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中国式陪审

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于2005年5月1日施行。在实施两周年的今天，回归程序法的视野，再度省察中国式陪审制度，我们发现，新施行的人民陪审制度，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权利、任务、价值、性质等各方面，都存在着误区，阻碍了陪审制度目标的实现。

中国式的陪审发端于革命战争年代，当时带有强烈的政治功能，就是团结底层人民，参与民主斗争。后来我国的陪审制度又受苏联影响，实际上走的是大陆法系的模式，但又跟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存在差别。在定性上，中国式陪审把陪审员定位为非专业法官，实际角色却是“编外法官”。陪审员的选任条件被大大提高，是为了保证人民陪审员在适用法律上也发挥自己的作用。可根据我的一些调查研究，它在实践中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提升司法民主，而且也没能显著地提高诉讼效率。人民陪审员制度对程序正义有一定的推动，但本身存在程序上的问题，而且，过于关注实质正义也使陪审制度功利化色彩浓重。人民陪审制度的出发点可能是保证公民参与司法的权利，但由于制度设计的疏漏，使之有可能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立法者试图让人民陪审员来缓解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压力，同时也解决法官审判工作的压力，虽然目前不能说是完全失败，但至少是不成功的。新推行的人民陪审制度没能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倒像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回顾人民陪审制度的出台，也许可以看出点端倪。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是在整个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既要解决司法的公正问题，又要解决司法的效率问题，而庭审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陷入失败的泥沼。 因此，陪审制度的改革多少担负了“解司法改革于倒悬”的任务，而这可能是它不能承担的重任。虽然《决定》是由最高立法机关的，但最高司法机关却是最有力的“推手”，而司法机关作出的立法，因为视角上的偏差和利益上的纠葛，可能会存在一些体制内难以克服的硬伤。

陪审制度在人类司法制度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成为公民维护司法公正的象征。陪审制度的产生，源于市民社会对“自然正义”的渴求。早期的日尔曼法粗糙而简单，司法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都很低。当神判的权威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之时，强大的集权政治并未在欧洲建立，司法权威于是借助陪审制度得以重新确立。无论是早期的“邻人审判”还是后来的“陪审团”，以及后来的“参审制”，都包含着以公民参与来保证司法公正以及确立司法权威的目的。但是，随着法律的确定性和法院权威的提高，陪审员的价值在逐渐削弱，它逐渐沦为一种仪式，成为民主的标志和司法公正的图腾。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制定法的精密化，法官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陪审员很难再有作为，陪审员变成了“参审员”，陪而不审、走走过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有的国家干脆抛弃了陪审制。而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又因为成本极其昂贵，程序非常冗长，而在不断地限缩适用的范围。目前主要在刑事重刑案件的审判中使用。

陪审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是否还有生命力，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但本文关注的是，陪审制度在我国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举凡赞成陪审制度继续存在的理由，不外乎司法民主、审判公正、实现正义等“大词”，但这些价值的实现，真的必须仰赖陪审制度么？如果非要给人民陪审制度“向左”还是“向右”定一个路线，笔者倒是觉得，应该站下来看看，到底我们要不要这个制度。

首先，司法民主并不需要人民陪审制度来实现。很多人对民主一直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民主就是让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决策。其实直接民主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更多的时候民主是靠代议制的机构来实现的。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通过代议的方式实现立法的民主。同样，司法民主也可以体现在诸如法官是通过人大选举或者任命、法院院长要向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审判是向社会民众公开的、诉讼双方当事人要充分参与、合议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等方面，并不一定要普通公民参与审判。如果现行的能体现司法民主的措施并没有贯彻落实，那么增加一项人民陪审制度又有何意义！

其次，审判公正也不需要人民陪审制度来体现。审判的公正表现在程序的公正和结果的公正，前者有三大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后者有辩护制度、审理公开制度、上诉制度以及法官责任制等来保障。如果我国的程序性规范在实践中被普遍遵守，不公正的裁判可以在有效纠错机制内得以纠正，人民陪审制度并没有多大的必要；但如果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已无公正性可言，人民陪审员又能改变什么？不去反思司法改革中的体制弊病，寄希望于陪审来改变可能存在的司法危机，这实在是陪审员“不能承受之重”。

再次，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并不能由人民陪审员满足。我国司法实践最需要的，在笔者看来，主要是提高法官的素质、诉讼的效率和司法的权威。人民陪审员的素质再高，也难以取代高水平的法官。而司法的专业化和法官的精英化，将使可胜任的陪审员越来越少。诉讼的效率要求更多的案件实行无陪审员参与的简易程序，陪审员消耗的司法资源增加了诉讼的成本，将加深业已存在的矛盾；司法的权威来自法院的地位和法官的地位，来自判决的执行力。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并不一定能增加我国法院的权威，甚至有可能导致诉讼当事人对法院权威的质疑，非法律专业的人民陪审员有决定当事人命运的权力吗？如果人民陪审员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专长，完全可以以专家证人或者专家辅助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不一定要以专家陪审员的身份出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是在资格选任、权利分配，还是价值追求上，其实都已经完全脱离历史上的陪审制度，演变成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

陪审制度的改革是近年来“为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的大举措，其出发点是好的。但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制度，却未必能承担它被寄予的厚望。《决定》实施两年多来的实践已经表明了，现实制度的运作与预期的目标相距甚远。