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苏区:童团工作“领头羊”

1931年10月，来到湘赣苏区首府永新县担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一职。在新的岗位上，他忘我工作，积极推进儿童团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创办并主编《红孩儿》报，组织全省儿童团总检阅，重视和狠抓苏区儿童教育，动员儿童慰劳红军，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工作，受到省委和苏区干部群众的嘉许，并被选为共青团湘赣省委执行委员。但是，由于肃反工作的扩大化，他也被“左”倾错误领导人认定为“”嫌疑分子，成为他曲折革命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领导才干露头角

1931年8月，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中共湘东南特委、湘南特委和赣西南特委所属西路、南路、北路3个分委合并组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10月，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相继正式成立，王首道任省委书记，袁德生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分别驻在永新县城内一街之隔的萧氏宗祠和县商会万寿宫。即于此时来到湘赣苏区首府永新县，担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年仅16岁。

以永新县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在井冈山、赣西南、湘东南地区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东至赣江，北至株萍铁路和宜春袁水，西至粤汉铁路，南至大余，面积2.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次于中央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第三大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央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西部屏障和巩固的战略侧翼，也为中央根据地与湘鄂赣根据地的沟通搭设了重要桥梁。

履新省儿童局书记前，已经积累了很多在基层从事儿童团工作的经验，但如何全面谋划整个湘赣省儿童团的工作，对他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经过一番深入调查研究，决定以儿童团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为突破口来推进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

1931年10月1日至8日，少共湘赣省委主持召开了湘赣边苏区儿童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胡选善、钱忠红等组成湘赣省红色儿童团省团部。大会讨论通过了《湘赣边苏区童团工作决议案》《组织和编制决议案》《文化教育工作决议案》，确定了全省儿童团工作的指导方针、基本任务和整体规划。其中，《童团工作决议案》特别强调：建立和发展儿童团组织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

不久，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儿童局关于儿童团组织性质和工作原则的决议也传达下来。在中央局儿童局决议和省儿童团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带领省儿童局立即行动起来，协助各级儿童团进行组织建设。至1932年初，湘赣省、县、区、乡、村五级儿童团组织基本建立起来。省、县、区三级成立了儿童局，乡、村成立了儿童团委员会。全省儿童团员总数也一举突破7万名，几乎做到了应入尽入。

儿童团组织建立起来后，儿童团干部队伍建设很快也被提上日程。经过一番筹备，由亲自制订培训计划、编写教材并授课的第一期湘赣省儿童团干部业务能力培训班，很快就在永新县城外的山坡上正式开班了。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儿童团的相关常识和如何开展儿童团工作而展开。经常亲自授课。每次讲授，他除了对学员们进行阶级教育，学习打倒反革命、穷人求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外，还会着重讲授一些革命基础知识和做儿童工作的方法。

1932年3月，军队对湘赣根据地重点“围剿”的失败，极大地鼓舞了湘赣军民的革命热情，苏区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在这一派喜气的氛围中，湘赣省决定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少先队、儿童团总检阅活动。

1932年5月1日，告别连日的阴雨，永新迎来了明媚的阳光，湛蓝的天空清新透亮，四周的山野一片葱绿，遍地的小花舒展地绽放，到处都透着清新和芳香。

永新县沙罗洲的广场上，带领青年们早早地搭起了三个高大的检阅台，四角的立柱还用墨绿的松枝和各色鲜花装扮起来，显得庄重而活泼。检阅台正中挂着“湘赣省少队、童团五一总检阅”的横幅，左右两边是“学习共产主义”“将来的主人”“武装保卫苏区”“时刻准备着”等彩联与横幅，还有列宁的画像。

来自湘赣苏区20多个县近万名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集合在广场上待命，兴高采烈地等待检阅。当省委书记王首道、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等领导和、谭启龙一起走上检阅台时，少先队和儿童团的队伍中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首先进行的是队列检阅。在和谭启龙的指挥下，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们穿着各自统一的服装，精神抖擞，身背大刀，肩扛梭镖，在嘹亮的军乐、口号声中，排着整齐的队伍，威风凛凛地向检阅台走来。王首道、冯文彬等领导高兴地鼓掌，并不时向大家挥手致意。接着是集体操表演。各代表队暗中较着劲，在《我们也要当红军》《少共国际歌》《共产儿童团歌》等歌声中，一会儿组合成有棱有角的方阵，一会儿组成圆圆的太阳，一会儿组成巨大的五角星，变幻多样，将湘赣青少年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

队列和集体操表演结束后，和谭启龙分别对各县参赛代表进行政治和业务测验，考试内容包括少先队和儿童团组织的性质、任务、口号、标识和礼节等基础知识，以及命题作文、数学运算等文化知识。随后，各代表队还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歌舞表演。

经过评比，永新县代表队夺得总检阅第一名，得“战斗机”（注：苏区时期表彰先进用“飞机”的形象，批评落后用“乌龟”的形象，一般画在红旗上制成奖旗）；以莲花县列宁学校学生组成的莲花县代表队获得第二名，得“轰炸机”；茶陵县代表队获得第三名，得“侦察机”。

整个检阅活动活泼热烈，组织井然有序，获得了圆满成功。通过这次总检阅，和谭启龙这两位活动的组织者也很快进入了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视野。冯文彬在赴湘赣省之时，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就交给他一项选拔优秀地方干部到团苏区中央局工作的任务。因此，尽管是第一次见到，冯文彬觉得这个浏阳伢子似乎就是自己所要物色的人选。

冯文彬有意地找进行了几次交谈，对他的身世和学习工作经历进行了初步了解。性情开朗，思想开阔，讲话发言条理清晰，很有见地，给冯文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在阅读过主编的共产主义儿童报《红孩儿》后，冯文彬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红孩儿》报是由省儿童局主办，以苏区少年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报纸。在的积极倡导下，创刊于1932年3月25日。每期6个版面，8开单面石印，发行数量不大，也无固定刊期，发行范围主要集中在湘赣苏区。但就是这样一份小报却凝聚了的大量心血，他每期都要亲自写文章、设计版面、配图、刻板、印刷并负责发行。在的精心策划和辛勤耕耘下，这份辟有“儿童通信”“谜语”和“童谣”等栏目的儿童报，因版面生动活泼，内容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实际，文风朴实，文字清秀，很快成为湘赣苏区少年儿童争相传阅的对象。

除主办《红孩儿》报外，还不时在广泛发行于湘赣苏区的《湘赣红旗》《列宁青年》《青年实话》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以此激发苏区儿童团员的革命热情，推动各项工作。

为配合全省开展的秋季扩红运动，1932年8月30日，在《列宁青年》第13期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拥护红军》的山歌：

男唱

山歌开口不骂人，告诉朋友两事情：

老婆要讨贫家女，当兵要当我红军。

女唱

一针一针又一针，做双鞋子送红军；

先生老板我不想，不嫁红军不甘心。

男唱

你我同意又合心，何不结成自由婚；

自由婚姻结成后，你理家事我当兵。

女唱

亲哥勇敢愿当兵，愿与亲哥就结婚；

家中事情你莫念，望你努力杀敌人。

为推动儿童入学读书，1932年9月15日，在《列宁青年》第1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团在儿童运动中的一件中心工作――领导全体学龄儿童到列宁学校去读书》的文章，指出苏区儿童教育不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团组织领导不力”，“团要领导广大儿童到列宁学校去读书，首先要向儿童群众作广泛的宣传，启发儿童求学热情，一方面向阻止儿女读书的父母作解释工作，另一方面发动儿童群众（特别是童养媳）自动起来反对家庭的阻止，做到每一个儿童都到列宁学校去读书，实行普遍的儿童教育”。

在的推动下，湘赣省儿童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据1933年1月，共青团湘赣省委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说：“列宁学校从村到县都普遍建立了，在冲锋季中建立了626个列小学校，12个高小学校，儿童有十分之六的学校去读书（注：原文如此，意思应为“有十分之六的儿童去学校读书”），列宁室、识字运动、读书班、俱乐部、游艺场、阅报处等大多数地方建立起来了，青年及儿童识字、娱乐情绪比前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程度也提高了。”

为反映湘赣省儿童团慰劳红军的工作特色，1932年9月10日，在《青年实话》第25期“湘赣通讯”栏目上发表了《我们这里的情形》一文，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湘赣苏区儿童团慰劳红军的故事：

“敬礼”！一排儿童团员，戴着红领巾，排得整齐的，向大路上走过的红军队伍行礼。背着枪的战士们，在严肃的脸面上，露出愉快的神气。

“鼓声咚咚……”“欢迎……”又在唱歌，呼口号了。听他们清脆的声调，看他们活泼的体态，多么可爱呵！这样一路走过去，走两百里路也不会疲倦的。

“同志”！一个小弟弟招呼着一个单独的战士，跟上来一路走。“有什么政治消息么？”他这样小的一个人，一开口提出这个问题，倒使我们英勇的战士有些吃惊了。

告诉了他一些消息以后，他竟很快的做出结论来：“四次‘围剿’，快要粉碎了！同志！我们到赣州吉安再见吧！”

他说过后，就立正行礼，一跳一跳地走进一个村庄里去了。那个背着枪的英勇的战士，站在那里望着他的后影，表现莫大的安慰和惊异。

湘赣苏区儿童团创造的慰劳红军的方式方法以及对它的宣传，引起了中央苏区儿童教育工作者和儿童团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和强烈认同。1933年7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将湘赣苏区儿童团慰劳红军的事迹以《学湘赣儿童的榜样》为题编入教材《共产儿童读本》（第六册），文章如下：

湘赣苏区儿童团组织，有扇子队，红军开到湘赣苏区，在路上行军时，他们排着队，站在路旁两边，替红军摇扇。等红军休息，他们也散开。到红军休息的地方去，很活泼的向红军大扇特扇。不但红军战士走得汗淋淋的热气，一扇便凉了，而且使红军战士，一个一个欢笑，把红军的疲劳都消除了。他们见了红军便敬礼欢迎，打扇的打扇，喊口号的喊口号，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非常热闹，非常活泼可爱，真是一群小英雄！中央苏区的儿童团，都应该学习湘赣苏区儿童团的榜样，组织扇子队，遇着红军经过的时候，替红军打扇，喊口号，唱歌跳舞，欢迎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

8月13日，《青年实话》第24期也以《学习湘赣苏区儿童团的榜样》为题作了扩大宣传。

在的带领下，湘赣省儿童团各项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广大儿童团员颈系红领带，呼喊着“准备着，时时刻刻准备着”的口号，跟着父兄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为建设、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正如他们歌中所唱的那样：“年轻小弟兄，十分有威风。共产儿童团，革命精神好像山泉涌。”

时隔多年，许多老前辈谈起儿童团，还都赞不绝口，他们说：“可不能小看儿童团呀！那时候，儿童团参加革命斗争，不是来听听看看的，他们也是一支革命的队伍，一种革命的力量呀！”

冯文彬曾称赞“湘赣儿童是革命的小英雄，是全国苏区的模范”。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爽直开朗的性格，踏实勤勉的工作作风，以及初显的领导组织才干，给苏区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永新县儿童局局长的彭富九曾回忆说：“干起工作来总是精神饱满，讲起话来也都生动风趣，鼓动性极强。他思维活跃，很能写，苏区的《列宁青年》上经常有他的文章。一起玩耍，他的点子也多，有时还会搞点小恶作剧来活跃气氛”。

在湘赣省儿童局书记任上一年多的革命生涯中，从西乡的龙田、沙市、文竹、里田，到北乡的象形、杨桥，从东乡的石灰桥，再到南乡的烟阁、秋溪，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永新的每个角落。对永新始终饱含深情，以致离别多年后，1962年12月，当他从井冈山返回湖南路过永新，向全县科级以上干部作报告时，还动情地说：“永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很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的永新人民全力以赴支援革命，送子送丈夫参加红军人数最多，模范少先队一次就输送1000多人参加红军。”“我殷切希望你们要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带领广大人民克服与战胜当前的一些困难，发扬革命传统，去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志同道合两少年

萧氏宗祠是永新县萧姓族人建造的一座中轴对称、砖木结构的清式三进祠堂，造型典雅古朴，落落大方。湘赣省儿童局和省少先总队部同在祠堂二楼办公，分处东西两侧厢房，中间有七八米长的回廊相连。16岁的和17岁的谭启龙分别担任省儿童局书记和省少先总队部总队长。

由于住得近，年龄相仿，加之少先队和儿童团同归共青团（少共）湘赣省委指导，工作上也有许多契合之处，一来二去，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逐渐熟络起来。自此，两人相知相交近60年。

谭启龙，永新县北乡人，1914年出生于一个贫苦而又不幸的农民家庭。3岁丧父，10岁那年，先是姐姐因难产而死，继而相依为命的母亲惨遭地主民团无故殴打，不治而亡。沦为孤儿的他就此成为当地一个富裕人家的放牛娃。直到1928年，年仅14岁的谭启龙毅然决然地跟随当地团组织负责人贺可展参加了革命。

谭启龙出身苦难，又何尝不是呢？

，小名“九伢子”，父亲胡祖仑靠挑煤贩卖为生，因长期重体力劳动，两只肩膀竟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包；母亲刘明伦吃苦耐劳，但因耀邦兄弟姐妹多，负担重，全家生活贫困，读书的钱还要依靠家族宗室接济。那个非常疼爱自己的姐姐胡石英更是命运多舛，经历了一段惨痛的婚姻，又在一次分娩后死去。

相同的经历，使两颗年轻的心贴得更紧了。

1931年秋，适值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不久，从莲花到永新，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一时间，苏区军民都在饶有兴致地谈论着一个话题，那就是在战争中采取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充满智慧的战术原则。

每每听到有人提及，内心深处总会有一阵激动，然后就静静地倾听着。在得知谭启龙曾带领少先队员配合红军参加过不少战斗后，专门找到谭启龙说：“启龙，你给我讲讲永新革命斗争的故事吧，特别是关于的。我听说，跟永新蛮有渊源的。”

提到革命斗争和，谭启龙非常自豪地说：“永新可是我们革命的一块福地，也是的福地。先说三湾改编吧：三湾，是我们县西南九陇山区一个万木苍翠、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也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之地。1927年秋收起义后，率革命队伍由莲花转移到这里，当晚便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随后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提出了官兵平等、支部建在连上等军队建设的新原则。”

接过话题：“是啊，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说过，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谭启龙话犹未尽：“还有，当年朱老总那首传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的标语，你肯定也听说过吧。这两只羊就是1928年6月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的赣敌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和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毛委员、朱军长和指挥英勇的红四军，在永新与宁冈交界的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一带，歼敌1个团，击溃2个团，缴枪800余支，并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

一个听得有味，一个讲得有劲。谭启龙接着说：“7、8月间，面对湘赣敌军重兵‘会剿’和红四军主力远在湘南的不利局面，毛委员镇定自若，硬是带着仅有的一个团在永新摆下迷魂阵，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把粮食、用具、牲畜都藏起来，水井堵死，使得永新县城周边白天不见人，夜晚却楚歌四面，利用虚实结合，最终以千敌万，将11个团的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30里内25天之久！”

听到这里，既为的战争指挥艺术所折服，又为人民战争的无穷力量惊叹不已，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小石头要打烂大水缸”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还有呦”，谭启龙又笑着说，“的爱人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女战士，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烟阁乡黄竹岭英姿飒爽的双枪妹子贺子珍。”

“哈哈，确实颇有渊源。”若有所思地说，“从地理上讲，永新地处湘赣要冲，这里是方圆五百里井冈范围内少有的开阔地，西通湖广，北上袁州，东下庐陵、南昌，可谓‘眼观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数百州’，因而，可耕可凿，可战可守。再加上党和群众的基础也比较好。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讲‘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要‘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的原因吧。”

望着，谭启龙心中暗生钦佩：这个浏阳伢子对永新的认识倒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永新人更深刻哩。于是，心中顿时萌生起向学习求教的念头：“耀邦，论文化学识，我是比不得你的，我只是以前在给东家放牛的空隙趴在私塾的窗边偷学了几个字，在儿童团和少先队里学习也很零散。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你一样有文化的人，你一定要多帮助我哟！”

谦虚而又实事求是地说：“我也只在学校读了7年书，算不得有文化。不过我确实有两点心得：这第一便是勤能补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第二是，学问，学问，就是要我们又学又问，要多读书，多思考。古人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更何况我们呢？”

之后，根据谭启龙的情况，专门为他制订了一个详细有序的学习计划。谭启龙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尽自己所能为他解答。通过二人的共同努力，谭启龙进步很快，一年多下来，文化水平便有了很大长进，不仅能看各种报刊和文件，还能读懂一些革命理论书籍，也能写一些简短的文章，工作起来顺手多了。1932年10月15日，《列宁青年》“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特刊”刊发了谭启龙写的《庆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一文。他兴奋地跑到那里，激动地说：“耀邦，我写的文章上杂志了，感谢你一直以来的鼓励和帮助！”对谭启龙取得的成绩由衷地感到高兴，并勉励他说：“这都是你刻苦努力的结果，我期待着在更多的场合继续拜读到你的大作！”

几十年后，谭启龙还深情地说：“我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文化知识和思想政治水平提高较快，这与耀邦的热忱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1932年6月，根据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为加强共青团湘赣省委中工人雇农的成分，在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的协助下，共青团湘赣省委完成改组。和谭启龙都被选为执行委员。

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与谭启龙还经常一道下基层巡视，遇到困难，就一同想办法解决。在他们的努力下，湘赣省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工作都开展得卓有成效。

身负冤情入红都

正当以满腔的热情投身革命工作之时，一场始料未及的生死考验也悄然降临了。

1932年11月，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信严肃批评湘赣省委犯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湘赣肃反运动再度泛滥开来。这次肃反的矛头集中对准了原湘东南行委及后继的湘东南特委。不多时间里，曾任湘东南行委、特委常委的李孟弼、袁德生、胡波、朱映华、陈韶、曾道一、甘步衡等被怀疑为“”分子遭到逮捕、关押并陆续被杀害；曾在少共湘东南特委与共事的陈判林、刘光明等也因怀疑为“”分子而被关押审查。苏区上下笼罩在一片反“”的肃杀气氛中，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此时苏区边界又传来正调集30万大军准备第四次“围剿”根据地的消息，不安的情绪在整个湘赣苏区也逐渐弥漫开来。

一天，主管肃反工作的省（赤色）职工联合会委员长刘士杰带着省政治保卫局局长谭牛山匆匆找到王首道说：“王书记，我们刚刚得到确凿证据，省儿童局书记和省少先总队部总队长谭启龙是‘’分子，我们请求省委批准对他们立即采取抓捕措施，以防给苏区造成更大的危害。”

王首道眉头紧锁，先是“唔”了一声。他对刘士杰在肃反中重口供轻证据、大搞逼供信十分反感。但肃反是中央的要求，这种完全脱离党委集体领导和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又有与苏区中央局直接通话的便利，他自己就是被这个部下告到中央，以致不得不在刚刚闭幕的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违心的自我批评。

接着王首道对刘士杰淡淡地说：“和谭启龙两人都是省里的重要干部，分别担任各自部门的领导职务，按照组织程序，对他们的处理需要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才可以。”

刘士杰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也只好带着谭牛山悻悻而去。

12月下旬，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在湘赣苏区完成巡视工作准备返回瑞金的冯文彬刚好在永新，便列席了这次会议。他想，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向省委提出调和谭启龙这两个自己非常看好的“小鬼”去中央苏区工作的要求。

会议刚开始，刘士杰就大声宣布：“最近，省政治保卫局新侦破了一批‘’分子，其中涉及的省里干部有和谭启龙两人，请大家举手表决一下，以便正式抓捕查办这些严重危害苏区安全的阶级敌人。”

顿时，会场陷入沉寂，多数人眼中满是疑惑。不多时，省苏维埃副主席谭余保打破了沉默：“和谭启龙这两个十几岁的小娃儿，看牛崽儿出身嘛，思想活跃，直言快语，工作一贯积极。据我了解，他们不是‘’，不能抓！”

对谭余保的“捣乱”和“不识时务”，刘士杰先是一惊，接着冷笑道：“反革命还分年龄大小？有人揭发，的一个老师就是‘’，已经被处决了。受这个老师影响很大，能不是‘’吗？况且他还喝过那么多墨水，是个知识分子哩！”

眼看着谭余保与刘士杰就要争吵起来，省委书记王首道一拍桌子，锐利的目光盯着刘士杰，也有些激动地说：“我认为，共产党人要讲胸怀坦荡，做事要讲有根有据，不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而不加以细心查证。我们的肃反工作是要做到不使一个坏人逃脱，但也不能冤枉一个革命同志！”

此时的冯文彬，回想起他这半年来对和谭启龙考察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年纪轻轻就从湖南来到江西干革命，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怎么能行？莲花县列宁学校、湘赣儿童团，工作成绩有目共睹，没有过人的才智又怎么能行？冯文彬思忖：和谭启龙不可能是“”！我得想办法保护他们。想到此，一直没有发言的他对大家说：“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和谭启龙又都属于共青团系统的干部，如果大家信得过我的话，就由我带他们到团中央去审查吧。”

王首道、谭余保等大多数人当即举手表示同意。刘士杰虽然对这样的处理结果非常不满，但也不想直接站在众人的对立面，只好举手同意。

第二天，和谭启龙跟随冯文彬踏上了前往红都瑞金的征途，从而避免了被当作“”分子遭杀害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