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日本

当我漫步在伊豆半岛那充满浓郁日本情调的小镇的时候，午后阳光照射着青石板，散发出古老的味道，竟使人回味故乡的石板街。石板街两边的木板店铺和挑起的遮阳布帘，完全使我沉醉在《清明上河图》的情境中。日本，的确是一个单凭嗅觉就能闻出中国传统文明影响的奇怪的国度。

但是，听着叽哩呱啦的日本话，看着迎风招展的太阳旗，一种莫名的警觉告诉我，这是一个经常会使中国人产生错觉的地方。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日文化同源同种，似乎更应该有相互的亲近感。但近代以来150年的历史昭示我们的，却是另一种日本，一个和唐时日本完全不同的日本。

日本1万元的纸币上，印着一位名叫福泽谕吉的肖像。这位被称为日本启蒙思想家的人物，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正是这位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在1875年著《文明论概略》时，就已经明确论述了中国和日本文明的差异。而在此书出版后130多年，国人还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化同源同种，说什么必然会和平共处。

福泽谕吉认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实行专制政治以来，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与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而日本并非如此。

他说:“然而，(日本)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

福泽谕吉认为，“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并不像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而是自然地把他看作凡人。这样，至尊和至强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提出此观点的前一年即1874年10月，因为和日本人谈判而了解了日本狼子野心后，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断定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极力主张创建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用军事力量牵制日本。当总理衙门大臣们主张用“大信不约”的理念作指导，不和日本签订任何条约的时候，李鸿章极力主张和日本签订中日近代第一个条约，以此确定二者的现代化关系，用条约约束日本。但是，洋务派的思想从总体上而言，达不到福泽谕吉的深度，因此，也没有他那样的气魄彻底断绝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是最终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纲领。

福泽谕吉在发表上述主张10年后，把他的思想发展成为影响日本100年的国策主张，这就是著名的“脱亚论”。1885年3月16日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短文《脱亚论》，积极地提倡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明确提出“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并且用他们的方式处理对东亚邻国的关系!

此后数十年，一个完全不同于东亚传统国家的新日本，在民族毁灭和毁灭其他民族的企图中，逐渐破壳而出。

中日当代之关系，进入一个需要重新洗牌的阶段。日本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和我们的不同，因此推导出民族现代化之新途。中国沉醉于一种想像的逻辑中，不情愿地接受着日本不是东亚国家的残酷现实。

伊豆半岛的石板街上，依然萦绕着川端康成笔下的留下的凄美爱情绝唱。日本人的文明中，的确有东方的情调。但是，除了汉字和吴音对其文字语言的影响，中国的文明已经很难在日本找到继续扎根的理由。日本人可以为樱花凋落的情景落泪，但也可以在午夜的电视节目中播送完全不符合儒家传统的片断。他们对中日文化同源同种的历史说教，报以冷漠的哼哼。

要对付一个只认力量大小而并不看重民族之间的情感的群体，惟一的办法，就是抓住当下最为关键的发展机遇，把自己做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