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公务员中年群体健康状况与锻炼行为的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收集资料，采用MicrosoftExcel和Spss等统计软件对所获得的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对郑州市公务员中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和体育锻炼行为做了较全面的了解和探讨，得出如下结论：（1）公务员中年群体的三个年龄段，与杭州市居民SF-36身心健康状况评价量表参考值相比较，在躯体角色、精神健康以及躯体疼痛三个维度的平均分较参考值偏低，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提示公务员的身心健康状况不容乐观。（2）公务员当中处于体育锻炼前意向阶段的人数比例明显偏高，比同类研究高出十多个百分点，而处于意向阶段、准备阶段和行动阶段的人数比例偏低。在以上调查的基础上，对公务员中年群体参加体育锻炼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公务员 中年健康状况 锻炼行为

中图分类号：G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7―0081―04

公务员是代表国家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行使行政职权，履行国家公务的人员。时值中年，作为单位和家庭中坚力量的公务员中年群体的身心健康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自身素质的提高，而且从根本上制约着公共管理的水平，因此开展对其健康状况和锻炼行为的调查，促使公务员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提高健康水平，改善精神状态具有深远意义。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郑州市区内五个行政区机关单位，35至59岁之间，科级及以上在职公务员群体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图书馆、期刊检索和网络查询的方式收集相关运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锻炼行为、运动处方等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了解研究现状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2.2问卷调查法

自编郑州市国家公务员中年群体健康状况与锻炼行为调查问卷，内容涉及：（1）个人身心健康状况，采用SF--36健康状况调查量表（the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中文版。（2）国家公务员中年群体目前所处锻炼阶段调查，运用跨理论模型，借鉴针对各个阶段使用的里克特五点量表方式。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65份，回收率91.2%，有效问卷325份，有效率89.0%。

1.2.3数理统计法

运用Microsoft Excel和Spss等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有效数据进行细致整理和常规数理统计。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郑州市国家公务员中年群体的身心健康状况

公务员是国家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公务员的身心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活力和工作效率，他们对自身身心健康状况的认知对参与体育锻炼的态度和行为选择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依据最新的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三维健康概念，对郑州市国家公务员的身心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全面地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

本调查采用SF―36健康状况调查量表，此量表在欧美是一个普遍被认可的生命质量测评工具，它评价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8个方面，分属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大类。该量表被浙江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教研室的王红妹、李鲁等人译制为中文版，并用于杭州市区普通人群生命质量的测定，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常模，用于中国普通人群的健康测定。

本文将调查结果与“杭州市区普通人群年龄别、性别中文版SF--36量表分数常模”进行比较，结果见表1：

从表1可见，郑州市国家公务员中年群体的三个年龄段，与杭州市居民SF--36身心健康状况评价量表参考值相比较，在躯体角色、精神健康两个维度，分值偏低，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在躯体疼痛维度的平均分较参考值明显偏低，差别具有高度显著性意义。

躯体角色，测量由于生理健康问题所造成的职能受限情况，躯体疼痛，测量疼痛程度以及疼痛对日常工作或活动的影响。测量采用疼痛程度越高，得分越低的逆向评分方法，即身体疼痛得分越高，说明身体疼痛越轻，反之则越重。这两个维度是生理健康方面的测查。

精神健康测量焦虑、压抑等情绪及行为或情感失控、心理主观感受状况等，是精神健康状况的一项评价指标。此项亦采用逆向评分方法，分值较常模偏低，差异具有显著意义，说明公务员精神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特别对于中年这一群体而言，在多方面压力的重压之下，心理健康同样处于亚健康状态。

总体健康，指个体对自身健康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它脱离微观的单个疾病，是对全面健康状况的一种评价指标。在此维度上均值较常模偏高，说明公务员对自身健康状况有较高的评价。但就生理职能、躯体疼痛及精神健康三维度分数均显著偏低而言，此项分值过高，可以解释为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未能有客观的认识，过于乐观的评价，可能会成为公务员不积极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之一。

2.2郑州市国家公务员中年群体目前所处锻炼阶段调查

跨理论模型是由美国罗德岛大学心理学教授James Proehaska等于20世纪70年代末创立的行为改变理论模型。运用跨理论模型，有助于对公务员参与锻炼的不同阶段和各阶段的人数比例进行更为直观的了解，科学地判断体育锻炼习惯和有针对性地分别对不同的行为阶段提出转变策略。

表2结果显示，有22.5%的中年公务员群体根本未考虑把运动作为维护和增进健康的手段，没有打算改变旧行为，实施体育锻炼新行为的意图，在目前无锻炼行为的总体中，根本不打算参与锻炼的个体比例占总体的47.4%，这一结果不容乐观。

24.9%的公务员处于意向阶段，处于此阶段中的公务员个体知道也相信运动有益健康，但对自己去加入运动却顾虑重重，对于改变感到矛盾。鼓励此阶段中的公务员积极与他们的家庭成员与好友一起参与锻炼，并设置合理可行的锻炼目标，有利于促使他们进入准备阶段。

26.2%的处在准备阶段，在该阶段中的个体已经决定通过运动来改变现状。制订了相关行动计划，并努力做了一些行为上的改变，但没有形成规律，不具有稳定性。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制定能力范围之内且具有一定挑战性的目标，使其从锻炼中得到好的情绪体验，提高自我效能。

8.6%的公务员处在行动阶段，在此阶段中的公务员个体进行了有规律的体育锻炼，但不足6个月，行为改变仍然是新的、尚未稳定的变化，需要防止锻炼行为退回到前一阶段。要形成稳定的行为，就要求满足个体的归属感、交往需要、自我决定感等。

17.8%的公务员处于保持阶段，他们的锻炼行为至少持续了6个月以上的时间，行为变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退回到前意向阶段的风险性降低，环境性诱因的影响逐步减少，锻炼行为已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此结果较国内外同类研究均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处于前意向阶段的人数比例明显偏高，比同类研究高出十多个百分点，而处于意向阶段、准备阶段和行动阶段的人数比例偏低。同时，我们从表2中可以看出，女性公务员处于前意向阶段的同性别人数比例较男性低，处于意向和准备阶段的比例较男性偏高，而在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却又低于男性。虽然女性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较男性偏低，但她们参与体育锻炼的愿望和动机却高于男性，未能坚持进行锻炼可能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公务员中年群体的三个年龄段，与杭州市居民SF--36身心健康状况评价量表参考值相比较，在躯体角色、精神健康以及躯体疼痛三个维度的平均分较参考值偏低，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提示公务员的身心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有22.5%的人处于前意向阶段；24.9%的公务员处于意向阶段；26.2%的处在准备阶段；8.6%处在行动阶段；17.8%的处在保持阶段。处于前意向阶段的人数比例明显偏高，比同类研究高出十多个百分点，而处于意向阶段、准备阶段和行动阶段的人数比例偏低。

（3）女性公务员处于前意向阶段的同性别人数比例较男性低，处于意向和准备阶段的比例较男性偏高，而在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却又低于男性。

3.2建议

（1）公务员应加强自我健身意识，挤出时间参加体育活动，积极培养良好的锻炼习惯。对于刚刚开始锻炼或者平时很少运动的公务员来讲，坚持锻炼较为困难，因此在锻炼内容的选择上应简单易行，新颖；开始时不要对锻炼效果有过高的期望值，否则容易影响锻炼的坚持性；找一个好的锻炼“伴侣”或者是参加集体活动；制定每周锻炼的时间目标，有利于对锻炼行为进行自我督促和激励。

（2）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应高度重视公务员的身心健康，加强宣传，增强中年公务员的健身意识，定期举办集竞技、娱乐和健身功能于一体的比赛，培养健身兴趣，并激发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特别要加强对女性公务员的组织动员工作。

（3）应把健康教育内容纳入到国家公务员素质教育之中，开展针对性强、形式丰富、内容实用的健康教育活动。同时定期为公务员实施身体健康检查和身体素质测试，使他们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到自身体质及健康状况。

（4）建立公务员健身活动指导员队伍，把那些在公务员健身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骨干分子，派出去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健身指导能力，同时也可以把一些有名的健身活动指导员或高校体育专家请进来辅导，从而提高指导员的业务知识水平及业务能力，加强对公务员体育的辅导和指导工作，为增进公务员的身心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