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学者对宋玉的研究

关于宋玉,学者引用最多的就是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均认为这是最值得信赖的史料。“终莫敢直谏”也是对宋玉最有影响的一种评价。先唐记载宋玉的文献屈指可数，如刘向的《新序》、王逸的《楚辞章句》、韩婴的《韩诗外传》、郦道元的《水经注》、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这些零星记载还相互抵牾。快刀斩乱麻在这里显然是得不出任何结果的，只有对前人的材料进行有序甄别，才能从中了解先唐学者们对宋玉的接受。以下笔者从先唐文献入手对宋玉的生活年代、故里、是否为屈原的学生、侍奉过哪些君主、先唐学者对宋玉的评论等问题进行整理，以期白描出先唐时期学者心目中的宋玉形象。

一、先唐学者关于宋玉生活年代的记载

关于宋玉的生活年代，典籍中没有相对详细、明确的记载，现存的先唐对宋玉生活年代记载的材料也自相矛盾，因此历来争论较多。但是，相对原始、可靠的宋玉生活年代记载仍主要集中在先唐时期，当然，这些材料需要我们的辩证。

毋庸置疑的是宋玉在屈原之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在《韩诗外传》卷七第十七章提到：“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在刘向的《新序》里提到，宋玉又遇到了楚威王。从楚国的历史可知：楚威王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在位，楚王刍负即位时间为公元前227年。若宋玉见过这两位楚王，则宋玉至少要有100岁以上。那么宋玉到底经历哪几位君主呢？

在宋玉的《笛赋》一文中又提到“宋意将送荆轲于易水之上”，据记载荆轲刺秦王的时间为楚王负刍元年（公元前227年），则可知宋玉至少活到了公元前227年。按历史纪年表：楚威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39年到公元前329年；楚怀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28年到公元前299年；楚顷襄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63年；楚幽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37年至公元前229年；楚王负刍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27年到公元前223年。刘向《新序・杂事第一》中提到宋玉曾对话于楚威王。刘向的《新序》是一本故事集，并非均按照史实来记载事件，而是凭自己的意向在原故事的基础上改动，笔者认为其记载绝不可靠。此外，即使从楚威王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前329年算到公元前227年宋玉送荆轲刺秦王，两者也相隔了102年。唐代杜甫《曲江》：“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唐朝相对战国时期，不仅政治稳定，且经济要发达得多，物质文明要进步得多，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得多，杜甫还在诗中抒发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感叹。则在战国时期，人活过七、八十岁已算高寿中的高寿了，活了上百岁，估计得像彭祖因其长寿而千古留名了。在先唐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关于宋玉长寿的记载，民间也不曾有这样的传说。所以据上推测宋玉是不可能如此高龄的，因此也没有见着楚威王。依刘向《新序》、韩婴《韩诗外传》记载，宋玉曾与楚襄王对话。楚顷襄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63年，到荆轲刺秦王最早是38年，最晚也不过是61年。宋玉在这段时间里活动还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宋玉的生活年代经历了楚顷襄王、楚考烈王、楚幽王、楚王负刍四个朝代。

二、先唐学者关于宋玉故里的记载

先唐后记载宋玉故里的文献有：唐代余知古《渚宫故事》、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宋代陆游《入蜀记》、明代周圣楷《宋玉宅考》、清代陈梦雷、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清代甘鹏云《楚师儒传》、清同治《归州志》《钟祥县志》《江陵县志》《宜城志》等等。

关于宋玉故里的诗句较为出名的有：杜甫《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及其《入宅》 “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李商隐《过郑广王故居》“可怜留着临江宅，异代应教庾信居。”

正因为有以上的记载，才有现今多处挂名宋玉故里，如湖北省钟祥县、江陵县、宜城市、秭归县等。笔者以为研究宋玉故里不应该着重从距宋玉很久的材料、摘抄别人的二手材料或是诗句的只言片语出发，应从离宋玉时代近的原始文献着手。先唐时期关于宋玉故里的资料虽不多，但它应是最为可贵、最值得信赖的第一手文献。

第一，在两汉，有些学者对宋玉作了记载，但并没有人提到过宋玉的故里。直到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周・宋玉》才第一次在史料记载中提到宋玉故里，云：“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习凿齿是东晋时期的史学家，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他所著的《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史学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尊重事实，冲着这点，习凿齿也不会自作主张。其次，《襄阳耆旧记》所写的就是襄阳地段的名人，因其范围比较狭窄，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宋玉为宜城人，和习凿齿是同乡。古人的故乡情结是很重的，一般是不会记错自己家乡名人的。再之，习凿齿是东晋时人，离宋玉的生活年代相对来说比较近。他说宋玉是宜城人，此话虽然算不上很有力，但至今尚没有确切的答案他的说法。

第二，《水经》卷二十八“沔水”经文里提到：“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注曰：“城，故鄢郢之旧都，秦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也。”从这段话可知，宜城在战国时期叫鄢，是楚国的故都，汉惠帝三年将之改名为宜城，宋玉的故里在宜城城南。

今人断定宋玉的故里在江陵、钟祥、秭归的论据都很牵强附会，多是从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中引申出来的。笔者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判断宋玉的故里是以上地方时，还是应该以原始史料记载为准，宋玉的故里应当在宜城。

三、先唐学者关于宋玉与屈原的关系及宋玉其友的记载

在先唐的诸多记载宋玉的资料中，只有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明确提到：“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宋玉和屈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若是师徒关系，而较早记录宋玉资料的司马迁、韩婴、刘向、扬雄、班固等人却都没有指出，且这些人中还不乏史学家。

理清宋玉是否是屈原的弟子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史料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明确地写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而没有提及屈原和宋玉的关系。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屈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是灿烂的楚辞的开山祖师，宋玉是楚辞的最大继承人。史学家作史提及屈原时，于情理来说是应该提及一下他的弟子。然在记载过宋玉的两部先唐史书《史记》《汉书》中均没有提到宋玉是屈原的弟子。王逸的《楚辞章句》并非是史学作品，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本文学总集注释著作，它可以任意插入自己的主观思想，而史学著作是绝对不能天马行空或是随意插入自己的想法，它必须以史实为依据。因此，《史记》和《汉书》的记载要比《楚辞章句》可靠。第二，屈原和宋玉的“交集”时间。关于屈原投江的时间，笔者大体上同意潘啸龙先生的顷襄王十六年（前283）或十七年（前282）的说法。吴广平先生推算宋玉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约卒于楚王负刍之时（公元前222年）。屈原离世时，宋玉才16岁左右。屈原在投江之前曾被流放过两次，即汉北三年，江南十多年。在屈原被流放江南前，宋玉还只刚刚出生。因此，屈原与宋玉也只能说是师徒缘浅了。不过宋玉因仰慕屈原的才华，而师范屈原的创作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先唐的文献中，《韩诗外传》《新序》都提到宋玉的一位友人，而到底是谁，没有明确记载。根据文献并结合宋玉作品推测，其友可能是景差。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里记录：“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玉让其友，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美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言子而得官者我也，官而不得意者子也。’玉曰：‘若东郭狻者，天下之狡兔也，日行九百里而卒不免韩卢之口。然在猎者耳。夫遥见而指踪，虽韩卢不及狡兔也。若蹑迹而放，虽东郭狻必不免也。今子之言我于王，为遥指踪而不属耶，蹑迹而纵泄耶？’友谢之，复言于王。”这里明言是宋玉和景差之间的对话，相同内容的对话在《韩诗外传》卷七言及刘向的《新序・杂事・第五》中也有记述，只是未言明其友名姓。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在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赋。宋玉在《风赋》《大言赋》《小言赋》中都提到景差，说明也确有这么一人。纵观以上材料，笔者推断其友是景差。

四、先唐学者对宋玉的评价

评价一个人，难抛开其外貌。有句形容男孩子长得英俊、潇洒的典故――貌似潘安赛宋玉，一枝梨花压海棠。此话的言外之意是，赛过宋玉的男子可称美男子。这并非空穴来风，而能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依据。有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讽赋》为据。《登徒子好色赋》中，登徒子在楚王面前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在《讽赋》中，唐勒在楚王面前进谗：“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登徒子、唐勒等人敢在楚王面前说宋玉容貌闲丽、身体容冶，看来宋玉是何等姿色了。再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既然这么多人说宋玉长相不错，并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此事应不为假。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学家和政治家，而宋玉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家与小臣。在先唐记载宋玉的资料中，虽有学者对宋玉做过单独评价，但大多数学者是提到屈原的时候顺便评评宋玉，宋玉大多是扮演陪衬的角色来衬托屈原。有关宋玉的文献寥寥无几，但细观这些流传下来的先唐文献，还是可以看出先唐学者对宋玉的态度。

司马迁对宋玉是颇有微词的，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宋玉好辞，然不敢直谏。在终莫敢直谏后说，楚日以削，数十年为秦所灭。顺着这个话题思考，楚国被秦国灭亡，似乎跟宋玉之类的人不敢直谏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史记》是史学作品，它应当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掺杂过多的主观思想。司马迁在此对宋玉也算是一种隐晦、客气的写法。

班固是从文学的角度对比屈原、宋玉，写法很直接。他认为屈原的赋虽然辞藻华丽，但有古诗之义，为赋的正宗。而宋玉之类喜欢模仿他，这里可以看出宋玉是一个好学的文学家，然其用词侈丽宏衍，没有讽喻之义。他认为宋玉的作品不如屈原。皇甫谧基本是继承班固的观点，但他比班固用词更不客气，用“宋玉之徒”这种不太礼貌的词语来称呼屈原之后以宋玉为首的赋学家。可以看出在此时期，宋玉还不被广大学者们所接受。

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是一部人物志，里面宋玉的相关记载相对来说是比较详细的。在记载宋玉时，他运用了孔子的春秋笔法，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卷一《人物志・周・宋玉》：“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此是与宋玉创作无关的生活记实，宋玉是楚国鄢人，刚开始从事屈原，屈原被放逐后，他就想从事其友景差，后经景差的推荐，他谋得了一个小臣的职位。先不管这段事情的真伪，看似只是一段很平淡的简介，不过却有令读者产生对宋玉不好印象的效果，认为宋玉做人太不厚道了，在屈原没被放逐前就跟着屈原，屈原被放逐了，就不是想着如何帮屈原，而是求人另谋出路。其后是宋玉与其友的一段对话，大致内容为：其友为其谋得小臣后，他对其友并不是表示感谢，而是用尖酸的比喻来指责其友没有尽力。宋玉能把帮助他的人辩说得哑口无言，也体现出宋玉的聪颖及好口才。后又有“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这里写的是楚襄王对宋玉的看法及他俩的对话，楚襄王喜欢宋玉的才华，而厌恶他似屈原。当时屈原正因为爱直谏而被楚王疏远、流放。司马迁说宋玉终莫敢直谏，估计宋玉想学习屈原那样直谏，但又不敢，就经常在与楚王说话及做文章时婉谏。从这可以看出，宋玉也非奸邪小人，他还是想学习屈原的爱国情怀，辅佐君王、忠君爱国。只是他没有屈原那么高的地位，他只是一介小臣而已，所以他只有站在小臣的角度来上谏，然楚王就对其类似屈原的行为表示了反感。习凿齿的记载主要是对宋玉其人的评价，反映了当时人们心中的宋玉。

综合以上先唐时期学者们对宋玉的评价，再结合宋玉在作品中的自述，可以勾勒出一个关于宋玉其人的大致轮廓。根据《襄阳耆旧记》《水经注》的记载，可知宋玉的故里在宜城。在《九辩》中，宋玉曾自言：“贫士失职志不平”，则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名家境贫寒却志不穷的帅哥，他的家在宜城，在楚国出仕时期曾被楚王贬职。宋玉主要生活在楚顷襄王时代，在荆轲去刺秦王时还活着。他志存高远，曾请其朋友景差把他推荐给楚王，景差惧宋玉才高于他，而未尽力上谏，宋玉只谋了一个小臣的职位。宋玉为此事还理直气壮地责备过景差。宋玉在朝廷为官时，并没有得到楚王的重视，楚王只是将宋玉作为文学弄臣，让他做一些文章娱人耳目。宋玉性格软弱但富有智慧，对楚王的是非功过虽不敢直谏，但他巧妙地在创作中进行了婉谏。宋玉性情高雅，多才多艺，会弹奏世人难懂的《幽兰》《白雪》之类的雅曲。宋玉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多次遭受同僚及楚王的发难。宋玉为人光明磊落，面对房东之女的诱惑，能拒之不理。宋玉不太会拍君王的马屁，楚王喜欢宋玉的才能，而宋玉却不讨楚王喜欢。宋玉文采斐然，其文风格和屈原有相似之处，很多后人认为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但历史事实恐怕未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