澜等。其次，他所评论的作品都有一定的共性，多为小说作品，而且以抒情性和文化意味浓厚的小说居多。从其评论文章的内容看，专论性文章的论的意味相对较浓，而序言性文章鉴赏性较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论与赏是割裂的，比较而言前者的质量和格调更高。在这些文章中，最有价值的应该要数有关沈从文的批评文章。此外，比较优秀的批评文章还有：《漫评〈烟壶〉》，《林斤澜的矮凳桥》，《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从哀愁到沉郁——何立伟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序》，《推荐〈孕妇和牛〉》，《阿成小说集〈年关六赋〉序》等。细读文本之后，我们会发现，汪曾祺的批评文章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

1. 批评趣味：“回到民族传统”

汪曾祺的批评趣味与传统相近，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重品味和感悟；善用传统批评方法。纵览汪曾祺先生的文学批评文章，我们的第一感觉是，文中少有枯燥乏味的理论说教，洋溢其中的多是流自心底的阅读感悟。《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一文中，汪曾祺在分析文章的情节线索时，并没有采用条分缕析的方式，而是用了这样一句，“沈从文的小说往往是用季节的颜色、声音来计算时间的。” [2 ] （254）看似一句非常简单的话，细细琢磨，真是韵味无穷。汪曾祺非常善于通过细细的品味，把自己的阅读感悟通过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感悟被表达的同时，作品的特点往往也就自然地被揭示于读者的面前，从而无需繁琐的理论表述。尽管与西方印象派批评有相通之处，但汪曾祺更多的还是受到中国传统文论的濡染。其实，中国古代文论诗性思维的几大特征，即“类比推理、整体观照和直觉感悟”，在汪曾祺的许多批评文章中均表现得非常鲜明。当然，在强调汪曾祺文学批评中的鉴赏性因素时，并不是说他完全忽视了文章的说理性。相反，其文章的说理性也不弱，其对作品主题意蕴、语言、结构的分析往往也极富逻辑性和条理性，只是表现地不是那样显露而已。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汪曾祺在其批评中确实实践了自己对于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主张，即评论和鉴赏相结合。

汪曾祺批评的传统性还体现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汪曾祺是很重视传统文艺批评方法的传承的，他曾建议文学研究者把“文气”说应用于外国小说的批评，他能很自然地把中国古代文学以外的批评方法融入到自己的文学批评中去。《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中，在论述沈从文小说中的风景描写时，汪曾祺写道：“沈从文不是一个雕塑家，他是一个画家。一个风景画的大师。他画的不是油画，是中国的彩墨画，笔致疏朗，着色明丽。” [2 ] （85）好一个“笔致疏朗，着色明丽”，汪曾祺把中国传统的画论自然地融入了文学批评，而又是那样贴切传神。这篇文章在评价《边城》的结尾时，借鉴了汤显祖戏曲收尾的两种方式即“度尾”和“煞尾”，谈《边城》中各章节的收尾艺术。把戏曲批评中的常用概念移置到小说批评中。此外，汪曾祺的文学批评还体现了其一贯重视的“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也许正因为此，汪曾祺所评论的作家多为自己比较熟悉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有关沈从文作品的批评写得那样挥洒自如且不乏深度。在沈从文作品的批评中，汪曾祺充分运用了“知人论世”批评方法，得出了许多人所未见的新的认识。《沈从文的寂寞——谈谈他的散文》这篇文章尤为明显，汪曾祺在文中把论人与论文紧密结合起来，以人品映照文品，以文品反衬人品，使得沈从文的人格与其作品的格调相映成趣。汪曾祺说，“沈先生用手中一支笔写了一生，也用这支笔写了他自己。他本人就象一个作品，一篇他自己所写的作品那样的作品。” [2 ] （199）古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看来这句话用来评价沈从文尤为合适。从行文看，与其说这篇文章是一篇论文，还不如说也是一篇散文，随性而谈，娓娓道来。但若仔细品味，我们会发现这篇文章真可谓散文研究的精品，形式上与研究对象水融，而内在的条理和逻辑又十分清晰。全文围绕着一个中心论点展开，即“沈先生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的工艺大师。”“热情的爱国主义者”谈的是人，是人品。可以说，汪曾祺深得“知人论世”这一传统批评方法之要义，让我们觉得其观点一切来得如此自然而合情合理，很有说服力。这一方法在作者评论邓友梅和林斤澜等的作品中都有所使用。“文气”说、传统画论、书法论、戏曲论、“知人论世”，所有这些，使得洋溢于沈从文批评文章中的是一股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旨趣，尽管其中已经融入了许多现代成分。

2. 语言“本体论”与文学批评

汪曾祺是一个有着高度语言自觉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汪曾祺的创作论中，“语言”应该算是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从汪曾祺的全部批评文章看，他在分析一部作品时虽然喜欢整体观照，仔细梳理我们又会发现，他常常会谈作品的主题意蕴、人物形象、语言风格、景物描写、结构安排等方面。这一点好像很大众化，其实不尽然。在以上所说的几个方面中，作者并不是平均用力、按部就班的，其中最突出、最见批评眼力要算语言的评析。在所有的批评文章中，作者很少不谈语言，不仅谈而且谈得深入、谈得妥帖，这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应该说是很难得的。语言的评析看似小儿科，其实里面大有深意。因为，语言不仅是接近一个作家的最可靠的方式，也是检验批评家对于文学艺术感受能力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汪曾祺在文论中多次强调，“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有鉴于此，无论是在自己的创作中，还是在面对其他作家的作品时，语言一直是其关注的焦点。

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中，汪曾祺对沈从文的语言特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沈从文文学语言的最大特点是“朴实”、“流畅”。所谓的“沈从文体”是作者把家乡话、普通话、文言和口语“调和”而成，并且做到使这些语言成分融合在一起毫不“格生”。认为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是以“性格化的语言”而是以“普通人的说话”取胜，他善于把“普通词汇”赋予新的意义。这自然让人想起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点铁成金”说，就是使朴实平淡的语言蕴涵丰富起来的技巧。汪曾祺对于沈从文语言的把握是精准的，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评析与对其整个作品的评析结合起来。可以说谈语言就是在谈作品本身。《读〈萧萧〉》中，作者对“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中的“糊糊涂涂”一词十分欣赏。 [3 ] （25）论者对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十分敏感。如果说对沈从文的语言分析还比较中规中矩的话，那么汪曾祺对林斤澜小说语言的分析真是够胆大的。《林斤澜的矮凳桥》一文中，他甚至认为林斤澜的不少小说构思不是从某一确定的思想出发的，而是从某些捉摸不定的语言出发的。“斤澜常常凭借语言来构思。一句什么好的话，在他琢磨一团生活的时候，老是在他的思维里闪动，这句话推动着他，怂恿着他，蛊惑着他，他就由着这句话把自己漂浮起来，一篇小说终于受孕、成形了。” [2 ] （88）汪曾祺在文学批评中为何如此重视语言呢，《阿成小说集〈年关六赋〉》中做了明确的回答，“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 [4 ] （298）在汪曾祺看来，语言可以说是个最低要求，也可以说是个最高要求。从汪曾祺的文论中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找准了语言，就找到了一种创作；找准了语言，就找到了一个切入文学批评的重要突破口。

3. 审美性批评文体的构建

汪曾祺批评文体的自觉主要表现在对于批评程式化结构的摒弃，注意文学批评语言的文学性和美感。汪曾祺对于流行于文学批评中的评论腔、八股气甚是反感。他多次强调批评文章也要讲究语言艺术，强调文章写得“漂亮一点”。《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中，作者先概述了《边城》的主要情节，然后结合《湘行散记》中的相关内容交代了翠翠形象的来源，接着分析了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作品的语言和结构方面的特点。先说什么后说什么看起来并没有作刻意的安排，一切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至。《沈从文的寂寞》全篇围绕一句话展开论述，那就是，“我觉得沈先生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的工艺大师。”在《林斤澜的矮凳桥》一文中，作者用“桥”、“幔”、“人”、“涩”几个看似随手拈来的字统摄全文，这几个字与其说是标题不如说是作者批评之网的几个关键结点，却能在挥洒自如中打捞出林斤澜小说中的精华。在其众多的批评文章中，一篇有一篇的行文思路，没有固定的套路可循，读来丝毫没有充塞于一些批评家文字中的批评腔和八股气。这样的批评方式有一个明显的优点是：行文自然，与批评对象契合无间。用一个中国传统文论术语来形容，可谓“随物赋形”。

与此同时，汪曾祺的批评文体还以语言的文学性取胜。这应该是阅读其批评文章的第一感觉，这样的批评美文随处可见。《沈从文和他的〈边城〉》里这样写道：《边城》里的爱情“是那样的纯粹，那样不俗，那样象空气里小花、青草的香气，象风送来的小溪流水的声音，若有若无，不可捉摸，然而又是那样的实实在在，那样的真。这样的爱情叫人想起古人说得很好，但不大为人所理解的一句话：思无邪。”几个极富有想象力的比喻把那种朦朦胧胧又真真切切的淳朴的爱情表现得有声有味、有色有形，如果说这仅仅是汪曾祺的创造那就有脱离批评对象的嫌疑，可我们分明感受到了沈从文小说中的那种实实在在而又难以捉摸的爱情，汪曾祺的文字使无形的情感有了寄托。这就是汪曾祺所说的“发现”。在《漫评〈烟壶〉》中，汪曾祺认为《烟壶》中写得最成功的应是柳娘，“她俊俏而不俗气，能干而不咋唬，光彩照人，英气勃勃，有心胸，有作为，有决断，拿得起，放得下，掰得开，踢得动，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沉着镇定，头脑清醒，方寸不乱，举措从容。这真是市井中难得的一方碧玉，挺立在水边的一株雪白雪白的马蹄莲”。 [2 ] （321）多美的文字！让人不禁想起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中自称的“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姑且不论柳娘是不是小说中最成功的人物，但这酣畅淋漓的批评语言便令人拍案。汪曾祺多次强调批评要能见出批评家自己的个性来。这篇批评文章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神色飞扬的汪曾祺先生。像这样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文学性的批评语言在汪曾祺的评论中不是偶然一见的，而是俯拾皆是，成为其独具特色的批评文体的重要构成因素。从批评文体看，汪曾祺的文章毫无学究气，而是做到在自然行文中注重语言的美感、注重大胆想象、注重批评家主体情感的投射，从而建构起一种鲜活生动、可读性非常强的批评文体。拿这样的文章与那些西方理论满天飞的批评相比，不令人警醒吗。这里并不是一味反对批评中的理论运用，而是意在强调被滥用了的理论显得多么苍白和无力。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可从汪曾祺先生的评论中学习之处多矣！

结语：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汪曾祺

其实，像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注重作家间影响研究、谈缺点坦诚而具体等，在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中表现得也很鲜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了。另外，如果一定去找寻汪曾祺文学批评中的不足，也是会很容易有所发现的。比如，批评的理论性、系统性相对不强，批评的选择面比较狭窄等。然而，这既可以看做作家文论难以避免的缺点，也可以说因此才得以凸显出其批评的个性来。从汪曾祺先生的批评主张和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以下几点。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深厚影响，无论是对于其批评主张还是批评实践都如此。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美的感悟能力超强。其次是批评主张与批评实践的高度契合。凡是其极力批判的都是其在批评文章中所极力避免的，凡是其积极主张的多在其批评实践中充分体现。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汪曾祺的文学批评观和批评实践与其文学观是高度一致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是汪曾祺先生在北京市作协的一次关于其作品的讨论会上的发言题目。这个简短的发言稿可以看作理解汪曾祺文学思想的重要钥匙。汪曾祺强调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又不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他强调回到“民族传统”，但又绝不是泥古不化。所谓“回到民族传统”，既是汪曾祺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道路的一种主张，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清醒的定位。汪曾祺以自己的创作和文学批评充分实践自己的文学理想。

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传承，更近一点地说，我们可以发现其文学批评也是对周作人、朱光潜、李健吾、沈从文等一脉作家身份批评家的承续。如果说汪曾祺的文学批评有何独特价值的话，那首先在于他以作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判断力介入文学批评，促进了文学批评生态的净化和优化。同时，汪曾祺的文学批评直接传承了现代作家积极介入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正因为有了汪曾祺，在面对中国现代作家那一份份沉甸甸的文论著作时，当代作家少了一丝汗颜。我们不期待所有的批评家都是汪曾祺式的批评家，但是如果批评界中没有一大批这类具有超强艺术感悟能力的批评家，那么对于整个文学批评生态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唤作家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具有丰富艺术感悟力的高质量批评。这对于作家来说也许是一种苛求。在这个理论话语肆意泛滥的批评界，在这个越来越失去文学感受能力的批评界，在这个批评文章越来越不知所云的批评界，我们呼唤更多的汪曾祺式的批评家。汪曾祺的文学批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以及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建设性意义不可低估。长期以来，文学界对于汪曾祺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可谓丰富，而对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价值似乎一直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批评界的一大遗憾。在这个日益浮躁的批评语境下，重温汪曾祺先生闪烁着灵性感悟的批评文字，或许不至于让我们在乱象丛生的文学批评征途中迷失得太远！

参考文献：

[1] 王 彬.论典型文学形象的社会传播路径[J].求索，2011，（3）：212.

[2] 汪曾祺.晚翠文谈[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五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责任编校：文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