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哪儿来?

“我从哪儿来？”这是一句带着哲学意味的自问。

如果大而化之地回答，都可说来自娘肚子，但在中国社会的语境里，多半指一个人的出生地或者籍贯。中国社会特别重视籍贯，有些人一辈子恐怕没回过老家，但在各类报格中填写“籍贯”一时，写着“四川某地”“福建某地”。按照明清两代的规定，籍贯必须填五世祖的出生地，出了五代，才能改籍贯。一些人在外地做官，儿孙随其在外地长大，科考时依然要回到故乡应试，否则就是舞弊。这个看起来不近人情的规定，是清代咸丰年间广东土客械斗的导火索之一。一些客家人到某县已经三四代了，其子弟仍然不能在当地考秀才，当地土著则当然要想办法阻止这些外地人落籍，来和自己的子弟争夺“高考招生”名额――因为每一县录取的生员是有限额的。

我在儿时总听长辈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我家在1952年时属于湘中大县邵阳，这个县在1929年人口普查时就有132万人。故乡的家族，十有八九说自己是江西迁来的，有些家族有族谱可查，有些家族则是口口相传。

1985年我的家族四修族谱时，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生，在学业之余，将刚修撰好的族谱看了一遍，族谱记载吾族乃宋朝熙宁年间从江西吉安前来，对此我深信不疑。

前不久，看到一本民国时出版的《湖南人由来考》，谭其骧先生所著。这本书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了“江西填湖广”所言不虚，邵阳县、武冈州属于宝庆，因此可以说，我的家乡宝庆府的社会状况是谭先生研究湖南人由来最主要的依据。谭先生研究表明，宋以后湖南的土著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外来移民知原籍者，来自江西的占九成。其他州县也差不多如此。也就是说，宝庆府（包括今邵阳市全部和娄底市大部）在清代中晚期，70%左右的居民是宋代以后从江西迁来。

可当我翻阅《宝庆府志》后，对自家族谱的记载发生了怀疑。该书第三十四卷“氏族表三”记载了我的家族：“田李氏，其先曰千，金陵人，洪武三十一年徙邵阳新宁二都。”并附记了此后至道光年间修府志时，这个家族出了“乡贤一人，进士一人，举人四人，贡生二十八人”。

主持编撰《宝庆府志》的是清代著名的学者邓显鹤（新化人）和邹汉勋（新化人，今属隆回县），两人都有举人功名，治学态度非常严谨。邓一生搜集地方先贤的诗文，并主持整理了《船山遗书》，是光大王夫之学说的第一人。魏源和邹汉勋等人对他以师礼事之。邹汉勋是中国近代舆地学的奠基人之一，博闻强记，当时附近州县的士林有此说法：“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近似一部活着的百科全书。他们的记载显然更可靠。而我家族谱同样载明来邵阳的第一位先祖是“千公”，和《宝庆府志》相吻合。那么宋代熙宁年间来自江西之说从何而来呢？

第四次主修我族族谱的席圭先生，和我高祖一辈，抗战时投笔从戎，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成为同乡廖耀湘将军的部属，远征缅甸。“”后落实政策，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四修族谱。五年前已魂归道山，家族其他还未凋零的长辈，更不可能回答这个疑问。

我族现在这套族谱的第一次修撰是同治年间，上距修《宝庆府志》已有差不多三十年了。那么我的分析是：很可能因“合谱”造成了迁出地的混乱。从宋代到清初，外地移民陆续迁入湖南宝庆府。而李姓是汉族人口中第一大姓，那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地方的李氏族人迁到同一个地方，寒来暑往，鸡犬之声相闻，因同一个“李”字而彼此情感增进，更为了和其他姓的宗族竞争，本非同一源头的各支李姓人，决定“合谱”，统一为一个宗族，如此就力量强大得多。那么迁入地只能择其一，而在我的家乡，从江西迁来的李姓人占绝对优势，而我们这一支从南京城迁来的势单力薄，而且非勋戚官宦之后，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跟着变成“江西迁来的”。明初定都金陵，为稳定统治的需要，朱元璋有意识改变首都及京畿的居民构成，从老家淮右迁来许多百姓充实南京及周边州县，而让一些原住民“上山下乡”，远徙西北、西南，我族很可能就是这样过来的。

但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已很难考证了。一些世家大族的谱系，亦不无中断或模糊之处，何况我那个多为世代务农的家族。看来一个中国人，要说清楚我从哪里来，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