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

摘要：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思想；矛盾性；纯求客观；史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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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21―03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著史不多，却是中国近代举足轻重的史学大师。人们在肯定傅斯年史学成就的同时，也对其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提出了许多质疑。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为何具有矛盾性?怎样来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本文试图予以解析。

一、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观点之间自相矛盾；二是其史学主张与自身的治学路向之间存在矛盾性。

首先，我们来看其史学观点中的矛盾性。

傅斯年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便是整理史料，把“史学”与“史料学”等同起来，明确提出了反对“著史”、“疏通”和“推论”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傅斯年1928年为史语所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多次提到。如“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明确表达了区别于以致用为目的的“伦理家”和“文章家”而纯求客观的“史料学”主张。又如，傅氏提出“照着材料出货”的史料学研究方法，明言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显明”；“推论是危险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它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这里，傅斯年再次表达了与史观论决绝的态度。再如，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又一次以不容争辩的语气强调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表达了对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反感情绪。由此看来，傅斯年反对著史、疏通和推论的史学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但是，傅斯年在大约同时和以后的一些言论中又表达出对“著史”、“疏通”和“推论”事实上的赞同。比如，1929年，他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时，曾得出如下结论：“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显然，傅斯年不仅赞同著史，而且把著史当成了一种可以进步的“事业”。又如，傅斯年在谈到文学艺术“品类分别”标准时说：“疏通致远者为达，局促于遗训或成体或习俗而无由自拔者为鄙，能以自己之精灵为力量以运用材料者为通，为材料所用者为陋。”傅斯年在此对“通达”和“鄙陋”的界定充分表达了“疏通致远”的史学立场。显然，傅斯年的史学观点自身带有一定矛盾性：一方面反对“著史”和“疏通”，另一方面又说“疏通致远者为达”；一方面强调史学的史料学性质，另一方面又表明“为材料所用者为陋”。这种矛盾性显然令人颇为费解。

其次，傅斯年的史学观点与其治学路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性。

如前所述，傅斯年是反对著史、疏通、推论和致用的，但其史学实践却多有推论与疏通，目的即是致用。如《夷夏东西说》中就有大量的主观推论，旨在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东部而非源自西方。《东北史纲》中甚至有些推论缺乏严密的逻辑基础和有力的史实证明，其目的只为证明满蒙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显然，傅斯年撰写这些文章，无论是方法上还是目的上都偏离了其客观实证的史学主张。又如，他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一文中强调，对历史事件“不能作抽象的概括命题”，但作教科书的人“可以根据某种观点，作严密的选择”。虽然只是选择，但选择是要“根据某种观点”的，选择的主观性显而易见。再看看傅斯年从历史教育的目的出发，提出的三大“选择原则”：一是把历史知识当做“人学”；二是注重国民训练；三是突出文化演进之阶段，民族形态之述状。谁能说傅斯年的“选择”方法没有偏离纯求客观的史学主张?由此不难看出，傅斯年的史学观点与其治学路向之间存在矛盾性。

二、傅斯年史学思想矛盾性的原因分析

(一)纯求客观的学术追求本身具有矛盾性

傅斯年在学术上纯求客观的史学追求使他获得了“资料主义”的称号。虽然他在事实上已经明显意识到史观和主观的价值观对研究工作的影响，但他要努力将这种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想以客观为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观，一旦完全把客观放弃了，那真不得了”。放弃客观之“不得了”的结果迫使傅斯年由“史学”退居“史料学”，矫枉过正地提出“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反对普及与致用”等纯客观的考证主张，认为只有回到史料的层面，才能趋近客观。显然，这一学术追求本身具有矛盾性：其一，任何一种史学不可能等同于史料学，它们具有不同的目标、内容与表现形式；其二，即使是史料学，其史料的选择仍然依赖于人，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其三，任何一种客观其实都是相对的，纯客观是不存在的。

但从傅氏所追求的史学客观化和科学化的目标来看，则其反对动机却是可以理解的。再如，其“史料学”主张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提出：一是针对将史料考证与史学区隔为二的学术氛围；二是针对学界避实就虚而片面强调史观和致用的时代流风。说到傅斯年史学主张与治学路向之间的矛盾，罗志田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傅先生留下的多数关于史学方法和研究取向的言说，稍成系统者，都是针对后学的，不完全代表他自己的治学取向。傅氏自己也言：“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不无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显然，傅斯年认为针对他人立言和自身的研究取向是可以有所不同的。由上观之，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首先来自于其纯求客观的学术追求的矛盾性。

(二)尖锐的时代冲突必然带来思想的矛盾性

自从梁启超创立了资产阶级“新史学”后，近代的众多历史学者就在为其如何“科学化”而努力。西方主张科学化的史学思想与方法成为中国史家“科学化”努力的重要借鉴。然而，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和近代中国政局的剧烈动荡下，中国近代史家的努力陷入了一种非常矛盾的境地，尖锐的时代冲突让他们非常纠结，傅斯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现实中的西方世界观、价值观与政治、经济、文化诉求，严重伤害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在学术追求与民族关怀的矛盾面前，任何学人均无法洁身自好和独善其身。正如施耐德先生所言，中国近代史学承载着远超出“求真”、“还原”等学术追求之外的重

负。一方面，史家们努力寻求对中国历史新的理解，以使中国获得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至少平等的地位；另―方面，他们还必须且只能在历史传统和当时环境的双重背景下维护历史的延续性。在这种尖锐的时代冲突的影响下，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必然存在矛盾性。

(三)爱国至上的价值取向导致行为上的矛盾性

傅斯年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这种爱国情怀支配着他的一切思想与行为：为纪念中国古代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唐朝爱国将领刘仁轨，他给儿子取名“仁轨”；第一个研究甲骨文字的罗振玉本是傅斯年敬重的一个学者，因拥护被傅斯年骂为“老贼”，且拒不承认其固有的学术地位。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客观实证，他将史学的最高境界界定为“追求客观化、实证化和真实性”。正因如此，他鲜明地反对“疏通”、“推论”、“著史”、“致用”，声明“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但在爱国情怀的驱使下，傅斯年的治学路向却存在大量“推论”、“疏通”以求“致用”目的的实际表现。当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我国东三省，企图霸占我东北国土时，傅斯年毅然放弃“证而不疏”的史学立场，苦心撰写具有鲜明史观的《东北史纲》，以证明东北三省从来就是中国的固有国土。这种以爱国为最高准则的价隹诹向，自然在特殊时代导致了他史学思想与行为的矛盾性。

三、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尽管存在矛盾性，但这种矛盾性无论从时代背景来说还是从学术追求来看，都具有一定合理性，同时对我们今天治史也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傅斯年追求客观真实的史学思想值得充分肯定。

傅斯年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危机四伏、内乱不止、民不聊生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界存在避实就虚而片面强调“史观”和“致用”的时代流风。傅斯年本着矫枉过正的良苦用心提出追求客观实证的“史料学”主张，深刻影响着“史观派”和“致用派”，一定程度遏制了虚浮的学术歪风，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此外，傅斯年追求客观真实当然离不开考证，而考证以“精”为贵，崇尚“小题大做”，这种考证作品具有“不是专门的人读不了”的特点，严谨而科学，一定程度上使史学保持了客观真实性。故这种强调客观实证的“史料学”主张有其合理性，值得肯定，即使今天也应引起治史者的关注。

其次，在民族面临深重灾难的大背景下，任何学术追求必须让位于国家和民族利益。

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既承受了传统的知识和价值，又吸纳了西方的科学和思想。他们内心如何处理传统与西方的价值，总是充满矛盾和困惑的。值得欣慰的是，近代知识分子大多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历史担当，他们的骨子里是传统的，即使吸纳西方学问也是理性而自觉的。傅斯年就是如此。当求真的学术追求与传统的爱国情怀产生矛盾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满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再去实现二者的统一。这种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始终置于一切价值追求之上的做法，既是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积淀，又融入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新的时代追求，值得当代学人学习和继承。

当然，傅斯年纯求客观的史学思想是有局限的，事实上也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其纯求客观的“史料学”主张常常有偏执的成分，如果不明其特别的立意，是很难理解他的真实意图的。比如，他在《工作旨趣》中提出“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据他的学生回忆“傅先生治所之道的一端是新进人员两年内不许写研究论文，只能读书”。这就极易使人产生误解。

综上所述，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表现出来的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追求的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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