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学者对宋玉的研究

时间:2022-06-19 10:10:50

先唐学者对宋玉的研究

关于宋玉,学者引用最多的就是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均认为这是最值得信赖的史料。“终莫敢直谏”也是对宋玉最有影响的一种评价。先唐记载宋玉的文献屈指可数,如刘向的《新序》、王逸的《楚辞章句》、韩婴的《韩诗外传》、郦道元的《水经注》、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这些零星记载还相互抵牾。快刀斩乱麻在这里显然是得不出任何结果的,只有对前人的材料进行有序甄别,才能从中了解先唐学者们对宋玉的接受。以下笔者从先唐文献入手对宋玉的生活年代、故里、是否为屈原的学生、侍奉过哪些君主、先唐学者对宋玉的评论等问题进行整理,以期白描出先唐时期学者心目中的宋玉形象。

一、先唐学者关于宋玉生活年代的记载

关于宋玉的生活年代,典籍中没有相对详细、明确的记载,现存的先唐对宋玉生活年代记载的材料也自相矛盾,因此历来争论较多。但是,相对原始、可靠的宋玉生活年代记载仍主要集中在先唐时期,当然,这些材料需要我们的辩证。

毋庸置疑的是宋玉在屈原之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在《韩诗外传》卷七第十七章提到:“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在刘向的《新序》里提到,宋玉又遇到了楚威王。从楚国的历史可知:楚威王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在位,楚王刍负即位时间为公元前227年。若宋玉见过这两位楚王,则宋玉至少要有100岁以上。那么宋玉到底经历哪几位君主呢?

在宋玉的《笛赋》一文中又提到“宋意将送荆轲于易水之上”,据记载荆轲刺秦王的时间为楚王负刍元年(公元前227年),则可知宋玉至少活到了公元前227年。按历史纪年表:楚威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39年到公元前329年;楚怀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28年到公元前299年;楚顷襄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63年;楚幽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37年至公元前229年;楚王负刍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27年到公元前223年。刘向《新序・杂事第一》中提到宋玉曾对话于楚威王。刘向的《新序》是一本故事集,并非均按照史实来记载事件,而是凭自己的意向在原故事的基础上改动,笔者认为其记载绝不可靠。此外,即使从楚威王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前329年算到公元前227年宋玉送荆轲刺秦王,两者也相隔了102年。唐代杜甫《曲江》:“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唐朝相对战国时期,不仅政治稳定,且经济要发达得多,物质文明要进步得多,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得多,杜甫还在诗中抒发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感叹。则在战国时期,人活过七、八十岁已算高寿中的高寿了,活了上百岁,估计得像彭祖因其长寿而千古留名了。在先唐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关于宋玉长寿的记载,民间也不曾有这样的传说。所以据上推测宋玉是不可能如此高龄的,因此也没有见着楚威王。依刘向《新序》、韩婴《韩诗外传》记载,宋玉曾与楚襄王对话。楚顷襄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63年,到荆轲刺秦王最早是38年,最晚也不过是61年。宋玉在这段时间里活动还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宋玉的生活年代经历了楚顷襄王、楚考烈王、楚幽王、楚王负刍四个朝代。

二、先唐学者关于宋玉故里的记载

先唐后记载宋玉故里的文献有:唐代余知古《渚宫故事》、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宋代陆游《入蜀记》、明代周圣楷《宋玉宅考》、清代陈梦雷、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清代甘鹏云《楚师儒传》、清同治《归州志》《钟祥县志》《江陵县志》《宜城志》等等。

关于宋玉故里的诗句较为出名的有:杜甫《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及其《入宅》 “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李商隐《过郑广王故居》“可怜留着临江宅,异代应教庾信居。”

正因为有以上的记载,才有现今多处挂名宋玉故里,如湖北省钟祥县、江陵县、宜城市、秭归县等。笔者以为研究宋玉故里不应该着重从距宋玉很久的材料、摘抄别人的二手材料或是诗句的只言片语出发,应从离宋玉时代近的原始文献着手。先唐时期关于宋玉故里的资料虽不多,但它应是最为可贵、最值得信赖的第一手文献。

第一,在两汉,有些学者对宋玉作了记载,但并没有人提到过宋玉的故里。直到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周・宋玉》才第一次在史料记载中提到宋玉故里,云:“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习凿齿是东晋时期的史学家,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他所著的《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史学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尊重事实,冲着这点,习凿齿也不会自作主张。其次,《襄阳耆旧记》所写的就是襄阳地段的名人,因其范围比较狭窄,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宋玉为宜城人,和习凿齿是同乡。古人的故乡情结是很重的,一般是不会记错自己家乡名人的。再之,习凿齿是东晋时人,离宋玉的生活年代相对来说比较近。他说宋玉是宜城人,此话虽然算不上很有力,但至今尚没有确切的答案他的说法。

第二,《水经》卷二十八“沔水”经文里提到:“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注曰:“城,故鄢郢之旧都,秦以为县,汉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也。”从这段话可知,宜城在战国时期叫鄢,是楚国的故都,汉惠帝三年将之改名为宜城,宋玉的故里在宜城城南。

今人断定宋玉的故里在江陵、钟祥、秭归的论据都很牵强附会,多是从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中引申出来的。笔者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判断宋玉的故里是以上地方时,还是应该以原始史料记载为准,宋玉的故里应当在宜城。

三、先唐学者关于宋玉与屈原的关系及宋玉其友的记载

在先唐的诸多记载宋玉的资料中,只有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明确提到:“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宋玉和屈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若是师徒关系,而较早记录宋玉资料的司马迁、韩婴、刘向、扬雄、班固等人却都没有指出,且这些人中还不乏史学家。

理清宋玉是否是屈原的弟子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史料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明确地写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而没有提及屈原和宋玉的关系。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屈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是灿烂的楚辞的开山祖师,宋玉是楚辞的最大继承人。史学家作史提及屈原时,于情理来说是应该提及一下他的弟子。然在记载过宋玉的两部先唐史书《史记》《汉书》中均没有提到宋玉是屈原的弟子。王逸的《楚辞章句》并非是史学作品,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本文学总集注释著作,它可以任意插入自己的主观思想,而史学著作是绝对不能天马行空或是随意插入自己的想法,它必须以史实为依据。因此,《史记》和《汉书》的记载要比《楚辞章句》可靠。第二,屈原和宋玉的“交集”时间。关于屈原投江的时间,笔者大体上同意潘啸龙先生的顷襄王十六年(前283)或十七年(前282)的说法。吴广平先生推算宋玉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约卒于楚王负刍之时(公元前222年)。屈原离世时,宋玉才16岁左右。屈原在投江之前曾被流放过两次,即汉北三年,江南十多年。在屈原被流放江南前,宋玉还只刚刚出生。因此,屈原与宋玉也只能说是师徒缘浅了。不过宋玉因仰慕屈原的才华,而师范屈原的创作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先唐的文献中,《韩诗外传》《新序》都提到宋玉的一位友人,而到底是谁,没有明确记载。根据文献并结合宋玉作品推测,其友可能是景差。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里记录:“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玉让其友,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美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言子而得官者我也,官而不得意者子也。’玉曰:‘若东郭狻者,天下之狡兔也,日行九百里而卒不免韩卢之口。然在猎者耳。夫遥见而指踪,虽韩卢不及狡兔也。若蹑迹而放,虽东郭狻必不免也。今子之言我于王,为遥指踪而不属耶,蹑迹而纵泄耶?’友谢之,复言于王。”这里明言是宋玉和景差之间的对话,相同内容的对话在《韩诗外传》卷七言及刘向的《新序・杂事・第五》中也有记述,只是未言明其友名姓。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在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赋。宋玉在《风赋》《大言赋》《小言赋》中都提到景差,说明也确有这么一人。纵观以上材料,笔者推断其友是景差。

四、先唐学者对宋玉的评价

评价一个人,难抛开其外貌。有句形容男孩子长得英俊、潇洒的典故――貌似潘安赛宋玉,一枝梨花压海棠。此话的言外之意是,赛过宋玉的男子可称美男子。这并非空穴来风,而能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依据。有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讽赋》为据。《登徒子好色赋》中,登徒子在楚王面前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在《讽赋》中,唐勒在楚王面前进谗:“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登徒子、唐勒等人敢在楚王面前说宋玉容貌闲丽、身体容冶,看来宋玉是何等姿色了。再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既然这么多人说宋玉长相不错,并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此事应不为假。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学家和政治家,而宋玉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家与小臣。在先唐记载宋玉的资料中,虽有学者对宋玉做过单独评价,但大多数学者是提到屈原的时候顺便评评宋玉,宋玉大多是扮演陪衬的角色来衬托屈原。有关宋玉的文献寥寥无几,但细观这些流传下来的先唐文献,还是可以看出先唐学者对宋玉的态度。

司马迁对宋玉是颇有微词的,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宋玉好辞,然不敢直谏。在终莫敢直谏后说,楚日以削,数十年为秦所灭。顺着这个话题思考,楚国被秦国灭亡,似乎跟宋玉之类的人不敢直谏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史记》是史学作品,它应当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掺杂过多的主观思想。司马迁在此对宋玉也算是一种隐晦、客气的写法。

班固是从文学的角度对比屈原、宋玉,写法很直接。他认为屈原的赋虽然辞藻华丽,但有古诗之义,为赋的正宗。而宋玉之类喜欢模仿他,这里可以看出宋玉是一个好学的文学家,然其用词侈丽宏衍,没有讽喻之义。他认为宋玉的作品不如屈原。皇甫谧基本是继承班固的观点,但他比班固用词更不客气,用“宋玉之徒”这种不太礼貌的词语来称呼屈原之后以宋玉为首的赋学家。可以看出在此时期,宋玉还不被广大学者们所接受。

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是一部人物志,里面宋玉的相关记载相对来说是比较详细的。在记载宋玉时,他运用了孔子的春秋笔法,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卷一《人物志・周・宋玉》:“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此是与宋玉创作无关的生活记实,宋玉是楚国鄢人,刚开始从事屈原,屈原被放逐后,他就想从事其友景差,后经景差的推荐,他谋得了一个小臣的职位。先不管这段事情的真伪,看似只是一段很平淡的简介,不过却有令读者产生对宋玉不好印象的效果,认为宋玉做人太不厚道了,在屈原没被放逐前就跟着屈原,屈原被放逐了,就不是想着如何帮屈原,而是求人另谋出路。其后是宋玉与其友的一段对话,大致内容为:其友为其谋得小臣后,他对其友并不是表示感谢,而是用尖酸的比喻来指责其友没有尽力。宋玉能把帮助他的人辩说得哑口无言,也体现出宋玉的聪颖及好口才。后又有“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这里写的是楚襄王对宋玉的看法及他俩的对话,楚襄王喜欢宋玉的才华,而厌恶他似屈原。当时屈原正因为爱直谏而被楚王疏远、流放。司马迁说宋玉终莫敢直谏,估计宋玉想学习屈原那样直谏,但又不敢,就经常在与楚王说话及做文章时婉谏。从这可以看出,宋玉也非奸邪小人,他还是想学习屈原的爱国情怀,辅佐君王、忠君爱国。只是他没有屈原那么高的地位,他只是一介小臣而已,所以他只有站在小臣的角度来上谏,然楚王就对其类似屈原的行为表示了反感。习凿齿的记载主要是对宋玉其人的评价,反映了当时人们心中的宋玉。

综合以上先唐时期学者们对宋玉的评价,再结合宋玉在作品中的自述,可以勾勒出一个关于宋玉其人的大致轮廓。根据《襄阳耆旧记》《水经注》的记载,可知宋玉的故里在宜城。在《九辩》中,宋玉曾自言:“贫士失职志不平”,则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名家境贫寒却志不穷的帅哥,他的家在宜城,在楚国出仕时期曾被楚王贬职。宋玉主要生活在楚顷襄王时代,在荆轲去刺秦王时还活着。他志存高远,曾请其朋友景差把他推荐给楚王,景差惧宋玉才高于他,而未尽力上谏,宋玉只谋了一个小臣的职位。宋玉为此事还理直气壮地责备过景差。宋玉在朝廷为官时,并没有得到楚王的重视,楚王只是将宋玉作为文学弄臣,让他做一些文章娱人耳目。宋玉性格软弱但富有智慧,对楚王的是非功过虽不敢直谏,但他巧妙地在创作中进行了婉谏。宋玉性情高雅,多才多艺,会弹奏世人难懂的《幽兰》《白雪》之类的雅曲。宋玉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多次遭受同僚及楚王的发难。宋玉为人光明磊落,面对房东之女的诱惑,能拒之不理。宋玉不太会拍君王的马屁,楚王喜欢宋玉的才能,而宋玉却不讨楚王喜欢。宋玉文采斐然,其文风格和屈原有相似之处,很多后人认为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但历史事实恐怕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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