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模式点评与路径选择

一、国内城市边缘区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模式评析

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模式都是通过盘活土地资源,赋予土地资本属性来进行的,通过对国内相关的案例进行研究和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一)“确权赋能”的成都模式

成都市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确定了“确权赋能”的改革思路。将宪法规定的农村各种产权通过权证的形式确定到户,使之成为农民法定的资产,并赋予可流转的、市场化的资本禀赋。在耕地保护上,市县两级财政设立耕地保护基金,按照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设立不同保护标准,扣除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后,存在农民“耕保卡”,也可根据本人意愿,选择将耕保补贴转到养老保险卡,抵扣保险费。“耕保卡”上的金额,须农民到一定年限,经耕地保护协会确认承包地没有遭受破坏,方可一次性领取耕保补贴,否则将予以扣除。成都的“确权赋能”,实质是土地流转体制建立之前的一种必须且有效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在“确权赋能”基础上的土地流转,符合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的要求,有利于结合区域实际落实土地承包权登记制度。但是,这种“确权赋能”建立在县市两级财政负担基础上,过分的依赖于公共财政支持,而对社会资本的利用不足,改革的成本较高。

(二)“地票交易”的重庆模式

地票是目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主要交易类型,它来源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买卖地票就是买卖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通过将农村宅基地、农村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在重庆市域内耕地不减的情况下,会产生新的建设用地指标。这些指标通过地票的形式交易。地票制度没有触及耕地保护的红线,解决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市场调剂问题,促进城市资本进入。但作为一种权利票证,买到地票不意味着能够稳定获得土地,需要寻找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要求、未被国家征收且符合市场需求的地块。因此前期交易环节存在风险,具体实施规则和操作性仍待实践检验和完善。

(三)“宅基地换房”的天津模式

天津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围绕破解土地和资金双重约束的难题,推出以“宅基地换房”为标志的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办法,即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挂钩,城市建设用地增加量要和农民到城里定居挂钩,从而探索出大城市近郊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径。天津模式有利于土地相对集中和资本积累,统一的规划也确保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起点和建设水平相对较高。但由于我国土地尚缺市场定价要素,征地主要由地方政府定价,农民缺乏充分定价权,政府、集体、开发商和农民的利益分配和土地收益分享非常复杂,土地流转后很难确保集中居住的农民充分就业,背负很大的“失地又失业”风险。

(四)“城中村”改造的合肥模式

合肥通过“三转、三安置、一纳入”等措施对市区250个城中村进行改造。改造的基本步骤包括摸底测量、制定改造办法、寻找开发伙伴、编制改造规划等,改造后,城中村的村民户籍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农民统一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村民委员会改变为居民委员会,实现城市社区管理。合肥的城中村改造因为涉及拆迁补偿、村民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需要的资金巨大,尚未真正形成有效的建设投资渠道,制约了其城市化向纵深发展。

(五)“两分两换”的嘉兴模式

嘉兴模式试图让农民的宅基地通过置换,以永久性物权的形式给予认可和确定,从而让土地和房产成为嘉兴农民的一种资产,而不是束缚流动的包袱。它采取“两分两换”的方式,即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在依法、自愿的基础上,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嘉兴模式的突出优势在于它把宅基地换房和土地经营权换社保结合起来,很好的弥补了仅仅依靠宅基地换房带来的局限,为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了可靠保障。但是,“两分两换”方式中,土地经营权换取社会保障的基本条件是地方政府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农民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的稳定性取决于政府的执行力度和相关的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农民转为市民后在就业竞争中的竞争力强弱。在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不到位的情况下,会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

二、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土地收益分配与农民权益保护

如何科学合理的量化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明确农民的话语权,探索和完善土地定价机制,充分发挥土地要素功能,是需要长期探索的难题。宅基地集中过程中的土地集约使用收益如何分配,土地流转后,集中居住的农民怎么就业,承包权换取社保的标准制定和如何实施等都是涉及农民长远利益的难题。现阶段,农地流转有形市场、土地流转交易规则和土地流转纠纷解决等交易平台尚未完善,导致操作不规范和利益纠纷时有发生,造成不仅仅是农民,而且包括土地购买方的担忧和纠纷。

(二)资本保障机制

一体化建设的核心难题是资本瓶颈。通过农村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可以节省出部分建设用地,以招拍挂的方式进入土地市场,能够有效的弥补城镇建设缺口,基本保证了资金预算的平衡。但这种资金循环过程中,如何搭建有效的融资平台,如何有效监管资金使用的环节,如何确保避免资金循环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和利益输送,是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培育

三农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需要通过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中找到破解难题的钥匙,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缺位问题,如何将农民培育成新型的市场主体,解决农村市场经济组织的不合理结构和规模,完善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四)组织保障机制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组织保证需要从组织发动、中介联系和村民自治等各环节介入。如何强化基层政府的指导以确保新社区的科学规划和快速实施,如何完善村民治理与协商机制问题以确保农民的核心利益,如何建立专业性的中介组织推动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和规模化经营。城市化过程中的财政管理制度、转移支付、收入激励等支持制度,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户籍制度一体化改革,农村产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引导和准入,开发建设过程中的规划和环评建设部门的指导协调,这些都是农村空间再造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空间集聚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

从分散的居住方式转变为集中的居住方式后,农舍变成连片住宅,零散村落变成集中社区,农村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社会的组织形态和生活形态相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组织和服务体系,对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带来新的变化。对于农民的思想和素质更是带来新的变化。如何预见这些变化的发生,为农村新空间的集聚做好规划和预案设计,为农村社会的转型提供更好的基础性条件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六)农村产业支撑体系的构建

实现了居住集中后,如何确保农民的收入稳步提高,避免住楼致贫现象的发生,推动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本的保障就是构建产业支撑体系。如何探索在城市郊区发展设施农业和观光农业,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如何推进乡镇工业的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如何发展郊区型服务产业,如何改善农村流通市场体系建设,强化生产要素流动,推动“中心地”的培植和功能强化,这些都是城镇建成后长期要做的工作。

三、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一)核心思路:以城市化推进一体化进程

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要实现农村城市化,理想的道路和改革代价,其实质就是将农民的村镇房屋商品化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转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体现农民财产权的真正价值,打通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通道,重构农村市场经济的体系。通过制度建设和权利诉求的转换,通过法律完善重新界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和农民住房的商品化权利,通过具体的行政法规或限定条件分期、分区域、分重点地实现商品化,农村改革的“开权”之策,是中国继“均田”、“免赋”之后更重要的新的改革重点。“开权”的改革举措是较“均田”、“免赋”更大的农业政策的调整,是联通城市资本、金融资本与农民资产的核心纽带,是市场化的资本流动的基础。

(二)主要目标:实现农村生活形态的变化

城乡一体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全面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因此,农村城镇化应以尊重农民意愿,提高农民福利为行动指南。农村城镇化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国民生活形态的重大转变,其中人口身份的转变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更关键的转变在于人口素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逐步推进城乡居住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基础上,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加快农村社会组织的变革和农民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将农民生活转变为市民生活。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改造成有文化、有技能、有思想的新型农业工作者。

(三)产业保障:转换农业生产方式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在于产业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产业支撑。为切实实现这一保障,必须对现有的农村生产方式进行变革,实现农村产业组织的变革,将数千年延续的分散、落后、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方式,改造成与工业化、信息化相适应的,集中的,具有规模效益和科技含量的新型产业组织方式。在第一产业,实现以设施农业和科技农业为代表的园区农业组织模式,实现土地规模利用和高效产出。在第二产业,乡村工业集中于工业和科技园区,实现工业的规模集聚和科学分类,彻底改变传统乡镇工业高能耗、高污染的状况。在第三产业,充分利用城市近郊的区位、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和其它特色服务业。

四、推进城市边缘区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策略

(一)确保政府和村民利益诉求的一致性

在新阶段,农村改革已经由农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向工农、城乡,以及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为确保城乡一体化的有效推进,有必要继续强化村民治理与协商体制建设。在保证乡村自治的前提下,探索和完善农村重大决策的表决机制和农民反馈机制,合理划分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户个体之间的权责利和利益分配关系。对于涉及农民重大利益的问题,要加强对农户的组织、宣传和引导,强化活动的严肃性和过程的程序性,扎实改进工作流程,强化宣传和发动,将农民的要求收集充分,对重大关切进行密切磋商,将不安定的隐患消弭事前。

(二)稳步推进边缘区经济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

因势利导地发展培育农村各类组织对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十分重要。要以主体创新推动农村经济组织的活力,推进传统农民向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转变;以结构创新推动农村各类组织的功能,改变传统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模式,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种新型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规模创新推动农村各类组织的效率,改善现有组织的集中程度,全面推进农村经济组织的规模化运营;以治理创新推动新型组织的发育,使乡镇政府由行政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村级事务管理服务职能与村级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分离,逐步推动村级事务管理向城镇社区管理转变。

(三)积极探索农村城市化的开发模式

我国现有的城镇化开发都是以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公司方式进行。但开发公司的组建形式不同,有的是基层直接组建,有的是采取合建。为提高建设效率,加强开发过程的监控,需要完善开发程序,依法成立高级别的专项开发机构,分离政府和开发公司的利益关系。政府的投入不是以财政资助资金而是以金融资本进入开发过程。对于成本和利润核算等,政府要加强全程监管,严格控制成本和开发公司的利润率,开发完成后,将管理权及时交还给基层和社区,实现建管分离。

(四)推进城市化的产业支撑体系建设

推进城市化发展的产业支撑体系建设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证。要紧密围绕城市现代农业发展确定的方向,按照土地集约、效益优化、高质高效的基本原则,围绕农业基础设施、现代科技设施农业、乡镇新型服务产业和新农村建设等发展重点,引进和储备一批与区县可使用土地相适应的发展项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协调推进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和土地集中规模经营,多形式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耕地向集团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通过设立和引进股权投资基金,支持重建城乡基础设施、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加快服务业发展,迅速提升农村综合经济实力。

(五)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配套措施建设

在财政税收政策上,适当下放权限,扩大区县自主备案审批的额度,加大对财政较弱区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区县财政收入超收激励机制。在就业政策上,大力开展农民就业培训,实行企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补贴制度。在户籍管理上,准许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的农民工本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将常住户口迁入现住地。探索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让农民持股进城。在社会保障政策上,加快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在社会管理政策上,分离村级事务管理服务职能与村级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职能,推动村级事务管理向城镇社区管理转变。

〔基金项目:本文是天津市重点调研课题:“大城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策略研究”(2009)和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大城市边缘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2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