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筑艺术对人体的意象和仿生研究

一、原始建筑是宇宙意识和人体意象的载体

关于宇宙、建筑、人体的思考渊源已久。古老的开天说中化身万物,寓意着自然为人体所化育;《黄帝宅经》中也有比附之辞,“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 ,恰与之相呼应。可见中国哲学遵从的是天与人一体的观念,即天人“相类”、“合一”,建筑则是诠释此二者关系的实际承载体。先民择居和营造的朴素动机,在于与自然抗衡,对宇宙而言建筑代表了人体,对人体而言建筑代表宇宙,因此,宇宙即大建筑,建筑即小宇宙。对此,宗白华先生指出“中国人的宇宙概念与庐舍有关”。高诱也依据《说文》和《淮南子》将“宇宙”注解为“宇,屋檐也,宙,栋梁也”。宇宙之意,又有“上下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昼”的解读,前句表述了建筑的物态空间,后句指人类朝夕出入于建筑的行为所引申的时间观念,此处宇宙是指以人工建筑和人体活动为参照的“时空”概念。宇也谓为“六合”,暗含包容封闭之意,而建筑的形态无论是早期的穹窿状雏形抑或后世的方盒子,都具有包围、佑护的特质,人居其中足以实现与外界对抗的最大消解,由此带来的强烈安全感,又似母体的胎育状态。聚落选址也遵循着圆形围护式的地形感受,背山面水、左辅右弼就是最佳的风水基准。

因此,建筑实质上是以人类自我为主体的对世界的感知,及对人体意象的仿拟,如苏珊·朗格所说“建筑创造了一个世界的表象,而这个世界则是自我的副本” ,这一点被显着地存留于语言文字中,成为典型的文化学现象,尤其可见于汉语中建筑构件的人体命名,如建筑的骨架、骨干、脊椽、额枋、叉手、托脚、勾心斗角、门楣、门脸、门簪、耳房等;甚至建筑方位也是人体的自我参照,由此产生了上下、左右、前后、里外等空间观念。反之,人体称谓也多以建筑命名,如脊梁、天庭、耳廓、印堂、内壁、子宫等;包括中医穴位的借用,如中府、太仓、命门、风池、步廊、神门、意舍等;这些无不是人类头脑中潜在的、最原始的身体经验图式与建筑的投射。建筑格局中的人体意象更为显着。佛塔多以曼荼罗图式为平面,实际上隐含着一个盘卧的人体形态。颐和园,被喻为人体内景园,如智慧海对应人脑,排云殿是喉部,云锦殿、玉华殿为两耳,宿云檐喻面部,知春亭为心脏,龙王庙喻肾脏,赏玩之中可达到六腑安和、五脏生华的境界。至于民宅的人体对位更为普遍。四合院往往以“法人”为思想,在布局上“中厅为身,两房为臂,两廊为拱手,天井为口,看墙为交手”。无独有偶,西方建筑格局的人体对位同此,基督教堂的十字平面被比拟为展开的人体,唱诗班位居胸部,左右侧厅作两臂,中殿是下半身,后堂神坛象征大脑,以建筑的语言完好地诠释了基督教关于上帝是宇宙的大脑、万物是宇宙的躯体的哲学宇宙观。正如阿德里安·斯托克斯所说:“建筑与人的形体被当作至上的比喻,在一个规则中被联系在一起” 。

二、建筑构件对人体形态和结构功能的艺术抽象

人体仿生不仅影响建筑空间,还衍生出经典的建筑构件。西方五大古典柱式和中国传统的木作斗拱,皆源于对人体的艺术化抽象。以人体充当建筑结构的现象,可追溯到史前建筑奠基的人殉陋习。人像柱即是这一陋俗的遗痕,用以替代真实的杀殉,并逐渐演化为重要的结构形式,兼具巫术装饰和力学承重的双重意义。在《建筑十书》中维特鲁威结合历史又补充了负重惩罚一说,其中以异族女像柱最为代表,但已脱离了人祭的僵直模式,以微曲的体态完美地诠释了女性的婀娜与端淑。在希腊主流文化的颂扬下,人体造像成为不可或缺的建筑装饰手法,人像柱也成为西方古典建筑的构件之一。至文艺复兴时期,具象的柱体经高度抽象定型为五种样式:多立克柱线条刚劲,对应男子的身形,爱奥尼柱是女子身形的模拟,科林斯柱神似少女的曼妙身姿,另有朴实的塔司干柱和混合式柱。人像柱与建筑风格的协调,共同构筑了完美的结构图式。中国建筑史,也经历了由“人牲”到“俑”再到“人像柱”的仿生衍化。殷墟入口的武士遗骸被视为门神的早期形式,而最早的人像柱实物却罕有保留,只在汉画像中略有记载,如武氏祠的大力士石刻柱,是以手和头承托屋顶的写实人物,其体态侧曲,富有张力;四川柿子湾汉墓的人像柱,是典型的汉代服饰特征,其手法写意,身体正立,两臂呈对称托举,已初具立柱的态势;至汉魏时期,形象渐趋抽象,两臂演变成曲拱,手与头成为斗拱的升和小斗,胸部成为栌斗,手腕关节成了斗下的皿板,此时,斗拱的基本型制初见端倪,已脱离人形束缚,转变为具有人体造型和机能特质的建筑构件;而层层相叠的斗拱,其铰打叠斗的构造实质上是对人体脊柱的仿生,有“层栌”之称,虽然单元个体精小,但作为最关键的力学支撑组件,它以精妙的构成发挥极大的承托作用,并突破自身结构价值,兼备缓震消能的重要意义,富有老子“以柔弱胜刚强”的哲思观念。 东西方人像柱经由相似的演变过程,抽象为各具特色的建筑符号,二者对人形、人性的艺术化传达,及其与建筑的协调、功能的维护等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谓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