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画像石的神话题材解读汉代生死观

汉代画像石是两千年前民间工匠们刻画在石板上的艺术作品，其风格古朴，构图简洁，线条精致，形象突出，写实与夸张的手法相结合，充分反映了它的时代特色，是我国古代造型艺术博大精深的代表。汉画像石包含着极为丰富的题材内容，最为突出的是神话题材，虽然它有着地域差别，但内容多是相同的，表达着一种被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同认同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如汉代人对待死亡的态度，解读这些作品，将有助于我们真实了解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汉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观念。

一、对祖先崇拜和灵魂不灭观念的根深蒂固

《论衡・薄葬篇》云：“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类以为效验。”可见，死后有知论或者说是灵魂不灭论在先秦时代早已有之，人们认为人死后应该和活着的时候一样，“视死如生”，必须厚葬。到了汉代，传统的灵魂不灭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画像石就成了汉代厚葬风俗的直接产物，画像内容的选择首先是依托了这样一种传统的思想观念。

伏羲女娲是汉画像石中常见的题材之一，人身蛇躯的形体，两尾交合或左右对称，伏羲持规，女娲执矩，其意为“规天为图，矩地取法。”。伏羲女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神话传说。《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曰“女娲抟黄土作人”；《绎史》卷三引《风俗通》载：“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由此可见，女娲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女神，她创造了人类社会，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繁衍后代。伏羲和女娲一样受到古人尊崇，在三皇五帝中居首位，被视为百王之先。《易・系辞下》说他创造了八卦；《绎史》卷三引《河图・挺辅佐》称他发明了钻木取火。汉人把他俩都归为人类的始祖，不仅如此，传说中还说到伏羲女娲有着姻亲关系，因此，在汉画像石中，显然含有夫妻相配的意义，他俩所执“规”、“矩”代表着阴阳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带上了生死色彩，人们将伏羲女娲引进墓葬画像体系，不仅因为他们是华夏人的祖先，而且看重了他们的辟邪功能，为了永久性留住墓主灵魂，乞求生命无限延续。

二、受鬼神迷信的支配

汉画像石中经常会出现模仿猛兽或鬼怪来驱魔逐疫的“方相氏”。方相氏是古代传统驱除疫鬼和山川精怪仪式傩祭中打鬼的主角。《周礼・夏官司马・方相氏》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可见，傩祭传统古来有之，至两汉时期，亦有“方相氏黄金四目，掌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傩祭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事情。

汉代人对生与死是同等看待的，古人以鬼神称述死后的存在，大都认为存在“鬼神世界”，并且和人世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人特别相信鬼神能左右人的生死，能支配人的祸福，人鬼难缠，因而形成了许多与鬼神有关的习俗，如傩祭。汉画像石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必然反映了传统的鬼神观。把方相氏的形象置于墓内，起着驱邪镇鬼的镇墓作用，置于门外，则有辟邪镇宅的作用。洛阳卜千秋汉墓“方相氏图”：石壁山墙正中方形空心墙上画“方相氏”，猪头大耳，二目圆睁注视墓门，怪兽之下，左绘青龙，右绘白虎。

三、追求升仙成为汉人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汉武帝初年，经济得到恢复和繁荣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开始追求精神生活，上层社会的享乐思想滋生蔓延。当时，儒学和谶纬神学相结合的所谓儒教神学以及神仙思想等等都很流行，名目繁多的祭祀接连不断，方士巫师横行乡里。通常认为，生与死是一对矛盾，现实中的死不可避免，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人们相信人死以后灵魂和肉体都从墓中消失，飞升仙界，即“化去不死”，追求升仙成为汉人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受到同时代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制约，透过画像石我们可以看到神仙思想的侵入。神仙思想的“不死”和“升天”两大特征充分反映在了画像石艺术中。凡是仙人，都要有个飞升的过程，乘鹿，鹤，羊，龙等都是理想途径，临沂吴白庄汉墓画像，山东安丘汉画像等都有此类艺术形象，除此之外，还有羽人图像，它们作飞翔状或与神灵异兽嬉戏，往往伴随在西王母、东王公旁。如在辽宁省金县营子城发现的汉墓壁画中就画有头大而两臂生毛的怪物，遍体生毛长翅，手拿朱草的羽人和头戴方巾，手持羽扇，立在云端作飞行状态的人仙。表达了墓主希望死后能升仙和享受仙境生活的强烈愿望，而这种仙境生活实际上就是墓主生前现实生活的延伸和继续，逝者能有一个美好的生存空间，给生者心里以安慰。

总之，汉画像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广泛的，它是研究我国汉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仅从神话题材中就可窥见，在汉代人的精神意识中，“生”与“死”不是简单的“存在”和“消亡”，而是相互间有联系的，体现了“不死其亲”，“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念，这些都将有助于我们对古代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