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纺织服装行业新红利

中国服装协会秘书长杨金纯认为，纺织服装业迎“拐点”说法并不准确，我国服装整体运行情况相对稳定。2013年下半年，纺织服装业“双喜临门”，不仅行业回暖趋势明显，三中全会多方面政策的改变，更给传统的服装业带来新红利。

行业回暖但没到“拐点”

记者：近期，服装行业“拐点”问题备受关注，服装业是否迎来“拐点”？

杨金纯：在2012年遭遇“寒流”之后，我国纺织品出口2013年呈现显著复苏迹象，纺织原料、制品及纺织机械出口额增速均出现恢复性增长。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1—10月，我国累计出口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货值877.59亿美元，与2012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1.0%，累计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货值1467.20亿美元，同比增长11.51%。

从行业数据来看，内销、生产、对企业扶持政策、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主要指标总体趋好，产业进一步优化。2013年服装行业的高库存状况有所改善；产业布局稳步调整，2013年1—10月数据显示，东部地区服装产量为175.62亿件，占比下降0.66%，同期西部地区产量占比增加0.22%，中部地区产量同比增加0.43%；品牌商环保意识增强。整个服装产业整体回暖趋势显著。

但是，我个人认为，“拐点”的说法不够准确，因为中国服装产业的总体经济运行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很难界定哪个时间点是如此庞大一个产业发展的波峰点、波谷点以及下降与增长的切换点，事实上受国内外环境以及相关产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波动是正常的经济现象。

改革释放服装消费新需求

记者：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看待经济改革对服装行业的影响？

杨金纯：党的十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内需增长将为传统服装业带来新红利。

首先，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贫富差距大，一般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不可能保持上升。贫富差距扩大，正是内需不足的关键原因所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一旦到位，将使中国居民消费潜力得到足够释放，而普通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必将带来从家纺到服装，乃至整个纺织产业的巨大消费潜力。

其次，城镇化的推进，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必将带来人们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形成新的购买力，自然会增加他们在衣着方面的消费支出，所以这块一定会给产业带来新红利。我国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依托的需求潜力释放，是未来10年可持续发展的一大优势。201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52.6%，要达到65%的人口城镇化水平，至少还有10年以上的增长时间。

此外，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单独二胎开放政策首先会促进人口红利，给整个消费领域带来巨大的红利推动。国家统计局的《2012—2015童装产业报告》显示，童装产业产值年增长率可达25%至30%，预计到2015年，中国婴幼儿服饰棉品和日用品市场容量将达到2279.8亿元。而“单独二胎”政策更为童装市场的发展带来新契机，童装市场规模会因为二胎的出生而膨胀，前景可观。

职能转变利于行业协会发挥服务作用

记者：三中全会公报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协会在服务职能上将有哪些转变？

杨金纯：行业协会职能更好地发挥将依托国家相关政策的转变。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包括行业协会的改变。

第一个角度，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流程，让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应有职能。这将形成对协会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协会更加规范地配合政府部门，为政府提供服务。政府部门也能通过购买服务获取产业管理的基础数据和信息，完成产业服务的具体工作。

从中国服装业来看，需要行业协会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桥梁，尤其在政策建议和行业公共服务方面，每个节点必须明确职责，这样便于协会为政府和企业服务，也能疏通整个服务流程。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行业协会将会进一步明确定位，在管理上、意识上、工作方式上加以优化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市场行为下的专业服务。专业服务一方面为行业协会提供造血功能，另一方面也为行业协会以专业服务机构的角色参与深度服务奠定基础。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新形势下服装行业协会可以发挥哪些积极作用？

杨金纯：一是积极配合政府，做到“上情下传和下情上达”，这是行业协会的一项主要职能。一方面，政府行业管理的相关部门人员有限，不可能完全了解整个服装产业，这就需要行业协会发挥专业作用，将产业基本情况统计分析后汇报政府相关部门，以便政府相关部门在了解行业形势和企业迫切需要的基础上，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向企业解读和宣贯国家相应政策。这方面对行业有直接的推动和影响，有些对行业约束性的政策，比如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社会责任等方面，会对企业有相应限制措施，或者要求企业做必要的投入和改进，这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不一定是短期的直接利好，主观上会因不愿接受而寻求一些规避方法，这就需要行业协会协助政府，跟企业沟通，做好政策的解读和宣贯，并提供专业的公共服务支撑。二是做好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简单地说就是一两家企业做不了的事情，行业协会替他们做或者配合协助他们做。比如对纺织品的检测，很多国外买家认为国内政府检测机构行政色彩太浓，不太认可它们的检测结果，而更认可外资实验室和第三方检验机构的结果，如SGS、ITS国外检测机构等，一两家企业站出来是说不清楚的，需要行业协会跟国外买家市场积极宣传，与国外相关机构和行业协会进行沟通。还比如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专业技能培训、展会展览、行业资讯等，类似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属于公共服务领域，协会这方面的工作对整个行业、尤其对中小企业有很积极的影响。

更多期待：媒体需保护服装品牌

记者：新形势下，对我国服装行业有哪些期待？

杨金纯：我想说，我们应该保护品牌，尤其是自主品牌，有一些自主品牌近两年的生存相对前几年有些艰难，消耗高库存的压力确实很大，也有一些品牌近年来一直迅猛发展，风头正劲，但是无论何种发展路径与现状，媒体和社会各界都有责任督促行业发展，同时也应该本着社会的责任去关注、爱护它们，不应该为了吸引眼球伤害品牌。

近期查出的70款“快时尚”服装质量问题，将这些服装品牌推到了风口浪尖，媒体借机炒作。我觉得这是对“快时尚”品牌的一种误读，“快时尚”并不意味着只追求快速的时尚风潮而忽略产品质量。首先，很多国外品牌，像ZARA、GUESS等，我要相信他们是本着一种人文尊重来到中国，我们应该本着公平竞争的原则，尊重外来品牌，而不是盲目排外或者带有很强的攻击性；其次，很多这类品牌企业的生产工厂在中国，我们不应该把所有问题都直接转嫁到品牌本身，而应该更多去反省我们的中小型加工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反省我们的加工企业是否有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意识，只有明白我们自己的差距才能带来整个产业的提升；再次，只有拥有众多不同类型、不同来源、不同文化风格、不同产品定位的服装品牌“百花齐放”，我国服装产业才有发展的氛围，才有市场的红利，消费者才有丰富的可选的优良商品，市场的封闭永远换不来本国品牌的长远发展。

另外，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一些组织，也对我国部分自主品牌进行了所谓的曝光，当然不能全盘否认有些品牌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媒体的声音除了“跟风”与“附和”，也应保留几分期许和关怀，让这些企业得到提升。别忘了！我们最终想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市场、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一批优秀品牌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是轰轰烈烈的喧闹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