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勰的文学通变观看其“宗经”思想

摘 要：刘勰将《征圣》、《宗经》列于“文之枢纽”，而且在文体论、创作论等部分的论述中也体现了“宗经”的观念，所以刘勰是否泥于儒经就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从刘勰“随变适会”的文学发展观来看，他并非完全陷入经典的泥淖中寸步难移，他是以文学系统观“弥纶群言”，而我们也应以整体系统的视角来观照调节散入各篇的儒经颜色的浓淡。实质上，刘勰“宗经”的目的是为了救弊，同时建立自己的文学主张。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017-01

令沈约“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的《文心雕龙》著成以来，始终在文论的天空牵动着人们的视线，由于“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跟着文学风尚的不同而变化的”，所以才会有“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才略》）的现象，进入西风“浸润”的二十世纪，“龙学”的研究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高潮，计论文共2900多篇，研究专著215种，但面对“上下百家，体大而思精”的“文囿之巨观”，我们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仍有很大的分歧。

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勰将《征圣》、《宗经》置于前，整部著作都充盈着对“圣”、“经”俯首帖耳的形象，一个最典型的证据是在《辨骚》篇中分析楚辞与经典的异同时，他评价神话传说是“诡异之辞”、“谲怪之谈”，认为屈原投水是“狷狭之志”，《招魂》中所述的宴乐是“荒淫之意”，其实这些都是“以管窥天”，缺少前后联系的辩证思维，没有真正把《文心雕龙》当做“体大思精”的系统理论著作。

对于神话的态度，刘勰在《正纬》篇里指出纬书的价值方向时就已经明了了，可从用典和辞采的方向考虑纬书中一些神话故事的价值。至于所谓“狷狭之志”，刘勰在《程器》中明确赞美屈原的忠诚：“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至于“荒淫之意”可联系当时刘勰的创作背景即可理解。即使是这样，刘勰还高度肯定了楚辞在文体方面的开创意义，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楚辞异于经典之处，正是刘勰指出来的新文体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体现。“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他并不是要否定楚辞汉赋，而是反对由楚辞汉赋所产生的流弊。

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面对文学的发展，虽然许多人会固守前篇，但大部分还是持革新的发展观，刘勰的《通变》正是这一方面的重要文论。“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风骨》），他讲了通变的意义，而且还进一步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通变》）。那么同样是“通变”，是像新文化运动时期某些“全盘西化”论者那样下猛药，丢弃一切文化地基而筑空中楼阁，还是如吴宓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智态度？刘勰的“望今制奇”加“参古定法”（《通变》）就给出了最智慧的答案，一些指责刘勰的“通变”脱不掉圣人的“紧箍咒”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时至21世纪，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呼求，是在我们的学术与文化遭遇到外来文化“空降兵”之后水土不服而发出的，那么通变观理智的做法应如吴宓所言“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以此来反思刘勰的通变观，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从大的文学发展观上去看待“通变”，它的地位无可厚非。即使是从小的方面处理创作中的小问题，“通变”也会显示出能斩开死结的神奇作用。例如“章句”的处理，总的要求是“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但问题是复杂而不一致的，所以刘勰又指出要“随变适会”。而且他能辩证地看到“变”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黄唐淳而质”到“商周丽而雅”是积极发展，从“楚汉侈而诡”到“宋初讹而新”（《通变》）是趋时倒退，他能看到文学发展之路的曲折，极力要求把变而衰挽到变而通。所以他认为有些东西是不变的，而有些东西是非变不可的：“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弗莱有相同之处，弗莱从文学的整体性、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来看，“艺术既不进化也不改善，这是批评领域的一种常识：艺术仅生产经典或典范作品”，他认为变化的只是技巧。

既已确立了通变观，那么接下来就是怎样去“变”的问题了，刘勰提出了“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度”之法，突出了情理与才华，并非把儒经作为亘古闪亮的恒星。对于“词赋之英杰”的楚辞，作者认为它的变化是“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时序》）。楚辞的成功，不论是在文体创新方面，还是文辞的新变方面，作者都将之归因于“纵横之诡俗”，这里就离儒学更远了。为什么刘勰会有这种对儒学若即若离的态度呢？石家宜的观点似乎更能令人信服：“并非‘通’、‘变’对举，而是以‘变’求‘通’。”他指出了“变”只是手段，而“通”才是目的。

这种“通变”观遭遇到实际问题时，刘勰是怎样处理的呢？比如是否会弥合文学的分流与融合，即各个时期上层文学与下层文学的对流。《时序》中言：“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他认为属于俗文学的“歌谣文理”会成为“风”而引起“波震”，所以牟世金所言刘勰“坚定不移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来立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刘勰思想上不可能有什么地位”就不那么确切了。刘勰若不是停止企首而望并蹲下身来审视同是下层阶级民众的感情，怎会有“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谐隐》）的对普通受迫人群的文化认同感？他在《颂赞》中指出俗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意在微讽”、“抑止昏暴”，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美刺观，所以“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直言不咏，短辞以讽”（《颂赞》）。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俗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明诗》）这句话在五言诗的起源探索方面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所以有人说“实际上，刘勰的很多表述证明了他是雅俗互补的”。

总的看来，刘勰的“通变”观渗透在文学发展的各个方面，那么对于儒经，他不是以“敷赞圣旨”为目的，而是以“通变”为筛子来选取利用某些儒经观点，并进行改造与发展，他严守师说、溺于儒经的可能性非常小。“把刘勰的理论放在当时斗争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刘勰文学的进步意义就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所谓《文心雕龙》在政治上‘搞复辟倒退’，在文学上‘搞颂古非今’的种种责难，是一种违背历史的苛求。”我们从刘勰的文学通变观溯至他的“宗经”问题，认为此说比较中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进步意义，对待《文心雕龙》的正确态度是“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征圣》）。穿过“精义曲隐”、“微辞婉晦”，真正看到“正言”与“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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