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中国关于“学术自由”\“学术社会”的思想与制度

摘要：实现学术自由，建立学术社会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追求的理想之一。通过对与此理想有关的蔡元培、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的教育、学术方面的“制度”，继而对1933～1934年发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案，以及同一时期发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改革风波中某些“行为”进行讨论，可见“思想”、“制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矛盾之所在。同一时代的学人有时具有方向不同的“思想”，并且学人的“思想”与实际“行为”也往往不同。即便是同一个人，由于其所在的处境、所在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之不同，其“行为”也是会变的。

关键词：学术自由　学术社会　蔡元培　胡适派　蒋梦麟　马裕藻　林损

中图分类号：G40；K263；C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3－0014－12

中国学人在近代经历了一种角色转变，简而言之即从以传统学术经学为求知对象的读书人，或以科举仕宦为求学目的的士大夫，到留学欧美、日本，接受西方现代学术的知识分子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学术”或“学问”在社会及学者的生存方式中地位如何?这是在研究近代中国学术史时必需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换言之，这一变化还表现为，中国直到近代才出现了学术要独立于政治，甚至独立于社会的“学术自由”理念，并且这一理念慢慢地渗透到当时的社会中。那么，这一理念是否得到了某种制度的保障从而得以确立?或者是被制度所忽视并且受到压制?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实质时，应当对这一问题加以研究。

本论文所讨论的对象是胡适和他的学生顾颉刚、傅斯年(他们有时被概括为“胡适派”)，以及在近代中国提倡学术独立的蔡元培，所分析的年代是1930年前后。在这一时期，经过国民革命，在各方面的制度上有很多创设，虽然有些地方继承了北京政府的制度。至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制度，1929年出台了《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成为此后大学制度的基础。在具体的机构方面，1928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后相继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大学和教员、学生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虽然九，一八事变以后财政方面情势紧张，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1928年到1937年的近10年是近代以来比较稳定的发展期。而所谓“胡适派”学人是1930年前后中国学术界的中坚，虽然有些对立的学人和学派，但他们能够吸引、提拔学生，动用国内外的种种学术资源，推动学术研究，影响力还是最大的。正是他们对创建中国的学术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因而是本文首要的研究对象。

笔者拟讨论(1)上述人物的思想、(2)有关大学或研究所的法律与体制制度、(3)这些人物在制度里面的具体行为以及(1)(2)(3)之间的关系。思想有时只存在于作者的日记或草稿里，不为旁人所知，也就无所谓社会实际效果。而且，有时由于种种原因，人的思想和他的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所以，仅仅对思想进行分析、根据思想评价人物的话，往往得出的结论有违于历史的实际情况。除了思想和行为的关系外，还要考虑思想和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制度或他们自己创立的制度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行为和制度是社会上的客观存在，因此，本文把行为和制度放在一起加以讨论。

蔡元培先后领导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胡适1930年代回到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等职。傅斯年从留学回来后先任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同时提倡在中央研究院里面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任所长。他们既有思想，又曾亲自实践，选择他们为研究对象有助于看清思想同行为、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顾颉刚则在中山大学与傅斯年分裂以后调到燕京大学，尽量躲开以北京大学为最大舞台的北平学术界之复杂人际关系，这样他直到1934年组织禹贡学会，1935年进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之前，基本上倾向于个人研究，不太参与有体制基础的、有组织性的学术研究。本文对顾颉刚的分析自然偏重其思想。

就学术史而言，笔者认为，涉及到学术自由、学术社会的研究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自由主义研究的，有论文分析“胡适派”的学人们如何企图建立学术社会，讨论他们在其过程中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他们具有的公共角色。第二类是作为教育史的一部分来研究的，“教育独立”和其政治上的一些障碍是其主要论点之一。第三类是学术史，对当时学人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以及学科建设进行研究(第二、三类的具体研究在下面谈及)。上列种种研究，各有特点，各有今后研究之余地。第一类研究和笔者的研究着重分析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第二、三类主要分析各种人物的思想和制度的建立。总之，到目前为止，仍缺乏针对思想、行为和制度总体关系的研究。以上就是本论文之由来。

一、关于建设学术社会的思想

“学术社会”这一词，出现在顾颉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里。这不一定是顾颉刚对“学术社会”的首次使用，更不能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首次使用，但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学术社会或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等等问题表明他的总体想法，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看作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在北京大学27周年纪念会上，到国学门的许多参观者都感觉到“鼎彝的名贵”和“诏谕的尊严”，但对风俗物品和歌谣却“表示轻蔑的态度”。顾颉刚对这些参观者的观念极不满意。他说：“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学问要摆脱种种限制，善恶或价值观、个人的爱憎也在被排除之列：“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机关改做社会教育的宣讲所，也不要把自己造成‘劝人为善’的老道士。”“正如一个研究医学的人，他个人无论如何爱好洁清，甚至于一天洗三回澡，但在研究的必要时也只得到腌臌的脓血里，秽臭的便溺里，腐烂的尸体里去搜寻研究的材料。”这些尚属于个人性质，但顾颉刚接下来所说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价值取向的问题了：“我们的目的只在勤勤恳恳地搜集材料而加以客观的研究，作真实的说明，在民国之下这样说，在帝国之下也是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下还是这样说。……科学是纯粹客观性的，研究的人所期望的只在了解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要救世安民，所以是超国界的。”顾颉刚的志向可以说是“非政治”、“非国家”的。他认为，虽然适值“国家多难之秋，国民同该尽救国的职责，但这句话原是对一班国民说的而不是对学术机关说的。”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绝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返看我们的学术社会是怎样。他们因为没有求真理的知识欲而单有实际应用的政治欲，所以只知道宣传救世的方法。”那是学术社会的现实，相反，他所期求的学术社会是这样的：

话说得如此远，只为辨明“求知”与“应用”是两条不同的大路，虽然有时候是可以关联的。……我们真是随处可以感到自己智识的微小。我们为要补救这个缺憾，所以要造成了一个学术社会而去共同讨究；……我们在研究时，心里所想到的只是这一小部分中的材料如何可以整理清楚，如何可以解释里面的种种原因，却绝对不想到把这些东西拿来应用。……一个问题，尽许社会上看作无谓的，丑恶的，永不生效的，但我们既感到可以研究而自己又有兴致和方法去研究，那就不能迁 就他人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了。

这时，他已经谈到学术研究的选题问题。学术既独立于社会所需要的“应用”，那么选题的权利当然归于每个学者。虽然不排斥把学术研究的成果拿去应用，但学术界和社会、国家之间的界线划得很清楚。我们得到的知识又引发学者新的兴致，展开新的研究。这样，学术本身构成一个类似于“无穷动(perpetual motion)”的世界。总之，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主张学术要从贵贱、善恶、尊卑、爱憎、国家、政治、应用等种种束缚中解放，用一句话说，就是“学术独立、自由”。

其次，我们看看蔡元培的思想。翻阅他的全集，到处都是谈教育、学术的文章或演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恐怕是他1922年发表的《教育独立议》。那么他在1930年前后的思想如何?请看他1930年写的《大学教育》中的一段：

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如讲座及研究所之设备，既已成立，则虽无一学生，而教员自行研究，以其所得，贡献于世界，不必以学生之有无为作辍也。

这是蔡元培给《教育大辞书》写的，自然不是他的代表作，但词典应该反映一个词最典型的观念，离具体的社会问题比较远，所以我们从中能够看出蔡元培对于大学的基本理念。大学是一个机构，所以他论述的焦点固与顾颉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不同，更侧重于具体的体制方面。顾颉刚从国家、社会的独立讨论学术，蔡元培更重视学者之间的关系，或学者和学生的关系。即使学术从社会独立了，但学术界里还有种种学说、见解的差异，甚至发展到学派之间的斗争。为了保障“近代思想自南之公例”，蔡元培说：“大学教员……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的学说，不妨同时并行”。不言而喻，这就是他1910年代后期在北京大学时的基本原则。他并且说，学说的不同，虽然“一任学生之比较与选择”，但“学术上之价值”不以听课人数之多寡为标准。教员的价值在于他的学术研究工作，而不在于他的任课效率，这样可以保障大学教员的地位。顾颉刚所提倡的学术社会，恐怕只有建立蔡元培所说那样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制度之后，才能够实现。

再者，我们看看傅斯年的思想。傅斯年的想法与前二者一部分一致、一部分不同，他的言论似乎最富有政策谏言的性质，他在1932年发表的《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里指出：“民国以来的教育，真可谓‘自由发展’了，其结果是再紊乱不过的。”在傅斯年看来，学校教育(其中包括大学)需要一种控制来保证质量，所以他首先对教育部提倡：“作一个全国教育的统计，同时斟酌一下，中国到底需要些哪样人，然后制定各校各科的人数，使与需要相差不远。”从傅斯年的这种思路出发，大学也应该按照社会上的需求加以适当地整理、裁并。他建议：“把一切无成绩的省立大学停止了，改成奖学金(国外留学金在内)”，“把一切不成样子的私立大学停止了，收他们的底款为奖学金。”

虽然这篇文章不是讨论学术研究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此判断傅斯年和顾颉刚、蔡元培的学术独立的思想有所矛盾，但到底大学的性质以教员的研究为主还是以学生教育为主是留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然而，傅斯年也主张教育的独立。他接着说：

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试以普鲁士为例，……其教育界实保有甚大之自治力量，行政官无法以个人好恶更动之。……这样子固然有时生出一种不好的惰力，然而事件总不至于大紊乱。中国的教育厅长，特别是市教育局长可以随便更换，这犹可说他们是政务官，然而厅长、局长竟能随便更变校长，一年数换，于是乎教员也是一年数换了。服务教育界者，朝不保夕，他们又焉得安心教书?又焉得不奔竞、不结党营私?

所以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定教育经费之独立，中央的及地方的。这样，他也关心教育界的“自治”与教员地位的保障，但他所提倡的“保障”绝不是无偿的。他说，政府的责任“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教员、教授的资格，审定之后，保障他们的地位”。在此，问题在于怎样审定资格、由谁来审定?关于这一问题，他在1932年的《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中说：

今之大学，请教授全不以资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这真是古今万国未有之奇谈。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之私意，便可去之。学绩即非所论，大学中又焉有励学之风气?……我一时提议如下：

一、由教育部会同有成绩之学术机关组织一个大学教授学绩审查会。

二、凡一学人有一种著作，此著作能表示其对此一种学问有若干心得者，由此会审定其有大学教授[引用者注：应是教师]资格。

三、经上列第二项业绩之后，此学人更有一种重要著作，成为一种不可忽略之贡献者，由此会审定其有大学教授资格。

四、凡有大学教师或教授资格者，任何一大学请其为教师或教授时，受大学教员保障条例之保护，即大学当局如不能据实指明其不尽职，不能免其职。

五、既得有上列两项资格之一，而任何三年中不曾有新贡献者，失去其被保障之权利。……

既澄清了大学教育界，然后学术独立、学院自由，乃至大学自治，皆可付给之。如在未澄清之先，先付此权利于大学教授，无异委国家学术机关于学氓、学棍之手，只是一团糟，看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而混乱而已……。

关于这种保障的方式，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审定的标准，到底如何规定“不可忽略之贡献”呢?借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在学术界里会有“著名学者之牵掣”，那么“相反对的学说”真的能够“不妨同时并行”吗?教育部和“有成绩之学术机关”的权限到底怎样规定?虽然也有傅斯年所说的国家学术被“学氓、学棍”操纵之惧，但是名为“保障”的条例，实际上很容易变为约束之具，傅斯年的思想还是不免侧重于管理方面。

有关学术，傅斯年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个想法：

这个研究所[引用者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工具、扩充材料”之汉学(最广义的)。这样事业零星做也有其他机会，但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越有联络，越有大结果。

“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这是很值得玩味的一种界定。倘若真如顾颉刚所说的那样，每个学者只是按照自己的兴致去研究，或蔡元培所说的那样，每个学者不受“著名学者之牵掣”的话，那么，在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研究之后，很有可能将无人做总结性工作，学术界生产出来的知识也将不被结构化。顾颉刚说：“要把科目分而又分，一个人可以专攻一小部分；要使有志研究学问的人可以随着自己的性之所近而择取某小部分。”这是“分工”的原则，但其弊端在于缺乏知识的综合。傅斯年所说的“工场”则不一 样，“工场”必须有领导人，虽然每个工人的工作“分而又分”，每个人只做“一小部分”的工作，但每个人做好工作之后，能够完成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大机械。这样，很有可能傅斯年领导的工场，比顾颉刚的“学术机关”或蔡元培的“大学”，“有大结果”。但工场以全体的生产目标为主，所以每个工人不一定“随着自己的性之所近而择取”工作。每个工人必须接受领导人之牵掣，不容许进行各式各样的工作。那么在“工场”里，每个学者的“学术独立、自由”怎么能够保障?在此问题上，傅斯年的思路还是侧重于集体性的管理。

以上介绍的几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刊载的媒体，以及写作环境都不相同，但这些足以体现作者关于学术或有关学术制度方面的思想基调，并且也足以构成讨论行为和制度问题的前提。上述种种思想其实好似一面面镜子，它们可以反照作者的行为和当时的制度。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言论镜像”观察“镜中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可以据其言观其行。

二、当时存在的制度及其问题

作为国民革命后成立的教育方面的新制度，我们首先应该关注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所提倡的大学院、大学区制度。该制度在各地遭到激烈反对，显然最终失败了。论者指出失败的原因在于：(1)模仿失当，变更大骤；(2)政治不稳，基础未固；(3)教育政策引起激辩(大学院独立于国民政府外，脱离党的监督)；(4)与训政精神不合；(5)学界派系的倾轧；(6)主持人物的由合而分；(7)经费的困难；(8)以大学院为中心的集权体制，引起与各级党部和行政机构的矛盾；(9)中小学教育界对偏重大学教育不满意；(10)破坏大学的传统，侵害大学的自治。其中最后一点尤其值得注意。以北京大学为例，的确国民革命之前的北大情况很糟，受制于军阀，屡次欠薪，顾颉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但不管如何糟糕，毕竟一个大学只要存在下去，自然就有自己的历史积累。改革制度的意图无论多好，但如果要把大学的历史全盘，那么自然会导致强烈的反抗。在大学区制度的推广下，北京大学或要被合并于“国立中华大学”(即北平大学区的惟一高校)，或要被改成“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这些改革引起很大风潮，最后随着大学区制的取消，北京大学保住了自己的校名和独立的地位。这些“大学区制”失败的经历告诉我们，对于以自治和独立为主旨的高等教育机构来说，政府从上面进行的改革必定具有破坏性，假使那些改革是以巩固大学的自治或独立为名目的。这是一个有关教育、学术“制度”的矛盾之所在。

笔者将对当时的一些规定与上一节讨论的思想进行比较。第一，关于学术机构的独立性问题，参看《大学组织法》(国民政府1929年7月26日公布)的规定：

第九条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

第十一条大学各学院各设院长一人，综理院务，由校长聘任之。……

第十二条大学各学系各设主任一人，办理各该系教务，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这些规定说明，国立公立大学校长和大学院长、系主任都是上面任命或聘任的(独立学院也同样)，这样形成“国民政府一校长一院长一系主任”的权力体系。这可能导致类似于傅斯年所说的“厅长、局长竟能随便更变校长，一年数换”的情况。研究机构的制度也基本上是一样的，有“国民政府一院长一总干事、干事和所长”的权力体系：

第三条　国立中央研究院设院长一人特任，院长综理全院行政事宜。

第四条　国立中央研究院设总干事一人，受院长之指导执行全院行政事宜，设干事三人至五人，分掌全院文书、会计、庶务事宜，均由院长聘任。

第三条研究所设所长一人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聘任之，综理所务并指导研究事宜。第二，关于设置大学的目的，参看《大学规程》(教育部1929年8月14日公布)的规定：

第二条……大学教育注重实用科学之原则，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医各学院之一。按照顾颉刚的想法，研究机构不以应用为目的，然而国民政府下的大学是“注重实用科学”的。大学必须包含理科方面的学院，这也与1910年代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原则抵触，当时重点绝不在文理之分，而在学术与实用之分。

第三，关于大学教员地位的保障，参看一个大学和一个研究院的规定：

一，大学规程第十条云，本校之教授，除有特别情形及特定者外，聘任期均以一年为限，每年六月卅日以前不得新聘书者，即为解约，在他时问大学辞教授或教[授：引用者补]辞大学，均须两个月前通告对方。讲师聘任有效时间，除特定者外，以一学期为限，学期完时自动解约。……五，如已接受此聘书及条件，则于暑假中或开学后不复辞职，至少应留学校至年终结，如有万不得已情形，必须辞职者，仍应依照规程第十条手续办理，以便大学方面寻觅相当替人。

第九条　专任研究员、兼任研究员之任期，各为一年，但经重聘得连任。教授的任期为一年，讲师的任期为半年，如果到6月底拿不到新聘书的话自动解聘，而且假使在学期中，如果预先通知的话校方可以辞教员。别的机构也有同样的规定：“北大旧例，教授试教一年，第二学年改送正式聘书，只简单的说聘为教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别事故有一方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在学校方面生怕照从前的办法，有不讲理的人拿着无限期的聘书，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了每年送新聘书的方法。”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教员身份的保障还有弱化的一面。这种制度很可能会导致傅斯年所说的“去教授全不用理由，……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之私意，便可去之”成为现实。

当然，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并不是因为教授的任期只有一年，所有学者都惧怕拿不到聘书。看有关当时学界的报道或个人日记、书信等，常常发现教授们主动提出辞职，表示对学校或学系办学方针的抗议，校方常常对教授们进行慰留。有时辞职和解聘不过是一事的两面，有得知会被解聘时才主动提出辞职的，也有明知不能被解聘而故意以辞职相要挟的。无论制度如何，各人自有“争”的办法。

“这原是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激烈的虽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

三、学人的行为及其问题

上节所讨论的制度，除了大学院、大学区制度与蔡元培有密切关系外，其余并非出自蔡元培、顾颉刚和傅斯年的构想，故而固然会与他们的思想有些出入。本节将对学人们的思想与他们在某种环境中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首先来看顾颉刚。他虽然提出学术要独立于价值、社会、国家等，但学术独立的原则，与他之前提倡的“疑古”，到底是否一致?他的“疑古”确实出自“求真”的愿望，但同时具有实现传统学术的转型、破坏根据儒家道统之历史观念的意图。此时的问题在于：事实与“价值”或“应用”真的能够划清界线?追求事实的行为会不会同时带有某种价值或应用上的意义?而且，假使能够把两者的界线划清，两种志向始终在一个学者的头脑里达成某种统一，那么，到底在一个学人当巾两 种志向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其次，对蔡元培、胡适和傅斯年的行为可通过两个纠纷来进行具体分析。一个纠纷是，1933年在中央研究院发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合并问题，该问题似乎发端于蔡元培的书信。蔡元培向傅斯年提出把社会科学研究所并入史语所内，改称“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研究所”，请傅斯年担任所长。蔡元培说明：“盖社研所自徐公肃辞去后，仅经济、社会、民族三组，各有研究员一人，社会民族两组，均因经费太少，不能出外调查、搜集新材料，现惟将已得之材料，从事整理。民族组与史语所中之考古组及人类学均有关系，经济、社会，固要调查现状，但亦不能不追溯已往以阐明因果，合为一所，相得益彰，而史语所努力工作之好习惯，亦可激励社研所少数之同事，使之兴起，计无善於此也。”而且他已经与总干事杨杏佛商量好，托杨到北平时与傅磋商。蔡元培在信中所说的“经费太少”，恐怕与九・一八事变后的紧缩财政有关。而且虽然蔡元培提及一些学术上的理由，但合并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财政方面的短缺：“因在国难严重期间节省学术外之用费，增加公务之效率，……将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为一个组织。”

接受这种提议，史语所及时进行了讨论，议决：“函询本院对两所彻底改组办法。”合并之议来得比较唐突，“社会所事同人均茫然。”之后傅斯年几次向蔡元培和杨杏佛写信，提出意见：

斯年等虑到的困难，约分三端。一、合并后能否融合?二、对原有设置能因必要作不迁就之办法否?三、社会经济方面前途之建设如何?……近二十日中，斯年正无日不想此事，既与所中同人深澈谈过，又复遍按陶孟和先生与何淬廉先生两处之刊物读之，而到处请教焉。愈考虑愈多顾虑，愈看人家愈不知自己如何办，愈读本院社会所之刊物，愈觉无头绪。……其难处转在经济社会一路究与史语所一路如何打成一气也。就社会所之历史看，其不妥之点，正在范围太大，各部分互不相干。简言之，组织颇似一个缩小之中央研究院，以至事务之责无人能专，所长之任屡易不已。盖社会所之结合，是一个行政的结合而非一个学术的结合。今两所合并，民俗方面与史语所原有者本可交融，即法制经济之组有历史意义者，亦未始不可契合。独经济社会两端之与今日国计民生有关者，真与史语所不在一线中耳。……以经济置之语言考古档案文籍之刊，不惟彼此各不相干，且未免过于忽视经济。然则两所合并之后，恐不能如杏佛先生所期我们感化他们(……)，反而社会所今日组织之状态，传到史语所，置文史经济于一所中，则此顿失其为学术的单位，而成一个行政的单位。此比如何建设经济工作为困难。斯年等所最彷徨者也。……如合并，恐只能合并吏语民俗等，其经济等似必维持其独立。

正值“国难之秋”，财政短绌是没办法的，所以傅斯年只从学术上的理由说明合并之困难。对傅斯年来说，分析现状的经济学、社会学与历史语言学是没法沟通的，合则两伤，离则两全。他主张，作为学术机构，不应该以行政上的效率为优先，应该只从学术上的意义来判断。他还反驳蔡元培提出的新所名：

合并之办法……定名为“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数年来辛勤稍稍为人所知之名称，似未宜遽然去之，且“人文”“文化”等名称，包含太广，哲学、宗教、政治，等科之人或以负此大名而无此类科目，为质疑，不如用小名，较易于给地步。看似“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这一名称不太顺通，但傅斯年要严格划清各种界限，宁可把名称弄得不像样，也不容许模糊的名称和概念。在这点上蔡元培接受了傅斯年的提议。

虽然傅斯年提出了种种问题，打算阻止进行合并，但作为院领导成员之一还是不得不配合。这样在3月的院务会议上，通过了合并案：

八、历史语言及社会科学两所合并案

议决(一)名称为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呈请国府备案

(二)聘傅斯年先生为所长，李济先生为副所长……旧虽然院方推进两所合并，但从后来的结果看并未实现合并，只是傅斯年和李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与副所长，两所的财政也是分开的。推进合并的杨杏佛在1933年6月由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关系被特务暗杀，也许因此延缓了合并的进程，但最大的问题在于《组织法》。原来傅斯年认为，合并“仅系两所之沟通，与本院《组织法》并无违背处，故仅须向国府备案”。(《拟(历史语言及社会两所合并案)决议》)实际上在院务会议通过合并时也只提到“呈请国府备案”。但稍后傅斯年察觉到确实有《组织法》问题：“此一合并实系变更本院《组织法》，此法公布在立法院成立之先，故未送立法院。听国府规令，应补交立法院，然他们既忘了，我们也不便提及。若果因此呈准备案，而为国府文官处交到立法院去，乃大不是了局。此一点似不可不小心也。”一个政府机构不想暴露法律问题，继续要把立法院蒙过去，结果延期合并了：“两所合并事，事实上已完成之，然似组织法关系，应否用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名义，或两所名义暂时并存，尚未可即定。”旧从结果来看，《组织法》救了史语所的命。

1934年，丁文江就任中研院总干事以后，取消史语、社会两所合并的方针，让社会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巩固社会所的基础。这样，史语所按照傅斯年原来的想法，只合并社会所中的民俗学部门，新建第四组(人类组)。以四组构成史语所的体制，直到语言所的独立，大概持续了60年。史语所建所以来的最大危机，总算过去了。下面的信可以说是傅斯年的胜利宣言：

院长先生钧鉴：敬呈者，前奉二十二年三月五日院务会议事，决历史语言与社会科学两所合并定名为历史语言社会研究所。嗣因此事牵涉本院组织法问题，在组织法未修改以前两所暂仍旧制，并聘斯年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正所长，济兼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斯年等奉命，以来已历一年，按此一年之经验，窃以两所之性质不甚相同，于工作之沟通上颇感困难。闻现由已聘总干事丁在君先生商承院长将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以期工作上之互助。斯年等甚表赞同，谨此呈请

院长提出院务会议准许斯年、济辞去社会科学研究所正副所长兼职，力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务，实所深感。

在此一纠纷的过程中，傅斯年始终为合并事烦恼，屡次向蔡元培提出辞职，直到丁文江就任。他在1933年1月30日的信里已经以“成绩不足以价薪水，且服务既久，办事之兴趣索然”为由，提出暑假后辞所长，合并后请李济就任所长。虽然蔡元培有一次同意让李济代行史语所所长职务，但傅斯年辞所长一事好像一直没有获准，合并后的所长还是傅斯年(参看上引《院务会议纪录》)。傅斯年兼社会所所长后，为社会所事务又增加烦恼，既对社会所的具体成员不满，又好像发生了史语、社会两所混账，终于生病，以“一病得仿佛下半世的光景”、“精神一蹶不振，再负责任，必将史语所死在我手上”为由，又要提出辞所长。傅斯年自己根本不欢迎合并，但当时在院里还有“傅胖子吞并社会所”的笑话，看似不同情的人也不少，他的困境可想而知。

以上是史语、社会两所合并案的过程，其中蔡元培和傅斯年的思想与他们的行为，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容易看到的是，在这过程中蔡元培并不明显表态，只是始终坚持合并，也不让傅斯年辞职，把他置 于困惑之中。傅斯年向胡适和李济透露对蔡元培的不满：“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这地位是什么?就是下一年度中，经费的来源必断，得想一切方法维持下，这是在现在极明白的”，“弟觉总办事处诸公皆对弟汹汹，而蔡先生实不能弟之立身行事。”蔡元培从来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在思想上应该反对以财政上或行政上的理由来约束学术机构，但这次看似很容易就屈服丁对行政效率的要求。这样他让傅斯年失望了。对蔡元培来说，这是否意味着重蹈大学院、大学区制度之覆辙呢?反过来看，傅斯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据守学术上的观点，他碰到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在财政短绌的情况下，学术机构如何保持独立?第二，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如何进行沟通?或者什么样的观点在什么标准下能够胜出?虽然傅斯年得以回避最坏的结果，但这次纠纷使得这些问题更突出了。然而在大概同一时期发生的另一桩纠纷里，傅斯年好像不再居于守势，竟然扮演起黑幕角色。

第二个纠纷指的是1933～1934年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进行的“改革”。大体经过如下：“1933年4月胡适向蒋梦麟提出整理北大国文系，……与任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先生商量时，马‘深感困难’。双方的矛盾到1934年4月达到了高潮，马以提出辞去国文系主任一职相胁，旧派教授林损……亦提出辞去教职。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后来北大虽保留了马裕藻的教职，但以胡适代替国文系主任一职，林损遂从此离开了北大。对此，站在胡适一边的傅斯年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来表示自己的高兴心情。章太炎派统治北大国文系的局面到此终告结束。”关于上面所说的1933年4月的“商量”，现在留有两封书信。胡适先提出：

前日与梦麟兄谈文学院各系预算事。我们都感觉国文系的课程似宜尽力减少，教员亦宜减少。其所以有此需要，盖有三原因：(1)讲授课程太多，实不能收训练上的好效果。(2)一系占预算太多，而总预算又不能扩张，则他系受其影响。(3)教员名额都被占满，无从随时吸收新人，则不易有新血脉的输入。

在此还是出现了财政上的问题。按照胡适提出的改组办法，“讲师或可去三分之二以上，教授亦可减少二三人，至少可减少一二人。……现在之一百多点钟实在太多，似可减到六十点左右。”这对北大国文系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压力。马裕藻的反应如下：

先生与梦先生处校长院长之地位，因预算关系主张尽力减少国文系课程及教员，其理由实有值得注意之点。……今因预算关系，势须紧缩，则国文系应为比例的削减，无有疑义。查本年度本系功课每周一百零七小时，前次院务会议计划下半年课程时减去二十小时，每月省去经费十分之一。比之他系实已超过平均之比例。此种情形久邈洞鉴，无待赘述。又尊意主张本系功课减至六十小时，似嫌过苛，前订之八十小时或可为一折衷数。尚乞先生设法维持为幸。……前次院务会议对下学年功课减去二十小时，讲师已去五分之一，至于教授名额在梦廛先生兼院长时规定七人(较他系多二人)。目下并未瑜额。

之后的1934年2月22日，蒋梦麟劝胡适回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虽以“避贤路”为由不肯就，但似乎于25日跟傅斯年谈论北大文学院事后，坚定了改革的意向。经过4月的纠纷，蒋梦麟和胡适计划的改革大概成功了。胡适自己这样总结：

这一年北大方面的改革有一点足记：我兼领中国文学系主任，又兼代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名义上是梦麟先生)，把这学年的文学院预算每月节省了近三千元。外国语文学系减去四个教授，添了梁实秋先生，是一进步；中国文学系减去三个教授，添的是我、傅斯年(半年)和罗常培，也是一进步。……

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此事还不很彻底，但再过一年，大概可以有较好的成绩。由此来看，改革的要点在于“节省经费”和“淘汰旧人”。但这时，可能“节省经费”不是主要的目的，主旨在于更换北大国文系的成员和课程，“节省经费”不过是推动改革的一个借口。

在淘汰旧人方面，傅斯年绝对支持蒋梦麟和胡适，态度甚至比他们更激烈。他在分别写给胡适和蒋梦麟的信中大骂马裕藻和林损：

在上海见北大国文系事之记载为之兴奋，今日看到林撰小丑之文，为之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参加恶战，可已如此。想孟鏖先生不得不快刀斩乱麻矣。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小人，亦吾等一切人之耻也。

今日上孟鏖先生一书，痛言此事。此辈之最可恶者，非林而实与彼乃借新旧不同之论以欺人，试问林与诸丑于旧有何贡献?此小人恋栈之恶计，下流撒谎之耻态耳。越想越气，皆希努力到底!

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惟手示未提及马幼渔[引用者注：即马裕藻]，深为忧虑不释。据报上所载情形论，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三大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此在先生之当机立断，似不宜留一祸根，且为秉公之处置作一曲也。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似乎一年干薪，名誉教授，皆不必适于此人，未知先生高明以为何如?

傅斯年认为，马裕藻“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按照傅斯年1932年的观点来说，大学教授如果有相应的贡献的话，必须保障其地位，现在他要把马裕藻、林损赶走，这说明傅斯年完全不承认马、林的学问，把他们看作“学氓、学棍”之类。但我们同时需要注重马裕藻对“新旧”的看法：

本人以为研究学问，应新旧思想并用，即不反对新，亦不拥护旧。新者更有新，旧者亦有其研究之价值。新派讲方法，方法固需要，但对于文学，不可仅讲方法，而不研究。胡适之先生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学生仅讲方法，以为阅读哲学史大纲，即可了事，而不读子书，此不可谓研究。研究学问，不论新旧。辜鸿铭亦可请到北大讲课。大学与中学不同，中学须有统一思想，以免脑筋紊乱。大学则不应思想统一，必须新旧并用，始能获得研究之结果。

这背后有1910年代以来一些学人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所作的批评。不好好读基本的书，也是不断发掘新史料的“新史学”兴起之后有些学人指出的矛盾，牵涉“疑古”与经学等等一系列问题。②还不止于此，重要的是马裕藻提到“思想统一”的问题，他说大学必须新旧并用，这显然是接着蔡元培1910年代长校时的方针提出的观点。很可惜的是，当时对这些深刻的问题并没有展开深入讨论，发生的只是辞职和解聘的斗争。

至于具体的国文系改组办法，要点在于第三组，即文籍校订组。胡适主张，“第三组决定删去”，而马裕藻则说：“本系第三组之设原为藻历年(自十四年以来)筹划之一端，本学年方始试行。将来成效维不敢断，若能许藻尝试数年尤所希冀。第三组之设关于周秦文籍尤与古音韵学极有关系，藻颇欲利用第一组[引用者注：即语言文字组]之研究所得以为此组之助。”马裕藻推出“古音韵学”，但从胡适来看，此门类也在被整理之列：“语言文字学一组作有系统的安排，其关于中国文字学声韵学的一部。似可设法裁并。(例如‘文字学概要’与‘声韵学概要’似可合为一科。又如‘说文’，可并入 ‘中国文字与训诂’一科，因为这两科均用《说文》为主要材料也。)”古音韵学、文字学、《说文》，这些都是章太炎派所重视的研究领域，马裕藻企图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来进行文籍校订，“以图谋贡献世界”。攻破根据这种学术观念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等于是“章太炎派统治北大国文系的局面”。从胡适和马裕藻之间的“商量”情况我们得知胡适要章太炎派的志向，但他始终没有明确说明章太炎派到底怎么不可行。

所以，1933至1934年北大国学系的纠纷，不是在学术自由条件下的学术论争，顶多是学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斗争的经过和结果还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为什么蒋梦麟对马裕藻进行慰留?而马裕藻为什么先提出辞职，结果继续担任教授?从一方面来看，在上节介绍的种种“制度”下，校长和院长旗帜鲜明地要“改革”国文系，胜败之所归，似无需论辩，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胡、蒋合力，在籍系声势已衰之际尚只能动林损而不敢碰马幼渔，则鼎盛之日的八面威风可想而知。”当时水面下的内幕如何，现在已经难以捉摸。这一纠纷暴露出的问题，实与史语、社会两所合并时产生的问题类似。在财政短绌的情况下，北大也不得不削减经费。马裕藻抵制改革时，不仅提及学术上的理南，还提出“各系平均削减”的逻辑。如果每个系的条件都同样合理，或无法判断各个系的条件之区别的话，“平均削减”也是一个办法。而蒋梦麟和胡适认为国文系花费太多，对其要求超过他系的削减。那么，到底蒋梦麟和胡适的判断是否合理?他们有什么根据下断语?蒋梦麟甚至明确提出要改变“系自为政”的情况。这意味着削减各系的自治，由校领导统一安排全系的课程方针。如果马裕藻和胡适、蒋梦麟、傅斯年之间的异见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的话，当时北大校长和文学院院长的所为不免为大学里面的权力体系对学系、教授的压迫。而且，蒋梦麟表示：“本校教授聘约，均以一年为期，于每年度开始时送出。现本年度行将终了，应行更动之教授，亦将决定，想林先生对本校之更动教授事件，有所预闻，故提…辞职。”由此可见，校长进行改革时充分利用了教授聘任制度。

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得知同一时代的学人有时具有方向不同的思想，并且其思想与实际行为也往往不同。即便是同一个人，由于其所在的处境、所在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之不同，其行为也是会变的。

思想、行为和制度之间之所以会发生矛盾，往往在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围难”的问题。虽然在思想上主张学术的独立自由，但时逢“国难之秋”，需要集中资源，学术机构也不免受到影响。顾颉刚提出学术要独立于政治、社会和国家，但这是很难达成的一个愿望。另一个是不同学术观念之间纠纷的问题。虽然傅斯年提议审查大学教员的“贡献”，但审查的结果必定受审查人学术观念的影响，到底怎么决定审查标准?如果学术观念之间或方法论、学科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话，该怎么调整相互的关系?这些问题没有被合适地处理，甚至没人认为需要调整，就很难保障蔡元培所说的“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谈到学术自由、学术社会的问题时，论者常常注意的是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或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关系问题，但从本论文所讨论的具体例子来看，除了政治问题以外，学术界内部的互相牵制也是关键。如果学人之间常有互相排挤、学派斗争的话，学术自由终将只会是一座空中楼阁。

最后，当时的学人怎样在学术社会里面给自己争取新的社会地位?顾颉刚和傅斯年都说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士大夫，而是“工人阶级”、“职工阶级”或“技术阶级”。但有些知识分子的活动远远超出工人或职工的范围：他们有时担任学术机构的行政，领导一些工人或职工；有时也在社会上发言，在民众中赢得广泛的影响力。在此意义上，如果说顾颉刚和傅斯年属于“工人阶级”，恐怕不合适。这种情况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矛盾，而是意味着他们还没有找到表示知识分子地位的适当之词。介于思想、行为和制度之间的缠纠，知识分子对其身份地位的找寻直到今天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