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汶川地震报道之剖析

“5・12”汶川大地震一发生，便成了各大媒体报道的重点。其中，《南方周末》的报道尤为精彩，将自己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坚持“正义、良知、爱心、理性”的宗旨，努力做一份以精神缘为纽带的严肃周报，与600万知识型读者一起记录时代进程。

作为发行量达130多万份的中国第一周报，《周方周末》被誉为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公信力最强、版数最多的综合类周报。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其“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的风格独步报林，用自身行动很好地诠释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如今的政治环境下，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值得报界同仁学习。

重现文人论政精神

张季鸾在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机关，不是实业机关。”①可见，在历史上我国报业与各国的不同首先就在于“文人论政”这一点上。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每天该报首栏都有政论文章一篇，首开“文人论政”之风，之后“文人论政”开始兴盛，议题指向国家政党等宏大主题，充分发扬了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直到1948年12月储安平的《观察》被查封为止。再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历次运动、历史事件，富有民族特色的“文人论政”这一传统已经断裂。

文人论政，由于现实的羁绊，已不可能回到历史上的辉煌水准。但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的推进，一个喜人的局面是新闻时评的不断兴盛，民意表达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公共空间。《南方周末》便是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重现了文人论政精神。

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推出“汶川九歌”特刊，用整整36个版报道汶川大地震。其最具特色的是头版，这一天的头版不是什么新闻报道，而是一篇激情澎湃的社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头版是一份报纸最重要、最显赫、最引人注目的版面，最能体现媒体的价值取向和新闻理念，也是最能体现《南方周末》办报特色的。这篇言论发扬了知识分子文化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满怀责任心地指出，“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而“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这字里行间透露着该报的爱国情怀。

政论的政治功能就是政治启蒙。而《南方周末》的创办者恰好将其定位在“启蒙”上――做沟通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桥梁，对读者进行科学与民主的启蒙。5月22日的这篇充满激情的社论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对广大受众进行启蒙，传播着政治的普遍价值和普世原则：以人为本。开篇的“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了整个国家的最强音”。让“人”成为读者视野中的焦点，而接下来的“大地震让我们重新发现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最后“它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执政理念发展的顶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崭新起点”。让“人”的意义得以升华，应成为执政党的基本理念，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走入人权、政治、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之列。值得一提的是，仅在开头三段，“人”这个词就出现高达6次之多，《南方周末》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分享的文化，在精神上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②中国的士（或曰儒生、读书人）一直有清议的传统，“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臧否人物，议论时弊。③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明辨是非，敢言直谏，这种传统中国读书人身上的风骨是“文人论政”本土的精神源头，而《南方周末》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办报和经营管理人才，这些知识分子用实际行动体现着精英文化的社会教化使命和价值范导的功能，用一篇篇笔锋常带感情的言论制造舆论，与其他动力形成合力，一起推动着中国步入现代文明之邦。

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较好统一

与以往相比，“5・12”可以说是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以往的突发事件报道，常常是非主流媒体冲在前面，主流媒体落在后面，这是因为主流媒体要在第一时间将突发事件迅速向上级汇报，而不是马上报道，上级掂量评估后才能决定报还是不报。除了信息时效性差之外，以往信息方式的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以往灾害新闻报道是按指导性原则处理的，强调宣传价值，忽视新闻价值，所以报道的核心是救灾的人，着重推出典型报道，而不是灾害本身，由此出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老教授王中同志提出的为什么地震、水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现象。但这一次汶川大地震却是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5月24日，总理在映秀镇的废墟上主持记者招待会时说：“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正是由于新闻记者的专业精神，媒体在国家整合功能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都在媒体的作用下凝聚起来，团结一心，抗震救灾。

尊重新闻规律，讲究宣传策略，这一点《南方周末》做得非常好，具体来讲，有两点值得说明。

践行两点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优点，同时也有缺点，有成绩，同时也有不足，所以看问题不能片面，不能绝对化。反映在新闻实践上，就是在突出报道事物某一面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上另一面，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总之，要看到事物的两重性，报道要全面。《南方周末》成功地践行了两点论，报道客观全面，让读者对事物有了较深的认识，实现了其作深度报道时追求的“深入成就深度”。“汶川九歌”特刊第3版的报道《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文章总体来说是一篇正面宣传的文章，颂扬人性之善和党领导抢险救灾的精神，但该文中有一个“人性复杂”的小标题，之下谈到“地震当天，两个商店被抢，其中几个工厂食堂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第二天传出消息，有一伙人准备抢村里的食堂”。之后还写到武警同志如何制伏抢粮的领头分子。这些报道让读者对地震发生后营救部队尚未到达前的汶川面貌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抢粮食”之类看似负面新闻，实则让受众认识到汶川此时的残酷性，同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此时的人性之善是多么珍贵，而党领导的工作又是多么的及时有力。有些人认为，正面宣传不能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否则有损正面宣传的效果。其实，这种想法恰恰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利于增强宣传效果。如果在上述这篇报道中，记者和编辑忽视事物的两重性，只讲好的，不提问题，即只颂扬人生之善和党领导如何抢险救灾，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新闻的可信性降低。读者可能会嘀咕：“这一切是真的吗？”“既然一切这么好，我们也就放心了。”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不能有效地激发民间的救援力量。

形象化的宣传策略。作为省委机关报主办的系列报，《南方周末》是，必须承担起为党宣传的任务。但传统而单一的宣传意见、传递政治信息的方法在如今多元化的社会中已逐渐不为公众所接受，《南方周末》在形象上做文章，其宣传策略可圈可点。在上述《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这篇报道中，题下是一张5月20日河坝州委为地震遇难者默哀的四栏大照片，对党领导闭上眼睛深情默哀的场面进行特写，显示了他们关心百姓、执政为民的理念。5月29日《南方周末》“大地震现场再报告”的第2版刊发了其独家专访四川省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的报道《“我下跪不是内心有愧”》。5月25日，百余名遇难学生家长手捧孩子遗像，列队徒步前往德阳市，要求市政府追查教学楼倒塌的真实原因。途中，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四度跪下挽留未果。当官的给老百姓下跪，而且达四次之多，这可是天大的新闻啊！不知情的公众知道后，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个官没当好，怕上级治他的罪，才下跪求百姓不要上诉。这种官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在灾难时期有巨大的抹黑作用。《南方周末》此时对挽回党和政府的颜面、维护党和政府的尊严及威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用独家专访的新闻形式在第2版为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制造话语空间，澄清了有关他的种种非议。通篇报道看下来，他不仅无罪，还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官，下跪是怕引起大面积混乱，而且承诺，绵竹的专家一律不参加房屋鉴定，绝不姑息护短。这些来自被采访人的、形象化的语言让读者更易接受官员形象，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将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体现了媒体的喉舌功能。

建设性的舆论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由于它具有特殊感染力、震撼力，比之一般正面的宣传报道，往往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④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新闻媒介的一大重要功能，所以新闻媒介在报道中要注意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呼声，真正体现来自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南方周末》作为发行量突破130万份的中国第一周报，其魅力就来源于讲真话，而且会讲真话。有学者认为，“综观国内诸媒体，目前在舆论监督方面做得最为突出的就是《南方周末》”。⑤其特点是有理性，“在批评建议的基础上多预设解决方案，具有更多的建设性”。⑥总体来说，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中的舆论监督，《南方周末》除了上述特点外，最大的闪光点是将其提高到了文人论政的高度――中国应将开放透明进行到底。

在汶川大地震中，某些豆腐渣工程震动中国，夺去了不少学生的鲜活生命。《南方周末》派去记者深入调查，写出相关的调查性报道，让事实暴露在公众面前。5月29日，其A3版推出《建设部专家认定聚源中学是问题建筑――聚源中学倒塌悲剧调查》的报道，题下文中的四栏彩色大照片尤为醒目，泪流满面的众多母亲拿着各自孩子的照片在聚源中学的废墟前悼念着，而报道中的“这曾让前来救援的国家地震救援队的队员难抑愤怒：‘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钢筋！’”这种激情文字和彩图一起给人一种震撼，读者可能会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将相关责任人绳之于法。可《南方周末》并不仅仅偏于情绪化、止于问责，而是从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在愤怒谴责社会丑恶时，注意引导读者对事物现象进行深层全面的思考，从而把舆论监督上升到建设性高度，使读者的思维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泄愤上。在这篇调查性报道中，文章对聚源中学的倒塌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是选址不对，其次是教育投入匮乏造成，让读者对此有理性的认识，对教育发展体制和政策作出思考，文章还借成都市教育局普教处处长何荣之口，提出建议“国家应对‘普九’时期建在地震带上的教学楼作一次全国范围的普查和维修”。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对学校师生、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是有意义的。

评论是《南方周末》进行舆论监督惯用的匕首和投枪，而在这次大地震报道中，《南方周末》的评论还展现了文人论政的风采，将舆论监督的意义升华了。5月29日的本报编辑部文章《将开放透明进行到底》就指出：“不开放竟可以致人死命，不透明竟可以致人死命，大地震用无数的生命尤其是成千上万个孩子的生命作代价，给我们上了这一课”。这样的言论直指国家政府这样的宏大主题，直指其体制上的不足，是一种充满正义和良知的呐喊，“在这次大地震中倒塌的不只是豆腐渣建筑，倒塌的更将是旧机制”。在这样的舆论监督下，相信汶川震痛一定会痛出一个开放透明的新中国。

注释：

①③傅国涌：《“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社会科学论坛》，2003（5）。

②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2）。

④王强华、王荣泰、徐华西：《新闻舆论监督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田秋生：《〈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特色》，《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5）。

⑥明洁：《力度・厚度・广度――〈南方周末〉评论特色》，《新闻知识》，2006（6）。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贵州民族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