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的孔从洲

他是杨虎城将军的得力爱将。70年前那场发生在西安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一位著名的西方记者曾断言：“中华民族抗战，它最先的子弹并不是在满洲或上海，也不是在华北前线，而是在铺满了雪的临潼县华清池外面发射的”。

在华清池的枪声打响的同时，时任十七路军警备二旅少将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的孔从洲将军下令发射了两颗信号弹，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杨虎城的深夜召见

1936年12月7日晚上，孔从洲被杨虎城将军叫到新城绥靖公署。当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杨虎城正在房中踱步，双眉紧锁，显得心事重重。

孔从洲汇报了部队的情况之后，杨虎城特别强调要加紧部队的夜间训练。随后，杨虎城又问道：“现在中央军在西安有多少部队，都驻扎在什么地方，西安市区交通要道警戒有多少兵力，这些情况你都清楚吗？”

孔从洲虽然不知道杨虎城深夜召见他了解这些情况的原因，但从杨虎城严肃的面容上，他已经预感到将有大事要发生。

“中央军在西安驻有宪兵团、公安总队、交警总队、保安团，这些都是公开的单位，情况我都掌握。至于那些没有公开的特务系统，有的还不十分清楚。”

杨虎城显然对孔从洲的回答不是很满意，“我要知道的是，什么部队，什么番号，都驻扎在什么地方，哪条街，哪个巷子里的哪些院子。这些都必须搞得一清二楚，不能有半点含糊。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孔从洲说，“这几天我们部队要在城里连续进行几次夜间演习。通过演习，我保证很快把中央军的驻地、番号摸得清清楚楚，请主任放心！”

离开杨虎城的办公室，孔从洲一直回想着刚才杨虎城说话时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大战前才有的凝重。其实他并不知道，就在这天，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自来到西安，张、杨已经多次劝说放弃打内战的政策，向他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也是全国军民的共同心愿，结果遭到的拒绝。这天，张学良准备再到临潼劝蒋一次，蒋再不听，就按照杨虎城的提议对蒋先礼后兵。可杨虎城不赞同这个办法，他认为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不可能劝得过来。但因为张学良的坚持，杨虎城只得答应，并且约定次日上午分别去见。

杨虎城虽然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但他已经不对抱任何希望。他一面对见蒋的事情做准备，考虑自己应持的态度和措辞，以免引起蒋的猜疑和警觉，同时加紧做应变准备，以便随时能够对蒋采取行动。

孔从洲回到司令部后，立即召开了连以上的军官会议，部署连夜演习任务。在会议上，孔从洲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演习部队必须摸清各地区中央军警宪特的实力和具体分布情况；二、演习地区内中央军驻地有几条街道、几个巷口以及封锁这些街道、巷口所需要的兵力；三、部队行动要肃静，不得惊动市民，不要影响百姓的休息；四、要严格保密。

会议刚刚结束，杨虎城就打来电话，命令演习从11点钟开始。孔从洲感到事情紧迫，他立即返回杨虎城的办公室汇报演习部署情况。

杨虎城注视着孔从洲，眼神严肃而坚决，“你们按中央军警宪特驻地配置兵力，他们有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有一个团，你就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

西安的冬夜寂静而寒冷，城里灯火寥落，行人稀少。孔从洲亲自率领一支演习部队悄悄地走出了军营。鸡不鸣，狗不叫，也没有人讲话，他们时而疾步前进，时而徐步搜索，时而聚集在路灯下研究，时而隐蔽在黑暗处观察。

凌晨5点，东方还没有透出曙光时，夜间演习结束了。辛苦一夜的士兵回到营地休息，城防司令部的参谋们却更加忙碌起来。他们根据各个演习部队的报告，把中央军以及东北军在西安城内外的兵力、驻扎位置，详尽地标示在地图上。

第一个知道要对蒋动手

1936年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张学良的官邸就扣蒋计划、行动时间、任务分配等事宜进行了两次协商。最后确定了三件事情：一、决定于12日凌晨4点在临潼、西安两地同时行动。二、为了侦察蒋的行动，凡是蒋与南京和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通过张学良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与各方面的通话内容和其他方面给蒋的电话报告。在预定行动时间以前，如果发现蒋有察觉，或有移动，或有特务等其他方面向蒋告密等情况，临时准备以两个加强连立即由西安出发去临潼扣押。如果由西安派兵来不及，就命令驻临潼县的刘多荃部执行扣押任务。三、如情况无变化，12日凌晨在临潼扣蒋的任务，交由十七路军指挥可靠军官和得力部队担任（以后考虑夜间十七路军去临潼，怕与东北军发生误会，重又决定：由张学良负责临潼捉蒋，杨虎城负责扣押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和城内警戒）。

这天下午，打电话在临潼召见张学良，直到晚上8时，张学良才回到西安，参加由他与杨虎城联名在新城大楼为军政大员举行的晚宴。

10点左右，宴会散场之后，杨虎城打电话叫孔从洲去见他。

刚进杨虎城的客厅，杨虎城直接就问，“这几天演习得怎么样？街道情况都弄清楚了吗？”

孔从洲从皮包中取出地图，摊开在茶几上，杨虎城走过来认真地看着地图上标注的中央军、警察、宪兵的和武器装备情况以及各自人数和驻扎所在。杨虎城一边看一边赞许地说，“好！很好！全城的情况，你查得很清楚，他们的位置一看就明白。”

看完地图后，杨虎城坐到沙发上，让孔从洲坐在他的旁边。他看着孔从洲，表情异常严肃地说，“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唆东北军和我们十七路军的关系。这次他到西安来，表面上是打共产党，实际上也是一箭双雕，也要干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也为了部队的前途，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日。我和汗卿（张学良）一起，多次向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他放弃打内战的政策，领导全国抗战，可以说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不得已，只得采取兵谏。我和张学良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我们决定，就在今晚动手，你的意见如何？”

虽然孔从洲已经预感到要有大事发生，但听到要扣留时，仍像空中炸响了惊雷一样。他没有想到行动就在今晚。他抬起头，看到杨虎城充满期待与信任的目光看着他，便毫不犹豫地说，“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一切听从主任的命令！”

“叫你去捉，你敢吗？”杨虎城问。

“敢！什么时候去，决不含糊！”孔从洲异常兴奋，眼睛放出光彩。

杨虎城欣慰地看着孔从洲，“好！好！我是打个比方，并不是叫你去捉！你的任务是西安城防，担子很重的。你先到副官室等着，等会儿我再叫你。”

孔从洲退出客厅，走到副官室。此刻，他思潮翻滚，心绪难平。杨虎城的心腹爱将不止孔从洲一人，但杨虎城把捉拿的计划第一个告诉了他，这种信任不是对他所有心腹都能做到的。直到晚年，孔从洲总对人讲一句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虎公！”

那天夜里，杨虎城叫来孔从洲后，又将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和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叫来，告诉了将要采取的行动，并和三个爱将一起研究了行动计划。

随后，杨虎城说，“我和张副司令决定，部队在明天（12月12日）凌晨3时部署完毕，4时开始行动。你们注意，也就是今天后半夜动手，争取在明早8时以前结束战斗，10时恢复城内外正常的交通、社会秩序。”

惊心动魄的捉蒋之夜

孔从洲离开新城大楼回城防司令部之后，孙蔚如、赵寿山等人和杨虎城一起等待张学良的到来。将近午夜12点，还不见张学良的身影，杨虎城开始着急起来。他心中暗想，张学良会不会把他出卖了？东北军内部会不会走漏了消息？会不会有所觉察已经逃往潼关了？

直到12点过后，张学良才和他的十多名文武官员来到新城。一踏进杨虎城的内室，张学良就笑着说，“虎城兄，干不干？不干就去取绳子，我将我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

看到张学良到来，杨虎城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当然干！”

接着，张学良和杨虎城相互交流了准备的情况，并着手研究具体的行动细节。新城是唐代皇城，后为明代的秦王府，城墙坚固，易于警戒。张、杨即将临时指挥部设在这里，张学良任总指挥，杨虎城任副总指挥。他们还组织了个临时秘书处，负责管理来往机要文电，起草通电草稿。

12月12日凌晨，所有参战的部队都在屏息待命。4时整，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划破古城的夜空，西安和华清池方面同时开始行动，由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正式爆发了。

由于事前做了周密的侦察部署，孔从洲部在西安的行动非常顺利，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曾旷情、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被逮捕。公安局长马志超化妆成人力车夫，乘乱溜出西安。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平日作恶多端，生擒后被愤怒的士兵当场枪毙。前一夜才赶到的中央军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西京招待所被捉，他的部队被解除武装，一小部分逃入秦岭。

战斗结束后，孔从洲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驱车直奔新城大楼。刚跨进客厅，孔从洲就被现场紧张的气氛惊呆了。每个人的表情都异常的严肃，划根火柴，似乎就能让空气燃烧起来。

赵寿山迎面走过来，在孔从洲耳边轻轻地说了句，“跑了，没有捉到。”

孔从洲大吃一惊。

杨虎城正在和张学良分析逃跑后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看见孔从洲进来，命令道，“你立即带部队乘坐汽车赶到骊山以东，在临潼和蓝田之间的油坊街布防，严密封锁，决不能让逃掉！”

孔从洲不敢迟疑，他深知逃跑可能带来的复杂后果,立即带了一个营出发。但是，刚到油坊街，正在指挥部队下车的孔从洲接到杨虎城的电话，告知他已经捉到，让他返回西安。

孔从洲返回西安的时候，被捉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古城。

“西安事变”当天，张、杨就致电中共中央，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到西安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扣蒋善后事宜。

等中共代表到达西安时，杨虎城把孔从洲介绍给。紧紧握住孔从洲的手对他说“你好年轻，就挑如此重担了。”

那时的孔从洲将军年仅30岁。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孔从洲负责等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的安全保卫工作，和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一起制定西安城防计划，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